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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1年第2期  
 
目 录

卷首语
·两种发展观
 
·报刊的动态管理
·我写《明代出版史稿》的前前后后
·“采铜于山“的力作
·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将在北京举行
·电子出版的现状与发展
·打 造 品 牌
·注意发挥少儿科普读物的审美功能
·湖北省召开出版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男生与女生》编辑随记
·让“九头鸟”展翅高飞
·试论现代校对学体系的若干板块
·武汉旅游的指南
·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说起
·写在韦译《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
·以弘扬人间正气为己任
·一片冰心在玉壶
·走出古籍出版的误区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上)
·辞书编写的一种有益探索
·再谈“两种编辑”
·宣传促销 不断升级
·市场化经营模式:教材出版的战略选择
·不可忽视发印前的校样整理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
·从《小朋友》到《淘气包》
·当前书店图书分类的特点
·电子出版工作流程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障碍·机遇·矛盾
·关于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的探讨
·农村图书市场重在建设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我看美国图书营销
·面向知识经济的选题策划
·期刊编辑与印刷质量
·编辑可以利用网络做什么
·武汉大学成立出版科学系
·为什么要刊发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
·中国出版行政管理如何百对“入世”
·一校签清论
·制度创新:出版业改革的核心
·正确处理组建出版集团的几个关系
·重视图书出版合同的签订

 

一片冰心在玉壶

范春歌


    朱先生担任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长达三十年,我有幸在他担任系主任的时期在中文系就读。那是1979年,我和刚刚入学的中文系新生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间宽大的教室里,接受朱先生的祝辞。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在中国语言文学界颇有声望的学者。他身材高大,气质儒雅,谈吐谦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那次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给我们上课,这时的他已肩负着主编《汉语大字典》的重任。但能成为他领导的中文系的学生,仍是我们每个学生引为骄傲的,如今依然如此。
    这些年,朱先生虽然没有给我们授课,但是,我们仍从不同渠道打听过他的消息,编典,还是编典。几十年对一种寂寞的学术事业的坚持,令人震动。实际上他一直在传授我们,传授一种学术精神。
    从湖大毕业后我干了十七年的新闻记者,有一年春节,我在母校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和朱先生见面了,而当时我正筹划着又一次远行采访,因为经历多了,深知这种始终伴随我的远征行期可知归期难料的特性,所以在行程之前,探望恩师。二十年前站在讲台上语重心长教导我们的先生已经年近八旬,而当年那个充满梦想求学的少女如今已经年过不惑。这是令我百感交集的重逢。
    学富五车的朱先生简朴的公寓,令我感叹,也就在那次会面中,我得知《尔雅诂林》艰辛备至的编书过程。当时,我就暗暗打算好好写写这批为传承中华文化付出巨大心血的学者们。但是因为出发,这个计划被搁置了。这一搁就是一年,紧接着我又沿郑和当年七下西洋的航线采访,回国休整期间,我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文化频道和文化版面被几乎那些搔首弄姿的影星、歌星占领,而有关中国学术界精英的报道寥若晨星,这种与有五千年文明作底蕴的中华文化极不相称的畸形现象,人们已习以为常。作为记者应该为此呐喊一声了。
    这时,我想到了朱祖延先生,并且为这些年来东奔西走没有顾及这一报道计划而深感内疚。听说主编完《尔雅诂林》这部宏篇巨制的朱先生,又正参加规模与《四库全书》相当的《中华大典》的编纂。我向报社编委会提出采访要求,获得一致通过。
    在去湖北大学采访朱祖延先生的路上,我和同行记者周蕾曾向自己提出一个假设,因为这是一道也会让许多人困惑的价值算式:
    让你付出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劳动,编纂一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注定不会畅销的古书,而且这套书总印数不到二千册,人均稿酬仅区区几千元,还不及一个小歌星的一次假唱。你干吗?
    除了学识渊博的专家能看懂,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它近似一部“天书”,一生恐怕都与它无缘,你的名字远不及那些通俗小说作者在社会上响亮。你干吗?
    十几个编者全年经费只有一万元,遍访全国上百家图书馆,乘船只能坐五等散席,乘车只能坐硬席车厢,住宿在最简陋的地下室旅店,有时还住大澡堂。你干吗?
    工作室没有空调,夏天摄氏40多度还不能开电扇,一阵微风都会让满桌轻若羽毛的纸片飞散,只好将“斯文”放到一边,打赤膊穿短裤,再搭一条白毛巾在肩上,形同汉正街街头的“扁担”。如此十多年,你干吗?
    十四个冬春轮回,四位主编副主编身罹绝症,两人去世两人与死神殊战,每一天看太阳升起都是对生命的慰藉。你会干吗?
    这就是朱祖延先生长年从事的事业的一部分。
    面对这些是对我们自己灵魂的拷问。走在去湖北大学沙湖公寓的路上,寒风中我们两个采访者打了个寒噤,拷问的结果,我们承认很难做到。我们也要发问:在物欲横流的世景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朱先生刚刚搬迁到新公寓,一切还是那么亲切和熟悉,依旧没有豪华的陈设,映入眼帘的是顶天立地的书橱,虽然样式十分简朴,但弥漫着满室墨香。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图书馆。他头戴灰绒帽身穿厚厚的深色棉褛,笑眯眯地站在客厅兼书房中央,像一位老祖父那般慈祥。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印象,一位和朱先生共过事的晚辈曾这样形容,每次见到先生,常使人联想起蒙田的名句:真正的学者就像田野上的麦穗,当它饱满而成熟的时候,它总是表现得很温顺的样子,低垂着脑袋。
    朱先生幽默地说,有人遗憾,这么大的客厅做舞厅或者唱卡拉OK该多好。他笑道,可惜我一生没有这个雅兴,所爱只剩下这些书了。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书桌上一盏普通的台灯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师母心疼地讲,他审读书稿日日至夜深。
    编典,在任何时代不论中外都是一项周期很长的浩大的文化工程,且不说《永乐大典》,德国一部中古德语辞典前后编了一百多年!1975年,时任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参与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字典《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这一编就是十五年。当全书最终出齐时,参加编辑的许多老知识分子都已不在人世,以至出版座谈会开成了“追悼会”。《汉语大字典》终审定稿时,朱先生因直肠癌和腹部肿瘤倒在医院里,人们以为这本大典已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句号,或者说生命的休止符。
    手术成功,朱先生奇迹般地回到岗位,接下了主持编纂《尔雅诂林》这个国家级的难题。从1984年开始进入编集整理,直到1999年出版成书,又是一个十四年!采访中间,朱先生很少谈及自己,谈得最多的是同舟共济的同仁们。
    就在《尔雅诂林》即将付型,前后不到五个月,患重病坚持工作的两位副主编谢先俊、黄毓仪教授相继去世,年仅50出头。朱先生悲痛地回忆说,谢先俊临终前,人已瘦得脱了形,因化疗,头发全部掉光了。当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尔雅诂林》已经成型时,他已说不出一句话,但顿时睁开双眼,并放射出从未有过的光彩。
    黄毓仪教授的岳母有一手加工制作珠宝饰品的好手艺,那几年正赶上文化人纷纷下海,她想开家公司请这位女婿出面主事。黄教授不是没有动心,但是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忠诚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他仍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尔雅诂林》副主编的重任。长期劳累过度,生活清苦,能开上二三元一瓶的养血疏肝丸,已让他高兴好几天。他最后仍死于肝癌。
    湖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榕因为工作的原因,多年与他们打交道。她说,人生中有许多“或许”,用于黄师,是否可以这样说:或许黄师选择另一条路,现在已成大款,那冷月空山之中,或许会少一缕孤魂啊!
    当煌煌六卷洋洋千万字的《尔雅诂林》刚走出装订车间,副主编张林川手捧沉甸甸的卷书,来到两位逝者坟头,深深地鞠躬,再鞠躬。那是一摞世间最特别的纸钱,在一缕缕告慰忠魂的蓝烟里,祭奠。而就在张林川离开坟头不久,他自己也因积劳成疾躺倒在医院的病榻上,至今。
    在朱先生的书架上,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取出了全套《尔雅诂林》,藏蓝色的的封面典雅精美,纤尘不染。抚摸一页页古色古香的纸张,仿佛能触摸生命脉搏的跳动。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典籍,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前仆后继地与岁月抗争。
    满头银发的朱先生深情地翻动《尔雅诂林》书首的一行行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大师的题字,喃喃自语:程千帆先生走了,匡亚明先生走了,周祖谟先生走了……
      《尔雅诂林》大功告成,只是朱先生和同仁们编典生涯的又一个顿号。当我们问,《中华大典》究竟有多“大”?朱先生感叹道,大的吓人啊!
    这是当代学者编纂的最大类书,全书将达7亿字,22个典,有全国千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它对我国历代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全面、系统地进行分类整理,涵盖了全部的古文化典籍,是一部学术性很强、资料极其丰富的巨型工具书。其中分量极重的“语言文字典”由湖北担纲。
    那么,这一编又需多少年?朱先生摇摇头,他也说不准终结时间。最近几年来,他的左眼因老年白内障先后动过两次手术,视力没有好转,已近乎于零,如今看书只能用右眼。他自嘲说,我现在真的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学问他是一丝不苟的,上千万字的《尔雅诂林》,作为主编的他一字一句地审读,然后才在书稿袋上端端正正签上自己的名字。他说,这就是千金一诺,这就是问心无愧。我好奇地拿起朱先生书桌上的古书籍端详,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令我这双视力1.5的眼睛看起来都倍感吃力。书籍堆里躺着一柄黑边框的放大镜,平日,朱先生就是借助它来阅读、写作的。
    对一位身患癌症多年的老人,能够跨越新世纪已是岁月的意外恩赐,作为一个肩负编典重任的老学者,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感受到时光如飞的严峻。20世纪最后一年的夏天,阔别家乡57年的朱先生回到江苏宝应县,受到家乡人的热情欢迎。他高兴而又伤感地对乡亲们说:“这次回来,家乡的巨变令我激动不已。但是,我年纪大了,这次离乡可能要就此与家乡永远作别了。”
      他要回到武汉,要继续为中国编大典。
    他是家乡的骄傲。江苏省扬州电视台《天南地北扬州人》摄制组专程到武汉来采访他,为他制作了人物专题片。
    真正的学者是既有学识魅力又有人格魅力的人,而朱先生正是如此,所以从省长、省委书记到邻里的孩子莫不尊敬他。他也是我们湖北的骄傲。
    朱先生曾多次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其实就和农民种地黄牛耕田没有什么区别,习惯了,也没有觉得就苦得不得了”。充满了对名利的淡泊,对事业的挚爱。这是因为他是从一个非常年代走来的。他十分关切年轻一代,经常在各种场合为他们的职称待遇奔走呼吁,争取公正的工作条件。这是因为他也年轻过,他深知年轻人是中国学术界的希望。
    在朱先生的书房里,有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他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看见照片的我们不由惊呼“啊,这就是你吗?”他只是微微地笑着。我们还在他的影集里看到年轻的他神采飞扬地站在埃及金字塔前的留影,这才了解到朱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被我国政府作为语言专家派往埃及工作三年之久,在埃及大学生中培养了不少中文人才,他们中有的做了驻华官员,有的成为埃及著名大学的中文教授,至今他们还常常想念他。
    朱先生的英文功底也很好,在埃及工作期间还任英中文双语翻译。当他给我们谈翻译过程中的桩桩趣事时,每每发出开怀的大笑。在爽朗的笑声中,我们仿佛看到时光重现。2001年朱先生将迎来人生的八十岁寿辰,人们高兴地看到,他的精神状态仍然生机盎然。因为他始终爱着并从事着他的事业,一生未变。
    据我们所知,《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进展不尽如人意,这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环节,经费的困窘,有关政策的落实,都成为显见的制约因素。朱先生心急如焚,但一介学子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难解症结。作为教育家,他是一个播火者;作为语言学家,他又是一个保存传承火种的人。在世事浮躁的今天,热衷于用钞票算经济账的人们,恐怕是无法盘点这类文化工程的意义的。但历史清楚,有人类在,有中国在,有语言在,它就在。
    夜深,我们要和朱先生道别了,戴顶灰绒冬帽穿深色棉褛的他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身后是一盏静静的灯,还有满墙无言的书。我们听到不是一位而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寂寞中歌唱。
    古人诗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朱先生捧出的是一片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啊!
    返回报社的路上,我和同行都默默不语。对我来说,这次采访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课,而给我上课的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很久了,因为步履匆匆,我从未对自己的一生作个盘点,今天面对朱先生,我汗颜。好在人生还有几十年,我还来得及跟上。因为那火种已埋入我心里了。
    (作者单位:武汉晚报社)  (ID: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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