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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1年第2期  
 
目 录

卷首语
·两种发展观
 
·报刊的动态管理
·我写《明代出版史稿》的前前后后
·“采铜于山“的力作
·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将在北京举行
·电子出版的现状与发展
·打 造 品 牌
·注意发挥少儿科普读物的审美功能
·湖北省召开出版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男生与女生》编辑随记
·让“九头鸟”展翅高飞
·试论现代校对学体系的若干板块
·武汉旅游的指南
·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说起
·写在韦译《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
·以弘扬人间正气为己任
·一片冰心在玉壶
·走出古籍出版的误区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上)
·辞书编写的一种有益探索
·再谈“两种编辑”
·宣传促销 不断升级
·市场化经营模式:教材出版的战略选择
·不可忽视发印前的校样整理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
·从《小朋友》到《淘气包》
·当前书店图书分类的特点
·电子出版工作流程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障碍·机遇·矛盾
·关于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的探讨
·农村图书市场重在建设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我看美国图书营销
·面向知识经济的选题策划
·期刊编辑与印刷质量
·编辑可以利用网络做什么
·武汉大学成立出版科学系
·为什么要刊发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
·中国出版行政管理如何百对“入世”
·一校签清论
·制度创新:出版业改革的核心
·正确处理组建出版集团的几个关系
·重视图书出版合同的签订

 

再谈“两种编辑”

陈仲雍


    1997年我写过一篇短文《也谈“两种编辑”》,就编辑学研究中的“两种编辑”观点谈了些粗浅意见。相对于所涉问题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拙文所谈疏漏是颇多的。随着有关研究的继续进展,以及重要工具书《辞海》“编辑”条1999年版的最新修改,拙文就更是相形见绌了。为此写了这篇“再谈”,续抒管见,希望能有助于进一步共同探讨“两种编辑”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成书方式”不能是“编辑”、“著作”的区分标准
   
《也谈“两种编辑”》是质疑“两种编辑”观的。它同“两种编辑”观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区分两种编辑,而在于如何区分两种编辑,其关键是要不要区分不同的“第一种编辑”。
    “两种编辑”观认为要区分的两种编辑,一种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编辑,即“第一种编辑”;另一种是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或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即“第二种编辑”。“第一种编辑”因为是一种成书方式,即最后编成了书(稿),成为一种书籍形式的作品,所以属于著作活动,应与“第二种编辑”区别开来,并被排除在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研究范围以外。“两种编辑”观原先认为《诗经》和《昭明文选》是古代编辑活动的成果,但是后来推翻了这个论点,原因也是觉得两例都属于“第一种编辑”,不再承认是古代编辑活动了。看来,是否是成书方式,已经成了“两种编辑”观区分编辑(活动)和著作(活动)的标准。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成书的方式本来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著作而成的书,也有编辑而成的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指出,经由著作而成的书是一种创作,创作是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的成果。经由编辑而成的书则不是这样。《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把编辑作品的编辑活动称为“使用作品”的一种“方式”,并具体解释说,“编辑,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所以,编辑作品是对原作的一种使用方式,即用原作编辑成的书。此外,可以成书的智力活动有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等。它们也都是对原作的一种使用方式,使用后产生了与原作有所不同的改编作品、翻译作品、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它们也都是一种成书方式,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其智力活动的性质,而都成为一种著作活动、著作方式。
    “编辑”和“著作”的区分,只能是主要依据智力活动中创造性成分的性质和含量。《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著作”(“创作”)和“编辑”的解释是这样,别的许多工具书也是这样来区分“编辑”和“著作”的。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对“著作”的解释是“用文字表达意见、知识、思想、感情等”,而对“编辑”的解释则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辞海》的“著作”条也是这样,它把“著作”解释为“撰述;著书或作文”。编辑作品的编辑活动、编辑劳动也是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但是它的创造性不在编辑者“用文字表达”什么新成果,不在直接产生什么新作品,而在于选择、收集和编排上匠心独运,在于对原有作品更有效、更有价值的使用。
    “第一种编辑”也是出版工作一部分
   
“两种编辑”观认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第一种编辑”不是出版工作一部分,不是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甚至认为出版社编辑人员为编书对作品选择和加工也是一种著作方式,说这时出版社编辑人员已成了作者。还认为出版社编辑人员承担部分的编书任务并非出版工作所固有。
    “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编辑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单纯汇编的文集,它是许多出版社经常编辑出版的图书品种之一。特别是一些政治书籍出版社,每次党的重要会议以后,“人大”的重要会议以后,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以后,出版部门编辑人员都要立即收集会议文件、党报评论,以及重要新闻报道等等,汇编成书,迅速发行到读者群中。这个任务能说不是出版工作一部分?能说编辑人员没有做编辑工作而做了作者工作?能说这个任务不是出版社所固有的吗?我认为是不能这样说的。这种汇编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专业编辑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不能由一时、一社、一人没有从事这项编辑工作而可以否定的事实。
    同时,“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编辑作品的编辑工作,其工作内容也完全符合“两种编辑”观认为的专业编辑工作的范围。“两种编辑”观认为属于出版工作一部分、属于专业编辑工作的“第二种编辑”,其内容是开发选题,选择和加工稿件。或者以《辞海》“编辑”条的解释为例,是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工作。我们说的出版社编辑人员“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编书工作,工作中“开发选题,选择和加工稿件”,或者“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等等,一个也不能少。即使是“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工作”,编辑作品的编辑工作也一样很繁重。因为编辑人员编辑编辑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编辑人“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所以编辑人须经被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一一许可。由于被编辑作品的作者散布各地,往往地址和近况不明,可以想见,这项征询同意的工作会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这项汇编书的工作又怎能说不是“第二种编辑”了呢?
    不过,“两种编辑”观又离开编辑工作内容来论编辑工作性质,而提出“两种编辑”的基本区别在于对工作对象(书稿)是否拥有著作权。著作权是作品创作者应得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列举的作品种类除了文字作品外,还有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曲艺作品、舞蹈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和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和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它们的创作都可享有著作权,也都叫做著作权,而并非都是“著作”之权。所以,能说上述作品的创作方式、创作活动都是著作方式、著作活动吗?只有文字作品这一类,才是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才可以说得上“著作”,可以说创作这类作品是著作活动、著作方式。但是编辑作品的编辑劳动不能同创作作品的著作劳动混为一谈。编辑作品的编辑劳动所以也享有著作权,是因为这种编辑活动将原有作品排列组合得好,在提高原有作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因为著作权是一种可以转让的权利,并非所有享有著作权的都是作者。比如法律推定的作者,还包括没有参加创作的人,如法人、委托人等。著作权的种类也很多,既有直接创作而获得的著作权,也有使用作品而产生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本的演绎作品的著作权。编辑作品的著作权就是对已有作品使用后产生的一种权利,但还不能称为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产生演绎作品的智力劳动还不能笼统称为著作劳动、著作方式编辑作品的编辑劳动就更不能这样称呼了。如果把不同的著作权混为一谈,而且都拔高为著作活动、著作方式的著作权,只能造成不同事物之间混淆不清。编辑作品的种类也很多,例如报纸、期刊、百科全书、文集、汇编书等都是。但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组织人员进行创作,提供资金或者资料等创作条件,并承担责任的百科全书、辞书、教材、大型摄影画册等编辑作品,其整体著作权归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所有。”出版社自行汇编出版的政治类文件集,就是没有署编辑者个人名的。既然编辑作品的著作权在一定条件下归单位所有,又怎么能以是否拥有著作权来论“两种编辑”的区分呢?总之,以单纯汇编型编辑活动为代表的“第一种编辑”,完全有理由属于出版工作的一部分。
    “著作方式”对编辑工作的积极意义
   
编辑作品中除了单纯汇编的以外,还有一种是经过编辑人一定程度的改写、编写而成的汇集转述型编辑作品。这种编辑作品,因为是编辑人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转写成的,就比较接近创作或著作,其劳动就带有著作方式、著作劳动的性质。
    汇集转述型“第一种编辑”的编辑作品,还可以说既是编辑作品,也是改编作品。关于改编作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说:“改编,指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改编作品因为是“创作出”的“新作品”,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给予了比较完整的著作权,编辑作品中的词典、教材等常常具有这种改编的性质。如果改编、改写、编写得很成功,就很有资格得到创作了有独创性新作品的待遇。可见,由于“第一种编辑”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我们在论述“第一种编辑”究竟属于编辑劳动还是著作劳动时,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予以适当的区别。
    可见,“两种编辑”观对编辑活动的剖析,可以说只做了一半,即只区别出了“第一种”和“第二种”编辑,而没有再对“第一种编辑”作进一步的剖析和区分。或者说剖析和区分的工作只开了个头,即只作了区分,而没有再揭示“第一种编辑”和“第二种编辑”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而是把这种区分简单化和绝对化。
    那末,同“著作方式”有关的“第一种编辑”,即汇集转述型编辑劳动,如出版社编辑人员从事的词书和教材的编辑任务,是否同“第二种编辑”即出版社专业编辑工作无关呢?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编辑工作虽然同著作、创作沾上了边,但还没有完全脱离编辑工作,同编辑也还沾着边。许多工具书和教科书都署某某人或某某集体“编”或“编辑”,至多署为“编写”、“编纂”,就是因为其成书(稿)劳动中还有着“编”的成分。就以“著作”、“创作”成分最多的中小学校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来说,除了要基本上取材于他人和前人的成果以外,还需要先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也就是说,编一本教科书,编什么内容、怎么编,都已有人制定了一个原则性、纲领性的意见。教科书编者的职责,就是创造性地贯彻、实现既定原则和纲领。既然这种“著作方式”同专业编辑工作还沾着边,也就不能简单地绝对地排除在编辑工作范围以外。
    对汇集转述型编辑工作及其研究,我们不要拒之门外,还因为它是我们提高“第二种编辑”业务水平必要和良好的阶梯。“第二种编辑”工作内容有“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等等,需要我们对作品有高度敏锐的鉴别能力和驾驭能力,这些能力归根到底要通过实践才能取得。什么实践?当然包括创作、写作的实践。我国许多重要出版社的老一辈领导人,历来一贯倡导编辑人员要“练笔”,以便能够从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我对此是很有体会的。建国初期全国开展扫除文盲活动,我所在的出版社领导决定出版一套《学文化丛书》,供刚脱盲的读者巩固文化学习成果之用。为此号召编辑人员积极投入编写工作,取得实际经验,以利做好丛书的编辑工作。事实说明参与了这项编写工作,确实使我们提高了写作水平,掌握了如何深入浅出,使写的作品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就以1 500个常用字来说,通过写作也比较熟练地掌握起来了,开始能够尽量以常用字来组织文章。而且,哪个字是常用字,哪个字不是(不是常用字的要加注拼音),一看就能鉴别,后来审稿、改稿就不用时时、处处查常用字表了。所以,汇集转述型的“第一种编辑”,尽管已属“著作方式”之列,已不是出版社固有的编辑任务(胜任出版自编工具书的出版社并不多,能出版自编教科书的出版社更少,全国只有中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少数省市的教育专业出版社),但是用来提高专业编辑人员的编辑业务水平,它却有着普遍的积极意义。
    那末,汇集转述型的编辑工作,是否也能成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还可研究的。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普通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即涵盖各个时代、各个大众传播媒介的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也是纵贯各个时代、横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编辑工作,这种“有编有著”的编辑工作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是还可斟酌的。但是,它即使不能成为普通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排除可以成为编辑学的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如工具书或教科书编辑学、编纂学的研究对象。
    《辞海》“编辑”条的最新解释
   
《辞海》是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大型工具书。1977年新版《辞海》试用本开始问世,1979年就出版了修订一版。其后十年一大修,1989年、1999年都有相当大的修改,充分体现了对辞书质量精益求精、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非常令人钦佩。具体到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编辑”条,也是每个版次都有改动。1999年版修订幅度最大,“编辑”条的义项从两项增加到五项,并首次以两个义项来解释“传播媒介”的和“著作方式”的“两种编辑”。修订后的全文如下:
    “①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工作。是传播媒介工作中的中心环节。②用电子计算机处理信息时增删修改数据、编排程序的一项工作。③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或一套作品的著作方式。④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⑤我国新闻出版专业技术职务之一。”
    这个修订,有的论者认为“意义深远”,而且“第三个义项的设置,意义尤为重大,它反映了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对编辑学的核心范畴‘编辑’概念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所以它并非一般的词书词条,而非常值得编辑学研究界的关注。下面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辞海》“编辑”条1977年以来的修改历程。
    1977年版《辞海》在两个部分收有两条“编辑”,释文略有不同:
    “出版”部分“编辑”的解释是:“①指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的组织、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新闻出版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②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也称编辑。”
    “新闻·通用辞汇”部分“编辑”的解释是:“①指报刊、图书出版过程中,有关组织、选编、修改稿件和制作标题等工作。是新闻出版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②报刊、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
    上述每个解释都有两个义项,第一义项讲的是编辑工作,第二义项讲的是编辑人员。第二义项各个版本基本相同,可不论列。第一义项大体上都由“编辑”所处机构、领域,“编辑”的工作内容及重要性两部分组成。
    比较上述两条“编辑”的解释,“编辑”所处机构、领域,及“编辑”工作内容两个部分都有细微的差别。“新闻·通用辞汇”部分的解释很具体、实际,“出版”部分“编辑”条的解释则概括一些,似乎是在前一“编辑”条的基础上概括形成的。如果说“新闻”可以包括“广播”,那末“出版”部分“编辑”条所说“编辑”所处机构就首次有了扩大,由报刊、图书 出版部门扩大到了整个新闻出版机构的编辑工作。两条所述编辑工作的内容,“新闻·通用辞汇”部分的“编辑”条提到了“制作标题”,似乎更适用于报刊;“出版”部分的“编辑”条提到了“加工整理稿件”,就更贴近出版社图书编辑工作了。总的说来,两条“编辑”所述编辑工作内容,对于新闻出版机构的编辑工作是很贴切的。
    这以后各个版本《辞海》“编辑”条第一义项关于编辑工作的修改,主要是“编辑”所处机构、领域的改动。改动情况如下:
    1979年版:“新闻出版机构”,与1977年版“出版”部分“编辑”条相同。
    1989年版:“新闻出版和电影等机构”,较1979年版增加了“电影等”,使“编辑”进入了“电影等”领域。
    1999年版:“传播媒介”,即不再具体设定“编辑”所处机构、领域,而是泛指一切大众传播媒介。
    上述“编辑”条释文中“编辑”所处机构、领域的逐步扩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编辑出版工作以及各种传播媒介编辑工作的发展轨迹,也反映出我国编辑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20年来的巨大收获。但是,编辑工作的内容,除了1979年版起增加了一项“审读”,其他就基本上没有变动了。五个版本的情况如下:
    “组织、选编、修改稿件和制作标题等工作。”(1977年“新闻·通用辞汇”部分“编辑”条)
    “组织、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1977年版“出版”部分“编辑”条)
    “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1979年版“编辑”条)
    “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1989年版“编辑”条)
    “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工作。”(1999年版“编辑”条)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原先针对新闻出版领域提出的编辑工作内容,在编辑工作领域从新闻出版扩大到包括电影等,再扩大到包括一切传播媒介,都可以适用而不需要增补或修订了吗?比如电视编辑工作的内容,《编辑实用百科全书》的介绍是:选题、构思(有时需经过采访)、指导拍摄、剪接、写解说词、监督配音及复制拷贝,以及节目播出的编排等等,这是“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能包容、相一致的吗?这恐怕至少是一个很难肯定回答的问题。
    这里试从逻辑上作一些推理。我们知道,事物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表现共性并丰富共性,所以共性与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把个性当作共性,认为个性即共性,那就可商榷了。如果把个性当作共性,即把原先针对新闻出版领域中编辑工作提出的工作项目,推广为一切传播媒介中编辑工作的项目,至少在方法论上是欠妥当的。
    我们再比较一下1977年、1979年、1989年三个版本上的一处修改。1977年版的两个解释中关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文字都是“是新闻出版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1979年版的解释中改为“是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环节”,较前更具体了。如果前提(即编辑工作所处机构、领域)不变,这种具体化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即更深入地反映了现实。
    1989年版的释文,由于编辑所处机构中增加了“电影等”,编辑工作重要性的叙述就不得不在“定稿付印”后增加“或摄制”的内容,成了“是定稿付印(或摄制)前的重要环节”。我们知道,外延越广内含就要越窄。外延扩大时如果内含不能窄化,就只能以内含多元化来适应,虽然这并非上策。再到1999年版的解释把“编辑”扩大到一切传播媒介时,解释却一反1989年版的做法,干脆不提“定稿付印”、“摄制”等环节,而改用抽象的原则的处理方法:“是传播媒介工作中的中心环节。”这样处理虽然避免了不同传播媒介中编辑工作重要性的繁琐叙述,但是也更加突出了编辑工作四内容(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和编辑工作所处领域的矛盾,即内含和外延间的矛盾。
    我认为,释文中编辑工作的四内容,同编辑所处的新闻出版领域原来互相是匹配的。1989年、尤其是1999年两次修订,把编辑所处领域一再扩大,释文中编辑工作的内容,也就是“编辑”这个概念的内含,理应按照内含和外延的辩证关系来处理,不宜再沿用列举工作项目名称的方法。遗憾的是,“编辑”的外延两次扩大,“编辑”的内含却一点未变,而且照旧用原来列举的几个工作项目,这样当然就会出现论题大、内包小的逻辑问题。
    如何正确地科学地揭示和描述一切传播媒介中“编辑”的内含,或者“编辑”这个一般概念的本质属性,至今还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众说纷纭,不同的表述多达数十种,要在一部辞书的一个词条中说清楚是有困难的。何况,辞书的内容还应当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似乎可以不必强求本条释文要达到多高的专业水平。如果把“编辑”作为一个语词来解释,也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权宜之计。如果要追求“编辑”概念的内含能有正确、科学的界定,那末肯定不能采用列举工作项目名称的方法,因为那是举不胜举的,出路只有援用“属+种差”的逻辑方法来界定“编辑”概念。我正是苦于难以穷尽形形色色“编辑”的各种特色,而转向从社会精神生产这一高度来审视“编辑”,来界定我认为的“编辑”概念的(参见拙文《试论从社会精神生产审视“编辑”》,见《出版科学》2000年第2期)。
    这里还要谈谈“意义尤为重大”的1999年版《辞海》“编辑”条新增的第三义项:“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或一套作品的著作方式。”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新解释,因为它认为“编辑”就是“著作”(的一种“方式”)。别的工具书是没有的,《辞海》以前的版本也没有,就是《辞海》别的有关词条也是没有的。比如《辞海》的“著作”条,也还是把“著作”解释为:“撰述;著书或作文”,而没有认为“还有称为‘编辑’的‘著作’。”
    这个新解释中的“著作方式”是《辞海》所加,其余均脱胎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要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编辑”是一种什么“方式”的话,那末应当说它是一种“使用作品方式”,因为第五条的法律本文就是这样说的,“编辑”,以及“复制”、“表演”、“播放”……以及“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一样,都是对已有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是会产生新作品的,不过也不能称为“著作方式”。它们可以属于广义的创作,是创作方式的一种,但是是一种再创作,是一种演绎作品的再创作,而并不是“著作”、“著作方式”。至于编辑作品,还不能等同于演绎作品和再创作作品,可以是一种成书方式,但决不是著作方式。
    令人不解的是,《辞海》“编辑”条新增第三义项既然是为了表明认为还存在有属于“著作方式”的那种“第一种编辑”,但为何不举述我所谓的“汇集转述型”的那种确实与“著作方式”沾了边的“第一种编辑”,比如出版社编辑人员承担的自编工具书、教科书那种编辑,而是举述我所谓的“单纯汇编型”的那种“第一种编辑”。这种“第一种编辑”,正如我上文所述,同“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第二种编辑”并无二致,这不是最终导致还是“一种编辑”的结果了吗?而如果就是一种编辑,那末分列的两个义项,或者说新增第三义项,不就是多余吗?
    “编辑”概念的引申与限制
   
1999年修订版《辞海》“编辑”条的第二义项也是新增补的,释文是:“用电子计算机处理信息时增删修改数据、编排程序的一项工作。”它既不是作为“成书方式”或“著作方式”的“第一种编辑”,也不是“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出版专业的“第二种编辑”,而是一种引申意义的“编辑”,不是本来意义的“编辑”。引申意义的“编辑”是否需要在此处单列一个义项,是还可研究的,因为引申意义的“编辑”并不是仅此一例。比如录音机、录像机对录音带、录像带所录内容进行增删、整理、编排顺序也称“编辑”,是否也要反映在本“编辑”条中呢?
    事实上,处理信息时增删修改数据、编排程序(这个功能如果也可说是一种“编排”的话),在未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时编辑工作中就存在了,比如在审稿尤其是在整理加工稿件之中。正因为它们本是一般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到了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的时候才也称为“编辑”。既然如此,以手工方式或机械操作来处理这些事项可以被包容在一般的编辑工作之中,到了用电子技术来处理时也就没有充分理由要单独予以说明。否则,将来处理信息的手段再进一步发展,比如到了利用纳米技术来处理的时候,本条是否还要增加更多的义项呢?我们还知道,“编辑”含义的解释,或者“编辑”概念的表述,除了本条所述还有很多。这些本来意义的“编辑”,如果都要在本条立一个义项,那末本条也是不堪重负的。所以,对“编辑”的解释,应当有所取,又有所舍,即有所限制。可以取的,不仅是科学的正确的解释。如果我们要求本“编辑”条达到学术研究的新水平,还应当取那种最根本、最本质的解释,此外就都在可舍之列,那使无疑也是一种正确的解释。
    什么是“编辑”众多解释中最根本、最本质的解释?我认为就是为出版、为公诸于众、为复制和传播而为之的“编辑”,即编辑学上的“编辑”,专业编辑工作的“编辑”。这是我们“编辑”条解释的取舍标准。日常生活或各种事业中也有称为“编辑”的活动、功能、机制,如果不符合上述标准,它就是一种引申的、派生的、借称的“编辑”,就不应当与本义的“编辑”相提并论。
    “编辑”条解释内容的有取有舍,关系到编辑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我认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可能是一切被称为“编辑”的事物(尽管编辑学可供做好一切“编辑”事务参考和借鉴),但是也不能把固有的编辑工作、固有的编辑学研究对象拒之门外。这就是我们要重视探讨“两种编辑”观的重要性所在。
    正确区分和对待“两种编辑”的理论意义
   
“编辑”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历史十分悠久,表现形式多样,我们应当给予理性的分析。所以,“两种编辑”观的提出,对编辑学的发展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应当对“编辑”现象作正确的区分。我们正确区分“编辑”现象,为的是正确对待不同的“编辑”现象,以利发展我们的编辑事业,以利编辑学的发展。因此,我们质疑“两种编辑”观,其意义并不仅仅在实践方面,好像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有些编辑工作到底是“份内事”还是“份外事”,从事这些编辑工作是应得到编辑待遇还是作者待遇。我们的质疑,其实有着相当大的理论意义。
    正如本文上节“‘编辑’概念的引申和限制”中提到的,有关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编辑”概念的界定。
    “两种编辑”观把“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第一种编辑”排除在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研究范围以外,认为“编辑”概念只是那种“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工作”,也即只能是现代出版业中一般占主导地位,但并非惟一的那种编辑模式,那末这种“编辑”概念应当说是一种现代编辑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应当说是现代编辑学。而且是并非全面的现代编辑学,而是带有新闻出版特点的现代编辑学。“两种编辑”观要着力发展现代编辑学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要把现代编辑学和一般编辑学、把现代编辑概念和一般编辑概念对立起来,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正确区分和对待“两种编辑”关系到的第二个理论问题,就是编辑学的科学体系和如何繁荣这个科学体系。“两种编辑”观把“编辑”概念大为缩小,必然会导致取消编辑学一系列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影响到编辑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比如,“两种编辑”观认为编辑人对编辑作品拥有著作权,该编辑作品的编辑活动就是“著作方式”、“著作活动”,不属编辑学的研究范围,而要属著作学的范畴了。如此说来,编辑学的分支学科报纸编辑学、杂志编辑学等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报纸、杂志也是一种编辑作品,就其整体来说也存在著作权。我们就应该由报纸著作学、杂志著作学来研究报纸、杂志的编辑活动。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难道是我们20年前为改变“编辑无学”局面而呐喊的初衷吗?我们争取到了图书编辑有学,就不容许报纸编辑、杂志编辑也可以有学吗?
    正确区分和对待“两种编辑”关系到的第三个理论问题,就是编辑史、中国编辑史的建立问题。正如“两种编辑”观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编辑学和编辑史中的“编辑”概念应当保持一致。所以,什么样的“编辑”概念不仅会产生什么样的编辑学,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编辑史。“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编辑活动由于是一种“成书方式”,“两种编辑”观便把它排除在编辑学的范畴以外,当然也就被排除在编辑史的范畴以外。尽管“两种编辑”观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两种编辑”,认为在手抄本时期中国已有了出版业的萌芽,但是这样编撰出来的中国编辑史,恐怕将会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被扭曲的中国编辑史。
    “收集材料,整理成书”这种编辑活动,是现今“编辑”这种专业活动、这种出版工作的正源。现在的“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编辑活动,正是由“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编辑活动发展到了近代才终于形成,而且今天也还是两种编辑共存的局面,我们怎么能不给“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编辑活动在编辑史上以一定地位呢?这在中国编辑史上说不通,在国外也未必会如此。比如,在英语中,edit还有着编排、剪辑的意思,redact则还有编纂、编写、拟写的意思。edit甚至还有编辑他人作品“成书”、“成报”、“成刊”的“编辑”之意(《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它们都不仅是“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倒可以说是与“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中国国粹“编辑”的意思比较吻合的。
    当然,正确区分和对待“两种编辑”究竟有多大理论意义,还有待认识和讨论的深化。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智力投入,肯定是会得到丰厚的回报的!      2001年1月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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