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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1年第2期  
 
目 录

卷首语
·两种发展观
 
·报刊的动态管理
·我写《明代出版史稿》的前前后后
·“采铜于山“的力作
·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将在北京举行
·电子出版的现状与发展
·打 造 品 牌
·注意发挥少儿科普读物的审美功能
·湖北省召开出版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男生与女生》编辑随记
·让“九头鸟”展翅高飞
·试论现代校对学体系的若干板块
·武汉旅游的指南
·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说起
·写在韦译《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
·以弘扬人间正气为己任
·一片冰心在玉壶
·走出古籍出版的误区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上)
·辞书编写的一种有益探索
·再谈“两种编辑”
·宣传促销 不断升级
·市场化经营模式:教材出版的战略选择
·不可忽视发印前的校样整理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
·从《小朋友》到《淘气包》
·当前书店图书分类的特点
·电子出版工作流程
·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障碍·机遇·矛盾
·关于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的探讨
·农村图书市场重在建设
·南开大学2001年研究生入学试题
·我看美国图书营销
·面向知识经济的选题策划
·期刊编辑与印刷质量
·编辑可以利用网络做什么
·武汉大学成立出版科学系
·为什么要刊发编辑出版学科研究生入学试题
·中国出版行政管理如何百对“入世”
·一校签清论
·制度创新:出版业改革的核心
·正确处理组建出版集团的几个关系
·重视图书出版合同的签订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

宋木文


    近日北京的一家大报,在议论出版改革时,引出一家出版社负责人的看法:“加入WTO以后,如果出版社仍然沿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老路,肯定不能适应发展。”再一次把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事业乎?企业乎?》引发的深入讨论这使我再次拜读出版界老领导、资深出版家王益同志在《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的事业乎?企业乎?》这篇重要文章。王益同志以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固有的内在含义的科学划分,论证出版社是企业单位而不是事业单位,文化部出版局为使直属出版社列入调整工资范围于1983年2月的规定称“出版社的性质属于事业单位,仍实行企业管理”,“是不正确的,应该纠正”,恢复并继续执行1951年政务院认可的出版总署的规定,包括出版社在内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均是企业单位(经查:此文件是1951年12月21日政务院第116次政务会议通过,1952年8月16日公布的《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
    关于文化部出版局1983年2月22日发出的文件,是为把直属出版社等单位列入1982年调资范围的几项规定。要点是:出版社的性质属于事业单位,仍实行企业管理,出版社的奖金、福利按事业单位标准发放,劳保取消;出版社的奖金、福利与利润脱钩,即出版社不再按比例从利润留成中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当时我任出版局副局长。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企业单位不列入此次调资范围,而出版社职工多年来未调整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强烈要求不能错过这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改善待遇的好机会。我现在还认为,当时出版局领导班子不能无视这些要求。我一时查不到历史档案,但我记得,经据理力争,才有前述的结果。经请示中央调资办,此文只发有关直属单位,但从中央到地方各出版社均征得有关当局同意,仿照办理。按此规定,工资提高了,而奖金、福利有所减少,但在当时出版社改革尚未开展、社内社间经济效益差别不大、职工收入主要靠工资的情况下,这几条规定还是被普遍接受的。
    根据我二十年来的实际了解和体会,把出版社定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确与特定情况下调整出版社人员的工资待遇有关(或说起因),但又与出版社的改革相联系。事实上,随着改革向前推进,这个问题就被进一步提出来,并且被赋予深层次内容,甚至约定俗成,成为涉及出版指导方针的一个提法。如果仅仅涉及调整工资,那么,在一二十年后,在出版社的工资待遇早已同对出版社性质前述提法没有直接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今天,出版界还会有那么多的人关心这个问题,就不可思议了。我想王益同志也会同意这个看法,否则他也不会如此重视,写长文论证了。
    王益同志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出版界在这一有争论问题上继续进行深入探讨,起到了积极作用。经反复拜读和认真思考,我认为王益同志的主要观点论据有力、言之成理,因而是赞成的。
    出版社属性与出版改革关系的探讨
    说实话,二十年来,我对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是深表赞成,并贯彻于出版管理实践中的。
    查阅历史资料,我讲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1984年哈尔滨地方出版工作会议前后,而每谈及此事又都与出版社改革紧密相联。我按时间顺序做些回顾和摘引,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清理,以提高认识,修正错误,同时也作为靶子,供大家评论。
1984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地方出版工作会议,借城市体制改革之东风,参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企业自主权十项规定精神,着重讨论出版社改革问题。我在会议讲话中说:“出版社大都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奖金、福利按事业单位对待,而且规定奖金、福利与利润脱钩。要进行出版社的改革,就要实行名副其实的企业管理,使奖金、福利与利润挂钩。”“但是,考虑到出版社是精神生产部门和编辑工作的特点,这里所讲的是指一个单位奖金、福利基金的提取与利润挂钩,至于社内的具体部门特别是个人,则不宜于一律挂钩。”“评判编辑人员贡献大小,主要应当看他们所编的图书的质量和学术价值,而不能主要看所编图书赚钱的多少。就是说,不能单纯以赚钱多少定优劣。”(《宋木文出版文集》第89页,以下简称《文集》)
    经初步总结哈尔滨会议后将近一年的改革实践,我在1985年4月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上比较多地讲了出版社的改革与出版社性质以及工资制度等问题,其中讲到:“首先应当肯定,出版社是党的宣传、舆论工具,传播科学文化的阵地,生产精神产品的单位。这就决定了它是同一般工商企业不同的文化事业单位。同时,出版社的产品——书刊又具有商品的属性,是要在市场销售的。从书刊的生产和流通这一点来说,出版社又具有企业的属性,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但不能改变由于精神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出版社的事业性质。由于出版社存在这种两重性,也由于绝大多数出版社非经营的原因所产生的盈亏不同的情况,多年来形成了大体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大多数能够保持微利或略有盈余的出版社按企业单位管理;一种是少数亏损出版社按事业单位管理。历史形成的这两种管理方式,是出版社具有两重性的反映,是出版社在经营上存在不同状况的反映,因而是符合出版社实际的。”(《文集》第125页)接着我进一步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出版社既不能按事业单位管理也不能完全按企业对待而必须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现实必要性。按事业单位管理(当时有这种意见,也有这样的单位)“虽然可以吃保险饭,不担风险,但对发展出版事业不利”,“这是一种倒退,也是行不通的”。如果把出版社定为企业单位,按当时有关规定,“要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并要随着上缴税率的增长与下降调整工资总额,“要使出版社职工增加工资,出版社的利润必须逐年递增”。经测算,“多数出版社难以做到”。这样,“难免迫使出版社过分追求利润,以致偏离出版方向”(《文集》127页)。出版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是否出于重实惠,要“两头沾”,当时就有这种说法,解剖我的思想深处倒主要是出于既有利于发展出版事业又有利于保证出版方向的“双保险”。
    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贯彻十四大精神,我在1992年12月23日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出版部门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和一项文化产业,需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出版物是精神产品,但同时又是商品,出版部门是思想文化部门,但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出版物市场有其特殊性,但同时又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把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作为出版部门体制改革的目标,势在必行。”为了逐步实现这个目标,我在报告中提出若干条深化出版改革的要求和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转换出版单位的经营机制,进一步完成出版单位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具备条件的出版单位可以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出版单位的生产活动要按照企业的规范进行”(《文集》第476页)。这里讲的出版单位无疑是指出版社。这次讲的,比从前有了变化,反映了认识的进步;同时又留有余地,限制在具备条件的单位。这个提法和认识的变化,不是出于查阅并遵从历史上某个文件条例规定,而是在深化改革实践中认识的发展。
  出版社应当定为出版企业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提法在出版界采用多年,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形成共识,对于是否要改变提法我一直持慎重态度。经出版界反复讨论,集思广益,我现在认为:出版社(个别除外)同其他企业一样,有生产和经营,讲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重视利润追求并向国家缴纳税款,应当明确就是企业。这也符合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企业单位的界定:“是依法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这里讲的出版社的企业性质,既区别于从具体单位讲的不具备企业属性的“事业单位”,也区别于从宏观角度讲的各种“事业”,如出版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等。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出版业改革的发展,现在确认出版业是国民经济的一种产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可以说已在出版界达成广泛共识,那么怎么解释这个产业最重要的支柱单位和产品源头单位的各类出版社(书刊电音等)竟不是企业呢?!顺便提及,在文化领域,与出版社类似的电影制片厂就一直定为企业。1998年夏我在《人民日报》(5月26日)、《光明日报》(6月18日)看到一则消息和一篇文章,讲吉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到长影现场办公,强调长影是企业,是生产文化商品的企业,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面向市场,必须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最大的票房价值。这使我联想到出版社也是企业。
    多年来有两对矛盾或两对关系的提法值得注意:图书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或具有精神产品与商品的两重性;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又实行企业管理,具有事业与企业的两重性。出版社通常被称为生产精神产品的文化单位,是文化事业,所以就成了“事业单位”;出版社又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这同其他企业几乎一样,所以要实行“企业管理”。王益同志文章指出,“事业”不等于“事业单位”。这抓到了关键之点。在对“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表述中,包括我,也包括报刊对这个问题的几次讨论,对此都时有混同。“事业”与“事业单位”有混同,要分开;图书的两重性与出版社的两重性,也有混同,或被理解为有因果关系,也要分开。在这里,我借用袁亮同志的表述,出版社的两重性“既是文化思想单位又是商品生产经营单位”(1999年《出版参考》第6期),而不应是我在1985年4月讲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那种两重性。现在看来,把这两个两重性划分清楚,既有必要又有现实意义。把出版社定为企业,称其为出版企业,是从对一个单位是实行事业管理还是企业管理这个特定意义上讲的,以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照企业的规范,加快出版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出版事业的发展,不是模糊更不是取消出版社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精神产品生产单位的性质和要求,因此不会也不应该由于这种特定管理属性提法的变化而导致偏离出版方向。
    明确出版社是企业在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我查阅50年代出版管理文件,确曾多次提到出版社是企业,但那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出版企业,其企业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在今天,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确切地说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条件下,确定出版社为企业,不是单纯的名称复归,而是更有其新的意义。
    把出版社定为企业,作为出版企业,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出版社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要面向市场(尽管不能一切以市场为导向),更好地满足各类读者对出版物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就在于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及其相统一的要求终究是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尽管不是每一本书都以市场发行量多少定优劣)。在工作实践中,我有一种感觉,从研究改革的指导思想到提出改革的实际措施,包括提倡的和预防的,常常想着两头:一头是企业,一头是市场,不论自觉与否、讲明与否,好像总离不开这两头、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作为出版企业的出版社,如何面向市场和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一向是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在1988年3月10日,曾对出版社如何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讲过四句话:“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文化企业),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文集》193~194页)现在我要在这最后一句加上“并通过市场来实现”。
    把出版社定为企业,作为出版企业,其重要意义还在于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个是经济体制的,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结构调整,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武装出版业,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出版产业的活力和实力;还在于要按照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的治理结构,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出版单位所处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种法人性质,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外部条件。现在在改革问题上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是跨地区经营和多渠道融资等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产评估和抵押等问题。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不具备企业法人身份,上述经济活动均难以开展。出版单位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可以说已成为当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我并不是说出版改革,一“企”就灵,但这一步迈不开,接下来就会步步为难,步步维艰。
    把出版社定为企业,作为出版企业,必须按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要求进行规范,使之与一般国有企业“趋同”,同时要高度重视有别于一般企业即作为精神产品生产和经营单位的特殊性问题。这要在指导方针和制度上都加以重视和解决。出版社即使按企业法人进行登记,现行的新建出版社需经审批并有主管单位、重大选题备案、党和政府对出版社领导班子的任免等,都不能随着出版企业的确立而改变,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是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例如,我国绝大多数电影厂一直是企业法人,并不影响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也不影响主管机关对影片实行审查制(这比出版实行的追惩制要严些),据悉我国加入WTO后按业已达成的市场准入协议,外国影片进入我国市场同样适用这个审查制度。如果在实践中发生新的问题,则可以通过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原有法律法规的修改来加以解决。我相信我们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也相信我们出版干部队伍的建设,在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规范、发展出版产业的同时是能够保证并落实党和政府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方针和要求的。
    对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提法,是否按王益同志意见现在就“应该纠正”?如果有权威机关做出纠正,我表示拥护;如果出于某种考虑,或便于处理某种实际问题,现在不做改变,我表示理解,但建议在改革中更侧重于加强和完善“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以利于推进改革。我注意到,近一二年来建立的出版集团似乎也没有明确为企业集团,建议加强和深化改革,使其能够实际上按企业集团的规范来运行,最终成为出版企业集团。我高兴地看到,石宗源同志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对出版产业的改革与发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举措,例如:以调整结构为主线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在体制创新和机制转变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加强试点出版发行集团的改革和建设,要求这些单位着重在机制转换、跨地区跨行业经营、多种媒体兼营、多渠道利用社会资金等诸多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打破贸易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根据出版行业的特点,逐步建立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微观组织和运行结构,以推进出版业现代化的进程,等等。这些出版改革的要求与举措的落实,都将成为发展出版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出版改革要达到预期的目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如果现在对出版社是否确定为出版企业的问题一时难以统一的话,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我同时认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认真地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革,或者选择若干单位进行试点,付诸实践,水到渠成,总有可能取得从领导机关到出版界的广泛共识,这也许比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花在争论上更有意义。
    关于出版改革的一点体会
    在这里,我想重申并强调我的一点体会和看法:必须明确出版是一种产业同时又是思想文化的一种载体。正确理解这两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很有必要。明确出版是一种产业,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产业部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种观念的升华和更新,是出版改革不断推进的重要成果。明确出版是思想文化的一种载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以多出好的精神产品为基本目标。出版改革实际上是以国民经济一个产业和思想文化一种载体相统一的要求而进行的,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矛盾,一个难点,也是一个关键。回顾过去,改革取得的成功与受到的挫折,究其深层次原因,都同对这对矛盾、这个难点的理解和处理有关;展望未来,我更希望在处理这对矛盾、攻克这个难点上取得新的经验,达到新的水平,使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同我们国家整个改革和发展的总方针、总进程和总目标相适应。2001年2月14日完稿
2月26日增补定稿(作者单位:新闻出版署)  (I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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