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出版科学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是与我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03年，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在《东方图书馆缘起》一文中回忆道：
　　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居沪读，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芳于商务印书馆。继以经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
　　在有此默契的基础上，立志高远的张元济次年便开始设立编译所图书资料室(1909年取名“涵芬楼”)，并以“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为图书搜求原则，开展了大规模的图书寻访活动。
　　我国传统出版业历史悠久，历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书不仅是新出版业不可多得的出版资源，而且以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为凶兆，帝国主义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觊觎之心不可小觑。有鉴于此，张元济对古籍和善本书的收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并且一开始就得到我国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缪荃孙、傅增湘的协助。北京位居京城，故家藏书多，琉璃厂书肆更是古籍善本的渊薮，张元济谈及此时曾说道：“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贾人持书售求，苟未有者，辄留之。”
　　私家藏书聚散无常，因而是张元济的重点求购对象。从20世纪初年起，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介绍，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收购了绍兴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接着购买了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的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的藏书，以及清宗宝盛氏意园藏书数十种，其中有影元钞定本《元秘史》、影宋钞《事实类苑》、《公孙谈圃》、明覆宋《宣和遗事》、嘉靖本《长安志》等，后又亲自到太仓，购入顾氏闻斋的藏书。顾氏所藏，大多为黄荛圃、汪阆源两家故物，其中有不少是稀世之宝。昭文张金吾所辑的《诒经堂续经解》，也是从闻斋得来的。后来阳端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江阴缪氏的藏书先后散出，张元济辗转搜求，颇有收获。如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得之阳端氏；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刊合配的《南华真经》，得自荆州田氏；宋刊元修的《资治通鉴》，得自南海孔氏；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宋绍兴刊《后汉书》，得自海宁孙氏。此后又陆续收藏了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扬州何氏藏书。在这两批书中有不少精本。《永乐大典》十余册，就是从密韵楼得来的。这十余册《永乐大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
　　除搜购之外，张元济还采取其他形式向公私藏家移录副本，或分别借照。如通过缪荃孙从江宁图书馆移录钱塘丁氏八千卷佳椠；从傅增湘借影《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避暑录话》、《曲洧旧闻》、《白虎道德论》；从平湖葛氏传朴堂借抄地方志，等等，数量都很可观。
　　西学东传与西籍中译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启蒙与现代出版业的萌生有着不可抹煞的催生作用。因此，张元济亦极其重视对世界各国名著及报刊资料的收集与利用。据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的茅盾回忆，在1918年左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已经藏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书库》、《新时代丛书》等。这些丛书里收集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名著和英国以外的文史名著英译本，从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到易卜生、比昂逊等人的著作，都应有尽有。著名的外文报刊，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出版长达一百余年的德国的《李比希化学杂志》，都藏有全套。此外还收藏了15世纪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图片中，有罗马教皇梵蒂冈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这是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时所收购，尤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在广泛搜集中外图书的基础上，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0周年，商务印书馆所主办的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1927年正式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时的藏书量，据《东方图书馆概况》记载：共计藏书33万余册，中外杂志900多种，中外报刊45种，地图约2 000幅，各种照片约10 000余张。后又经多年搜求，在1932年11月28日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计有藏书51.8万余册，图表照片5 000多册。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书129种，2 514册；元版书179种，3 124册；明版书1 419种，15 833册；清代精版书138种，3 037册；抄本1 460种，7 712册；名人批校本288种，2 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志31种，383册(以上数据不包括1931年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因其部分版本尚在整理)，从而使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之组成部分)亦成为以收藏善本书而驰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楼。

　　新出版业甫始，图书资料与编译出版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如果没有足够的图书资料，编辑出版工作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甚至举步维艰。张元济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在《涵芬楼烬余书录·序》中说：
　　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
　　这是商务印书馆最初收购图书资料和收藏善本书的动机。另外，商务印书馆创业伊始即从事西学译著的出版，因此，无论是参考，还是翻译，都需要有足够的外文书籍才能够有所取舍，所以对外文图书也必须兼收并蓄。
　　编辑的案头工作亦须臾离不开参考图书资料。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后，即着手编辑出版各种专科辞典，其中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等，拟收的许多人名、地名等，必须用志书补充材料，由此激发了张元济对搜集地方志的重视。他一方面在上海就地收购，一方面要求各地分支馆协助收购和借抄。当时涵芬楼有两个人专门抄录借来的罕传方志。1915年以前，涵芬楼仅收藏有地方志50余种，到1926 年东方图书馆开馆时，“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使地方志收藏成为东方图书馆馆藏的显著特色之一，“各地议修新志者，书缺有间，每驰书相假，图书馆借抄者又络绎不绝”。
　　影印古籍是商务印书馆的另一项重要出版活动，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古籍丛书最为著名的有《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谈及影印古籍的目的，张元济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指出：“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者。”其焦虑之情跃然纸上。又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序》中说：“长沙叶换彬〈德辉〉吏部语余，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四部丛刊》从1919年开始出书，1922年印成。这是一部包罗宏富的大丛书。它集合经、史、子、集之书333种，共8 548卷，装订为2 100册。1926年重印，加“初编”序次，称《四部丛刊初编》。至1929年完成，抽换了21种版本，给一些书加了校勘记，仍为333种，但增加到8 573卷，2 112册。初编采用的底本，以涵芬楼所藏为主，同时遍访海内外公私所藏的宋元明旧椠。其最著者，如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乌程刘氏嘉业堂、乌程张氏适园、海盐张氏涉园、江安傅氏双鉴楼、江阴缪氏艺风堂、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君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闽县李氏观槿斋、秀水五氏二十八宿研斋、常熟铁网珊瑚人家，以及嘉兴沉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基本上网罗了当时所存的珍本秘籍。以版本来区分，其中有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写宋本十三，影写元本四，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丽旧刻本七，释道藏本四，其余没有旧刊本的，也都是经过精选的影抄、传抄和明清两代的精校精刻本。
　　考察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与出版界，其渗透共生现象十分显著，耐人寻味。大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文人借出版而扬名，出版人借学术而声显(前者如鲁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后者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沈雁冰、叶圣陶等)，具体表现为文人厕身于出版事务，出版人倾心于学术研究。例如，在当时的出版界，许多书籍(特别是中小学教科书、大型工具书、古籍丛书等)的策划、编纂与出版是由编辑部门一手经办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图书资料对书局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例如，有人曾根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和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丛书综录》(1959年版)作过粗略统计，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在解放前出版的古籍丛书共计43种(现代人自著丛书《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刘申叔先生遗书》不计在内)。其中由张元济等自辑，或用涵芬楼名义和商务印书馆编辑人员名义辑印的丛书共计12种，内有影印本6种，排印本5种，影印兼排印本1种，其中《涵芬楼秘籍》系影印兼排印本(影印28种，排印33种古籍)。古籍的整理出版是一项颇见学术功底的工作，非有深厚的国学涵养难以承担此任，而张元济正是借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学术界的独特地位。我国著名目录学家顾(廷龙) 先生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评价张元济先生时说道：“菊生先生耆年硕德，经济文章，并为世重。余事致力于目录、校勘之学，而尤以流通古籍为己任。数十年来，巨编之辑印，孤本赖以不绝。其嘉惠后学，实非浅鲜。”茅盾在评价张元济时亦写道：“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具有远见、有魅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茅盾在这方面亦是一个范例。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一文中说：“在此(指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笔者注)不为利不为名，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期间编译创作的大量作品，如寓言、神话、科幻小说，大部分都是以东方图书馆藏书作为资料来源，从而为其成为一代文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民智未开，大众教育尚未普及，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机构等现代文化设施尚处在与现代出版业一同起步的创始阶段，还远远不能满足学者文人著书立说和普罗大众学习科学文化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出版业民营化、书局自负盈亏的现实条件下，书局作为联系作者与读者的纽带，其生存与发展维系于社会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东方图书馆的对外开放，对商务印书馆来说，既实现了夏瑞芳的遗志，又符合张元济的夙愿，同时亦为商务印书馆培育了作者和出版物市场。对社会而言，则辅助了教育和学术活动，对上海的广大市民乃至全国的青年学生、学者、专家来说，都有极大的好处。
　　据史料记载，东方图书馆的建筑是一座漂亮的钢骨水泥五层大厦，地址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占地200方丈，建筑费10万元，是在历年积存的公益金项下拨给的。1924年5月落成，供图书馆和同人俱乐部使用。东方图书馆成立后，于1927年起，每日下午定时开放，供公众阅览。据统计，1929年进馆阅览人数近3万人，1930年为3.6万余人。1929年东方图书馆还开设流通部，采购新书数万册，专备借出馆外阅览。
　　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正式设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虽于1927年才对外开放，但早在1904年即开始收藏图书。依托商务印书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便利的条件，其被炮火摧毁前藏书已达51.8万余册，是当时全国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据《图书年鉴》载，北京图书馆当时只有藏书40余万册)。另外，东方图书馆还于1928年开办图书馆讲习所，设立汽车图书馆，并制成书名、著者、分类、译者、丛书等卡片目录30余万张，便利读者查阅图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兼任东方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对图书的分类发生兴趣，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对类目加以扩充，以便容纳中国特有的图书，如中国古代群经诸子及中古、远古哲学著作等，并发明用四角号码取著者号，并于1928年底出版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把所有东方图书馆的四五十万册图书都依据此法分类。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册数繁多的《万有文库》一、二集4 000册，以及《丛书集成》初编4 000册，都依此法分类，并把类号印在每一册书的脊封上。因此，可以说东方图书馆以其先进的、规范的图书馆管理活动，在理论及实践的双重意义上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形成与发展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绍曾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
　　2.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
　　3. 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 王余光著．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韩文宁．张元济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图书与情报，19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