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曾卓的编辑工作-出版科学

　　
　　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崖边听笛人》（曾卓研究文选）。蒙曾卓兄赠我一册，令我十分高兴。出版社从报刊上有关研究曾卓的一百多篇文章中选编90篇，45万字，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曾卓的人生道路、创作成就和为人为文的真诚、气度与品质，备受文坛关注。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出版这样一部有分量的书，是难能可贵的。
　　据我所知，曾卓既是诗人、作家，也是卓有贡献的编辑，他是集诗人、作家、编辑于一身的。我在解放前的汉口《大刚报》，曾协助他编过《大江》文学副刊，对他有较多的了解。我想就此写点回忆文字，为从总体上研究曾卓提供一点史料，也许是有益的。
　　《大江》副刊是1946年3月由荃麟倡议、葛琴担任主编创办的。葛琴工作不久转移去香港，便把《大江》副刊交给曾卓接编。其后接编的还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曾卓是三进三出，编的时间最长。我原协助葛琴做编务工作，经葛琴介绍，转而协助曾卓。他当时年仅24岁，热情、朴实且富有朝气。我那时也年轻，工作经验少，把他当作“亦师亦友”看待。我记得他第一次同我谈话就说：“在武汉荒芜的文坛中，《大江》很重要。葛琴起了开拓的作用，建立了战斗的风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一定要把它编好。”他肩负重任的责任感，使他奋不顾身地工作，坚持了人民文艺的方向。
　　曾卓在接编《大江》之初，就在《编者杂感》中表明了办刊的态度：“此时此刻，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保持这一片园地的健康，不使它有堕落或其他恶劣的倾向。那种绝望的、沮丧的、虚伪的、花花草草的作品，我们固然拒绝，而赤膊上阵的作者们，也请考虑当前的处境而谅解我们的苦衷。”（《大江》第89期）以后，他又在《表现生活》一文中进一步谈到：“我们的文艺运动，是产生于人民对历史、对生活的要求，和为这要求而进行的悲壮的战斗。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这个传统。”（《大江》第319期）曾卓是实践了这一要求的。比如，他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率先写了杂文《“以抗战精神建国”》，文中既肯定了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精神，又剖析了国民党所提这一口号的虚伪性：那些“达官、显贵、富贾”们，在抗战中是以“淫乐、奢侈、贪污、囤积居奇”的行径破坏了抗战的，他们至今“仍占据最重要的位置”，“难道他们也将以这样的‘精神’建国吗？”（《大江》第76期）到1946年9月3日“胜利日”这一天，他更集中编发了《胜利日小辑》，其中有黄谷的《醒来》、袁水拍的《华莱士瓜》、因的《胜利史补遗一则》、秦嗣人的《士兵的忧郁》、李笳的《期待》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抗战“惨胜”后，大后方的黑暗和人民的忧郁、愤懑与期望。黄谷的文章还明确指出：日本人并不甘心于失败，还在做着“卷土重来”的梦。但“新的战斗孵育了人民的觉醒，觉醒了的人民推进了新的战斗，准备重来的日本人要准备灭亡！”（《大江》第78期）以后，《大江》继续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至于诗歌，来稿甚多，发表的也多。除在邹荻帆的帮助下，由天风另编了《北辰》专刊外，到1948年年底，还编了《大江诗页》，抒发了人民要求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心声。
　　为了办好《大江》，曾卓注意广泛地联系作家和扶持青年作者。首先，他联系了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诗垦地》丛刊的友人邹荻帆、绿原、冀汸和在该刊发表过作品的其他诗人，向他们约稿，其中邹荻帆、绿原、伍禾先后回到武汉，给予了很大支持。伍禾当时在《新湖北日报》主编《长江》副刊，他们还相约写稿，并交换稿件。原来就在武汉的青年诗人天风、秦敢、吕宋等，也常为《大江》写作。有一段时间，曾卓还接受了上海“文联社”（由叶以群负责）的供稿，发表了郭沫若、茅盾、胡风、聶绀弩、沈起予等前辈作家的作品，扩大了《大江》的影响。此外，曾卓十分重视从来稿中发现新人。我记得他每次从武昌过江到报社发稿，总是问我：最近来稿中有哪些可用？有没有新人新作？作者和读者来信中提出了什么问题？我在介绍了近期的情况之后，就把已经准备好的一包作者来稿、读者来信交给他。他回去总是连夜阅读，从不耽误。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大都是从这里挑选出来的。对作者、读者的来信，我们也尽（下转66页）（上接67页）可能给予了回复。为了便于同青年作者沟通思想、交流情况，曾卓特意辟了一个小栏目《编辑地位》，或向他们提示《大江》的要求，或分析具体作品，更多则是谈某些带倾向性的问题。比如，他一再向青年作者指出：要“深入生活”，“表现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克服那种无病呻吟和凭概念构思作品的毛病。要从现实生活中去观察、体验，“题材并不能保证作品的成功”。他还提到，要拥抱生活，参与现实的斗争，而不能做旁观者，更不能沉迷于个人的“伤感”、“哀愁”。有好几次，他语重心长地劝告青年作者要冷静，“不能不考虑客观的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是可以的，必要的，但应该看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大江》第452期）这不仅是出于爱护青年，也是为了保护《大江》这块阵地。《编辑地位》中的这些小言论，是备受关注的。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周代回忆说：“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小的《编辑地位》。”足见其影响。在《大江》的爱护和帮助下，一些青年作者如彭渤、藜路、周代、李致远、田畦、葛苓、向秀、杨宜、陈海燕等逐步成长，均有作品在《大江》上发表，有的还是经常投稿者。武汉解放后，他们当中不少人活跃于武汉文坛。
　　曾卓在编《大江》期间，还注意撰写阶段性的小结。如《百期的话》、三百期《献辞》、四百期《祝辞》，都简要地回顾过去激励未来。《大江》出到五百期，适逢武汉解放，曾卓满怀喜悦，主持了纪念座谈会，编辑了纪念特刊。在纪念特刊中，他将过去主编和自己所写的一些纪念性文字，摘要汇集成《在荆棘的道路上》，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个人们在以血肉换取的战斗的目标。在反动统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据点，团结一批人，这存在本身就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这是曾卓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代表了所有编者的心境。
　　没有料到，事隔6年之后，在1955年的一场运动中，《大江》这个在风雨中坚持了人民文艺方向的据点，竟被诬为“反革命据点”。对此，曾卓是不能接受的，我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我们在相隔几十年之后见面，并没有倾诉所受的苦难，只是认为《大江》这段历史值得珍惜，我们因此而结下的友谊是难忘的。
　　我读了前面提到的厚厚一本曾卓研究文选之后，从曾卓的整个人生来观照他所编的《大江》，更加深了对他的理解。他对编辑工作是执著的，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夹缝”中进行斗争，冒着风险前进的。而这种执著，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对进步文学事业的追求。可以说，他编辑《大江》，是他人生追求所走的重要一步，展现了他的胆识、才干和业绩。我对“亦师亦友”的曾卓，是敬重的，至今仍是深深地怀念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