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仲雍同志同在北京工作几十年，但直到我年届花甲时才有缘和他相识。1988年初夏，时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边春光同志，召集北京出版界的一些同志开会，研究《编辑实用百科全书》的编纂方案。参加会议的同志中只有一位我没有见过，听别人介绍，才知道他叫陈仲雍，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全书》编纂工作启动后，我和仲雍同志各负责两个分支条目的设计、组稿和审稿加工。他负责“编辑一般”和“读者、作者”两个分支，偏重于编辑理论，我负责“编辑过程”和“编辑与信息资料”两个分支，偏重于编辑实务。从此我和他在讨论《全书》编纂工作的会议上经常见面，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
　　当时编辑学创建伊始，学科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还在研究探索之中。《全书》的框架设计和释文撰写，实际上是编辑学的拓荒奠基工作。许多条目的释文，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作依据，找不到人撰写。在讨论《全书》框架和释文样稿时，不少分支负责人都向主编诉苦。仲雍同志负责的“编辑一般”条目都是大条目，组稿更困难，但他很少叫苦，默默地挑起重担，较好地完成了编纂任务。今天我们再看看这部分条目的内容，就会发现它们已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勾画出一个基本轮廓。这当然是众多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作为分支负责人的仲雍同志更是功不可没。
　　1989年12月，《全书》主编边春光同志猝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参加《全书》编纂工作的同志都非常悲痛。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加快《全书》的编纂进度。1990年完成《全书》条目的撰稿工作，经过审读和修改加工之后于1991年基本定稿。这次修改定稿工作主要是由各分支负责的，定稿之后还需要有人通读全稿，作最后的审订修改工作。这项繁重而琐碎的任务落在仲雍同志的肩上。他这一段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一年多的辛勤劳动。1994年年底，当我看到刚出版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时，心中感到莫大的欣慰。我们终于实现了边春光同志生前的一项遗愿，仲雍同志也给我留下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锲而不舍的良好印象。
　　1996年4月，中国编辑学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编辑研究》。这是一本学术性、资料性读物，每年出版一期。出版宗旨是：交流研究情况，积累研究资料，汇集研究成果，为促进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年刊编委会委托我和仲雍同志负责主要的编选工作，包括选稿组稿、审稿加工和发稿看样等等。至2001年共编了6期，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中，我们进行了愉快的合作，我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年刊的前期编辑工作是栏目设计和选稿组稿。我们共同收集、阅读过去一年报刊上发表的编辑和编辑学论文，经过认真筛选，提出初步选目，供编委会讨论决定。对论文的评价取舍难免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意见，平心静气地交流讨论，发生意见分歧时，一般都能很快取得一致的看法。年刊的基本栏目是固定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入选文章的内容有所增减。有些新栏目如《高科技与编辑》、《展望新世纪》、《编审札记》等，都是根据仲雍同志的建议增设的。这样，年刊既能保持一贯的风格，又能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年刊的选稿工作时间在每年的冬春之交，我们居住的地方相距较远，每到商量选目时，他都提着两袋厚厚的资料，顶着凛冽的寒风，从北京西南的方庄来到我的住处北京东南的幸福一村，使我非常过意不去。
　　年刊后期的加工、发稿、看样等工作，主要是仲雍同志做的。他做得非常细致认真，很少出现差错，表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娴熟的编辑技巧。
　　2001年元旦刚过，仲雍同志就来电话和我商量第6期年刊的编辑工作。这时他已身患重病，即将住院。他对我说，他争取在住院前把收集到的资料看完，提出他的初步选目，手术后再和我交换意见。我劝他先安心治病，选文章的事不要着急。大约在2001年春节之后，他在他家附近的东方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后不久，我和邵益文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他，见他虽然面容清瘦，但精神很好，对身体康复充满信心。他对我们说，医院的条件很好，手术很成功，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他可以一边化疗，一边做年刊的编选工作。大约在3月中旬，他就带着资料和意见，到我家里来和我研究第6期年刊的选目。4月份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出席年刊编委会，最后确定了这一期年刊的选目。选目确定之后，他又惦记着年刊的加工发稿工作，一再打电话到我家说，希望继续完成年刊后续编辑工作的任务。他对年刊编辑工作如此热爱眷恋，使我非常感动，但邵益文同志告诉我，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不能再做编辑工作。我不敢把病情告诉他，又不忍伤害他的积极性，只好委婉地劝他安心养病，加工发稿工作就不要做了，等排版以后再看校样。想不到他没有看到校样，就于2001年5月19日带着最后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和仲雍同志交往，多半是谈编辑业务，谈编辑学研究，很少谈我们过去的情况。我只是从一些资料和别人口中知道，他生于1929年5月，最初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54年调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当地理编辑，1958年调北京商务印书馆继续做地理编辑工作。根据这些情况，仲雍同志的一生可以说是以编辑始，以编辑终，为编辑事业默默奉献，直至生命垂危时刻。
　　除编辑工作之外，仲雍同志在编辑理论研究方面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1980年4月，他在《出版工作》上发表《科学地编辑和编辑的科学》，是创建编辑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代表性作品有《试论编辑过程规律》和《试论从社会精神生产审视“编辑”》。后一篇论文发表在《出版科学》2000年第2期上，反映了他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建立“横断”一切精神生产门类、一切社会意识形式生产的“大编辑学”的新见解。看了这篇文章，我忽然想起，他负责编纂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编辑一般》的头两个条目，就是“精神生产”和“社会精神生产”。可见他的“大编辑学”的构想不是灵机一动提出来的，而是长期思考孕育出来的结果。可惜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使他的构想未能充分地展开论述和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仲雍同志性情耿直，外柔内刚。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在学术讨论会上讲话比较平和，也很少与人争论，但他有自己的见解，不会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他对人诚恳，有意见就直率地提出来，决不敷衍应付。2000年初夏，他对我写的《〈编辑学理论纲要〉构想》提出过两三千字的书面意见，使我很受启发。我写《编辑学理论纲要》时，认真吸收了他的意见。次年夏天，《纲要》初稿打印后，我又送仲雍同志一份，想再听到他的批评和建议。不料他已病危住院，不久就传来他逝世的噩耗。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和他作最后诀别时，已是幽明永隔，再也听不到他的诚恳坦率的意见了，我顿感失去诤友的悲痛。
　　仲雍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是非常简单朴素的。遗体就陈放在医院一间简陋的告别室里，参加告别仪式的只有二十余人。有的人生前显赫，死后寂寞；有的人生前寂寞，死后哀荣。而仲雍同志既无生前的显赫，也无死后的哀荣。他默默地来到我们中间，又默默地离开我们走了。我想，这也符合编辑工作者无私奉献、不求闻达的职业品格。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传承文化、服务大众的崇高事业，如同黑夜的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在编辑学研究方面做的种种工作，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起了铺路石的作用。当我们看到他写的编辑学论文，他参与编辑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和六期《中国编辑研究》时，都会想起他对编辑学学科建设的执著追求和奋斗业绩。

　　　　　　　　　　　　　　　                                   2001年12月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