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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2年第二期(总第40期)  
 
目 录

卷首语
·重视出版业人力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
专论·特约稿
·韬奋精神与“入世”
·在中国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基本规律新探
·还是要重视方法论的研究
·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
·关于编辑活动的优化问题
·图书出版的舆论引导
·新闻出版类部分核心期刊 编辑格式的调查研究
·科普图书出版的困惑与思考
·论编辑的市场意识
出版学·出版工作
·组建出版集团五题
·加入WTO形势下出版行业协会职能浅析
·“入世”后我国图书市场竞争的八大特征
·外向型出版离我们有多远
·“编辑为中心”与“发行为龙头”
·书籍设计原则简论
·书装设计的文化理念和艺术风格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出版集团的优势
·中央部门出版社校对岗位培训班结业考试题参考答案
多媒体·网络出版
·技术进步与新时代出版
书苑掇英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编辑文化素质
·有关出版集团的断想
·考核出版企业经济效益应注重的三个指标
编辑史·出版史
·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
·湖北省编辑学会召开二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域外出版
·出版研究在欧美
编辑随笔
·难忘曾卓的编辑工作
·毕竟是编辑
编者·作者·读者
·填补历史研究的断层
·关于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对话
·高屋建瓴 通观微至
品书录
·为清代考据学辩护
·地苑巨擘 为国增辉
·评《中国货币思想史》
·
科研信息
·首届湖北图书奖评奖揭晓

 

毕竟是编辑

――追忆陈仲雍同志

阙道隆


    我和陈仲雍同志同在北京工作几十年,但直到我年届花甲时才有缘和他相识。1988年初夏,时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边春光同志,召集北京出版界的一些同志开会,研究《编辑实用百科全书》的编纂方案。参加会议的同志中只有一位我没有见过,听别人介绍,才知道他叫陈仲雍,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全书》编纂工作启动后,我和仲雍同志各负责两个分支条目的设计、组稿和审稿加工。他负责“编辑一般”和“读者、作者”两个分支,偏重于编辑理论,我负责“编辑过程”和“编辑与信息资料”两个分支,偏重于编辑实务。从此我和他在讨论《全书》编纂工作的会议上经常见面,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
  当时编辑学创建伊始,学科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还在研究探索之中。《全书》的框架设计和释文撰写,实际上是编辑学的拓荒奠基工作。许多条目的释文,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作依据,找不到人撰写。在讨论《全书》框架和释文样稿时,不少分支负责人都向主编诉苦。仲雍同志负责的“编辑一般”条目都是大条目,组稿更困难,但他很少叫苦,默默地挑起重担,较好地完成了编纂任务。今天我们再看看这部分条目的内容,就会发现它们已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勾画出一个基本轮廓。这当然是众多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作为分支负责人的仲雍同志更是功不可没。
  1989年12月,《全书》主编边春光同志猝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参加《全书》编纂工作的同志都非常悲痛。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加快《全书》的编纂进度。1990年完成《全书》条目的撰稿工作,经过审读和修改加工之后于1991年基本定稿。这次修改定稿工作主要是由各分支负责的,定稿之后还需要有人通读全稿,作最后的审订修改工作。这项繁重而琐碎的任务落在仲雍同志的肩上。他这一段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一年多的辛勤劳动。1994年年底,当我看到刚出版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时,心中感到莫大的欣慰。我们终于实现了边春光同志生前的一项遗愿,仲雍同志也给我留下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锲而不舍的良好印象。
  1996年4月,中国编辑学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编辑研究》。这是一本学术性、资料性读物,每年出版一期。出版宗旨是:交流研究情况,积累研究资料,汇集研究成果,为促进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年刊编委会委托我和仲雍同志负责主要的编选工作,包括选稿组稿、审稿加工和发稿看样等等。至2001年共编了6期,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中,我们进行了愉快的合作,我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年刊的前期编辑工作是栏目设计和选稿组稿。我们共同收集、阅读过去一年报刊上发表的编辑和编辑学论文,经过认真筛选,提出初步选目,供编委会讨论决定。对论文的评价取舍难免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意见,平心静气地交流讨论,发生意见分歧时,一般都能很快取得一致的看法。年刊的基本栏目是固定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入选文章的内容有所增减。有些新栏目如《高科技与编辑》、《展望新世纪》、《编审札记》等,都是根据仲雍同志的建议增设的。这样,年刊既能保持一贯的风格,又能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年刊的选稿工作时间在每年的冬春之交,我们居住的地方相距较远,每到商量选目时,他都提着两袋厚厚的资料,顶着凛冽的寒风,从北京西南的方庄来到我的住处北京东南的幸福一村,使我非常过意不去。
  年刊后期的加工、发稿、看样等工作,主要是仲雍同志做的。他做得非常细致认真,很少出现差错,表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娴熟的编辑技巧。
  2001年元旦刚过,仲雍同志就来电话和我商量第6期年刊的编辑工作。这时他已身患重病,即将住院。他对我说,他争取在住院前把收集到的资料看完,提出他的初步选目,手术后再和我交换意见。我劝他先安心治病,选文章的事不要着急。大约在2001年春节之后,他在他家附近的东方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后不久,我和邵益文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他,见他虽然面容清瘦,但精神很好,对身体康复充满信心。他对我们说,医院的条件很好,手术很成功,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他可以一边化疗,一边做年刊的编选工作。大约在3月中旬,他就带着资料和意见,到我家里来和我研究第6期年刊的选目。4月份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出席年刊编委会,最后确定了这一期年刊的选目。选目确定之后,他又惦记着年刊的加工发稿工作,一再打电话到我家说,希望继续完成年刊后续编辑工作的任务。他对年刊编辑工作如此热爱眷恋,使我非常感动,但邵益文同志告诉我,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不能再做编辑工作。我不敢把病情告诉他,又不忍伤害他的积极性,只好委婉地劝他安心养病,加工发稿工作就不要做了,等排版以后再看校样。想不到他没有看到校样,就于2001年5月19日带着最后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和仲雍同志交往,多半是谈编辑业务,谈编辑学研究,很少谈我们过去的情况。我只是从一些资料和别人口中知道,他生于1929年5月,最初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54年调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当地理编辑,1958年调北京商务印书馆继续做地理编辑工作。根据这些情况,仲雍同志的一生可以说是以编辑始,以编辑终,为编辑事业默默奉献,直至生命垂危时刻。
  除编辑工作之外,仲雍同志在编辑理论研究方面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1980年4月,他在《出版工作》上发表《科学地编辑和编辑的科学》,是创建编辑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代表性作品有《试论编辑过程规律》和《试论从社会精神生产审视“编辑”》。后一篇论文发表在《出版科学》2000年第2期上,反映了他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建立“横断”一切精神生产门类、一切社会意识形式生产的“大编辑学”的新见解。看了这篇文章,我忽然想起,他负责编纂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编辑一般》的头两个条目,就是“精神生产”和“社会精神生产”。可见他的“大编辑学”的构想不是灵机一动提出来的,而是长期思考孕育出来的结果。可惜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使他的构想未能充分地展开论述和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仲雍同志性情耿直,外柔内刚。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在学术讨论会上讲话比较平和,也很少与人争论,但他有自己的见解,不会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他对人诚恳,有意见就直率地提出来,决不敷衍应付。2000年初夏,他对我写的《〈编辑学理论纲要〉构想》提出过两三千字的书面意见,使我很受启发。我写《编辑学理论纲要》时,认真吸收了他的意见。次年夏天,《纲要》初稿打印后,我又送仲雍同志一份,想再听到他的批评和建议。不料他已病危住院,不久就传来他逝世的噩耗。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和他作最后诀别时,已是幽明永隔,再也听不到他的诚恳坦率的意见了,我顿感失去诤友的悲痛。
  仲雍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是非常简单朴素的。遗体就陈放在医院一间简陋的告别室里,参加告别仪式的只有二十余人。有的人生前显赫,死后寂寞;有的人生前寂寞,死后哀荣。而仲雍同志既无生前的显赫,也无死后的哀荣。他默默地来到我们中间,又默默地离开我们走了。我想,这也符合编辑工作者无私奉献、不求闻达的职业品格。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传承文化、服务大众的崇高事业,如同黑夜的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在编辑学研究方面做的种种工作,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起了铺路石的作用。当我们看到他写的编辑学论文,他参与编辑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和六期《中国编辑研究》时,都会想起他对编辑学学科建设的执著追求和奋斗业绩。

                                                  2001年12月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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