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历史研究的断层-出版科学

　　记得1993年暑假，我在日本饭能市美杉台风景区小住。有一天，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四条汉子”（久保田文次、中村义、小岛淑男、藤井升三）邀同餐叙。席间，中村义突然问我：“你知道我们团体为什么取名辛亥革命研究会，而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吗？”我正琢磨其提问用意，他却自问自答：“我们没有把辛亥革命作为单一的历史事件来研究，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是作为社会整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我当即表示赞赏，并引为同调。
　　其实，北美、西欧学者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已把社会学和社会史的方法引入辛亥革命研究，也是把这次革命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历史过程来探讨，尽管他们各别的研究或限于特定地区，或限于特定群体，或限于特定层面。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研究才以丰富多彩、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呈现于世界。
　　我国辛亥革命研究长期受单一政治事件狭小格局的束缚，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我从80年代初开始，不断强调要加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强调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用意亦在于此。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辛亥革命研究者脱颖而出，他们或从事社会群体研究，或从事社会结构研究，或从事社会心态研究，都有颇具功力的专著问世，从而把我国辛亥革命研究推进到较高层次，并引起世界各地同行学者的重视。
　　本书作者对辛亥革命的长期研究，主要是侧重于思想文化层面。他以国粹主义派研究为发端，顺理成章地进入章太炎思想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者转入中国现代化研究，但思想文化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且还有很大进展。《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两部专著的先后出版，以及发表于海内外各种刊物的一系列论文，都表明作者在学术上已臻于成熟。作者日益善于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与更广阔的空间对历史作宏观的把握，近几年来在大型《湖北通史》的撰写与主编工作中，这个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去年春天，在一次筹议举办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座谈中，我提出武汉地区的相关中生代历史学者应该回归辛亥，回报辛亥。意思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辛亥热”，为他们的迅速成长与展示才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而9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领域的扩展,或是由于学科发展需要而衍生的领域转换,他们或多或少对辛亥革命研究有所疏离。现在为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家应该把研究的主要精力回归于辛亥,以新的更好成果回报对青年学者惠泽良多的辛亥革命史。此后大家即纷纷选题，以实际行动“回归”与“回报”，其中以本书作者撰著最为专心致志，并且成为最先交来全部书稿者。但此稿决非急就章，它是作者自己多年积累的创获，同时也充分吸收了海内外同行学者最新成果的精粹，含英咀华，厚积薄发，融会贯通，遂成有体系的一家之言。
　　此书不仅着力探讨辛亥至“五四”之间这个极为重要而又常被忽略的历史接合部，而且还把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放在较大的时空环境中进行整体的考察，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理清源流。这就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恢弘的气势，并且在较高的层次上增进对于辛亥时期精英文化的理解。
　　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不承认连续性就意味着割裂历史。多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受到政治事件格局的限制，而且前不与清朝中叶以前的历史衔接，后不与“五四”以后的历史沟通，因此成为一个80年若干历史断片的松散结合体。作者很早就注意矫正这种流弊，他在撰写《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和主编《湖北通史》的过程中，就非常注意在前后贯通上下功夫。本书不仅对辛亥时期思想文化的丰富内容及其已经达到的高度作了相当细密的（下转69页）（上接70页）阐发，而且还注意到它对包括“五四”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虽然由于篇幅限制对于这种影响未能充分阐发，但他对于辛亥、“五四”两代人物、期刊、社团乃至话语之间连续性的粗略梳理，已能给此后的研究者以很大启发。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重点是“从宏观上分析辛亥文化的内容及那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和性格特征”。与此相关的论著过去出版已多，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本书作者凭借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锐敏的史感与史识，往往在探幽索微之处透露出新的意境。即使是龚鹏程先生在此书撰写之前，已经运用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关系来回顾不同性质的文化和文学流派的此消彼长，但那不过是《近代思想史散论》中的几段文字；而作者却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全面理清了辛亥时期不同流派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消长变化。读者可以不尽同意他的某些具体见解，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是辛亥文化思想史研究的新的创获。
　　作者说：“历史本来没有断层，但历史研究出现了断层。”旨哉斯言！但愿有更多的学者在填补研究断层方面狠下功夫，让历史固有的连续性得以更为完满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