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来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深入系统的作品并不多见。由于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长期以来，或受文字狱成因说的影响，或沿袭学家旧说，造成有些学者对考据学的评价偏低，甚或据此否定整个考据学的价值。那么，考据学的功用和价值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读一读郭康松博士的新著《清代考据学研究》（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本书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清代考据学进行了鸟瞰式宏观研究，对清代考据学的界说、起源、社会历史动因、学术宗旨、治学精神、研究方法、前人评价考据学的偏颇、考据学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信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考据学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例如作者从中国学术史的整个背景出发，明确指出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该书第37页），从而有力地驳正了梁启超以清初作为考据学启蒙期的论断，有理有据又令人信服。又如关于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笔者曾在拙文《杨守敬以金石裨史述论》（见《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中亦沿袭上述观点。20世纪80年代虽有些学者对文字狱成因说提出质疑，但驳正并不充分。本书作者在征引大量历史事实和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对于一些纯学术的‘异端’思想有所容忍，文字狱并未造成学术界的人人自危，学人们将兴趣转向考据学，是受家学、师友和风气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作者那充分的论据、雄辩的说理，令我不得不赞同他的观点：“乾嘉学人并非学术专制下的懦弱者，他们并未感受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生活在乾嘉时代的不幸，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遭文字狱‘打磨’后的圆滑，一些学者照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反叛精神。考据学在乾嘉时期的辉煌，是考据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并不是文字狱造成的。”（该书第66页）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郭沫若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88页）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因声求义”说、“古无轻唇音”说、“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作者在本书“余论”中明确阐述道：“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该书第290页）当然，考据学也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种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学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想这些正是本书研究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湖北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