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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2年第二期(总第40期)  
 
目 录

卷首语
·重视出版业人力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
专论·特约稿
·韬奋精神与“入世”
·在中国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基本规律新探
·还是要重视方法论的研究
·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雏形
·关于编辑活动的优化问题
·图书出版的舆论引导
·新闻出版类部分核心期刊 编辑格式的调查研究
·科普图书出版的困惑与思考
·论编辑的市场意识
出版学·出版工作
·组建出版集团五题
·加入WTO形势下出版行业协会职能浅析
·“入世”后我国图书市场竞争的八大特征
·外向型出版离我们有多远
·“编辑为中心”与“发行为龙头”
·书籍设计原则简论
·书装设计的文化理念和艺术风格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出版集团的优势
·中央部门出版社校对岗位培训班结业考试题参考答案
多媒体·网络出版
·技术进步与新时代出版
书苑掇英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编辑文化素质
·有关出版集团的断想
·考核出版企业经济效益应注重的三个指标
编辑史·出版史
·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
·湖北省编辑学会召开二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域外出版
·出版研究在欧美
编辑随笔
·难忘曾卓的编辑工作
·毕竟是编辑
编者·作者·读者
·填补历史研究的断层
·关于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对话
·高屋建瓴 通观微至
品书录
·为清代考据学辩护
·地苑巨擘 为国增辉
·评《中国货币思想史》
·
科研信息
·首届湖北图书奖评奖揭晓

 

为清代考据学辩护

邹华清


  清代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来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深入系统的作品并不多见。由于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局限,长期以来,或受文字狱成因说的影响,或沿袭学家旧说,造成有些学者对考据学的评价偏低,甚或据此否定整个考据学的价值。那么,考据学的功用和价值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读一读郭康松博士的新著《清代考据学研究》(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本书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清代考据学进行了鸟瞰式宏观研究,对清代考据学的界说、起源、社会历史动因、学术宗旨、治学精神、研究方法、前人评价考据学的偏颇、考据学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信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考据学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例如作者从中国学术史的整个背景出发,明确指出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该书第37页),从而有力地驳正了梁启超以清初作为考据学启蒙期的论断,有理有据又令人信服。又如关于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笔者曾在拙文《杨守敬以金石裨史述论》(见《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中亦沿袭上述观点。20世纪80年代虽有些学者对文字狱成因说提出质疑,但驳正并不充分。本书作者在征引大量历史事实和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对于一些纯学术的‘异端’思想有所容忍,文字狱并未造成学术界的人人自危,学人们将兴趣转向考据学,是受家学、师友和风气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作者那充分的论据、雄辩的说理,令我不得不赞同他的观点:“乾嘉学人并非学术专制下的懦弱者,他们并未感受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生活在乾嘉时代的不幸,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遭文字狱‘打磨’后的圆滑,一些学者照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反叛精神。考据学在乾嘉时期的辉煌,是考据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并不是文字狱造成的。”(该书第66页)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郭沫若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88页)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因声求义”说、“古无轻唇音”说、“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作者在本书“余论”中明确阐述道:“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该书第290页)当然,考据学也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种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学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想这些正是本书研究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湖北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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