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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科学》2002年第三期(总第41期)  
 
目 录

卷首语
·加入WTO后政府如何管好出版 / 王建辉
专论·特约稿
·盛世修典 协调共进 / 宋木文
出版学·出版工作
·图书出版特性新探 / 朱胜龙
·加入WTO后强化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对策 / 郑凌辉
·集团组织的财务管理 / 罗伟明
·出版业资本营运的认识误区 / 徐曙初
·出版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 刘再智
·新华书店如何应对教材出版发行改革 / 彭圣华 谢文涛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优秀文化网站的成功之道 / 王栾生
·网站编辑的素质与能力 / 徐晓鸿
书苑掇英
·关于出版品牌的研讨 / 范军
·出版品牌应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 / 董中锋
·出版品牌的社会运作与人为运作 / 刘敏
·明星作者与出版品牌 / 刘英
·读者动机与出版品牌 / 胡其山
·品牌战略中的读者意识 / 高娟
·品牌图书与品牌运营 / 夏兴通用
·我看基础教育类出版品牌 / 李嘏娜
编辑史·出版史
·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肖东发
·一举成名天下知 / 吴永贵
编辑随笔
·我爱中华 / 戴文葆
·编辑的诚信 / 张小新
编者·作者·读者
·钱文霖与他的科技编辑方法论 / 许淳熙
·何启治的文学编辑生涯 / 卢斯飞
品书录
·再现伟大历史进程的图像巨作 / □ 查加伍
·唯美的灵感与华丽的激情 / □ 徐 鲁
科研信息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将进行职业资格考试 / 文集
·全国部分编辑学会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 田君月
·中国编辑学会召开部分出版社 总编辑工作座谈会 / 凡丁
·《 蒙古学百科全书 》 陆续出版发行 / 宝彦

 

盛世修典 协调共进

写在《续修四库全书》出版之后

宋木文


    编者按: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于2002年5月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主持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在会议开始时讲:“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桩盛事。对文化界、学术界来说,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事情。《续修四库全书》前人想编没有编成,今天我们圆了100多年来中华学子的梦。盛世修典,这部鸿篇巨制的出版,体现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欣欣向荣,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学术水平。这将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庆贺。所以,今天也可以说是一个庆功大会。”此文是《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在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经作者略加修改后在本刊发表。
    《续修四库全书》从1994年初开始策划,历时八年, 到2002年4月1 800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齐。我作为统筹协调《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班子的负责人,对《四库全书》续修的必要性和经过简要地做一点历史回顾。
    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乾隆皇帝弘历诏令各省征集历代及本朝图书。翌年二月,《四库全书》馆在京城设立,纪晓岚等任总纂官,各学科领域的学者360人参加,历时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套《四库全书》缮竣,贮藏于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有六套《四库全书》相继缮竣,分贮于奉天今沈阳市)故宫内的文溯阁、京郊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二百多年来,七套《四库全》虽经战乱,仍有三套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分藏于北京(文津阁本)、兰州(文溯阁本)和台北文
渊阁本);另三套(文源阁本、文宗阁本、文汇阁本)全毁,一套(文澜阁本)损毁不全。据史学家陈垣于1922年对文津阁本所作统计,共收书3 462种,基本涵括了乾隆以前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重要典籍,成为了解和研究先秦至清前期二千多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大型百科性丛书。
    《四库全书》在乾隆年间问世,是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的。乾隆帝下诏修书,一方面,是出于“文治武功”的需要,认为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十全武功”的同时,纂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就可以显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另一方面,以探访遗籍、开馆修书为借口,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的审查,把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撤”。其目的就是通过对进呈图书的筛选和“净化”,形成“钦定”的范本《四库全书》,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风俗”,维系封建统治的秩序。《四库全书》中,凡被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毁处,多加改窜或删除。正是由于这种“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加上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使一些在当时条件下应该选录的有价值的著作没有入选,造成了这部大书的无可弥补的缺憾。
    清光绪中期以后,不断有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倡议续修、补修《四库全书》,终因历史条件所限而未果。从乾隆中期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国学术文化又凝聚了大量的重要成果,加上一些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归故土,新发现和秘藏民间的以及以稿本形式传世的优秀著作不断问世,更需要进行系统整理。因此,通过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既可为《四库全书》匡谬补缺,又能继往开来,对清乾隆中期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新的整理与汇集。
    《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既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也包《四库全书》成书后至辛亥革命以前著述的续选。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四库馆臣对戏曲、小说持鄙视态度未予收入,此次根据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择优选收,这也是“续修”具有开创意义之处。对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图书,尽可能选收各学术门类和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是清代中期以纪晓岚、戴震、翁方纲、彭元瑞、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著作,清后期以魏源、龚自珍直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新学”著作。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5 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曾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82家藏书单位商借底本,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中国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齐备。《续修四库全书》把各图书馆的藏书,选其重要的汇集在一起,便于查找,便于保存,便于当代人使用,更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的记载。把分散的文献资料汇集出版,这种对文明成果的整理与积累,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如果没有“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没有《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一大批图书,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就难有今天这样的独特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今天,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文化交流也将进一步加强,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融,但决不可能使各种文化走向趋同。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必将是: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全面进步,文化异彩纷呈。因此,以各种载体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仍有其现实和深远的重要意义。
    《续修四库全书》需要巨额投资,编辑出版的时间跨度长,难度大,虽有主管部门支持并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但国家并不投资,政府主管部门也不出面组织,而是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牵头组织协调,参与单位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多年来,对重大文化出版工,一般都由党政机关主导并负责组织协调。在现行体制下,由自愿组合的社会团体和单位操办这项大型出版工程,牵头者和参与者承受压力之大、协调任务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工作上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还有不同意见,甚至误解。我个人对编纂出版能否保证质量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对各方合作能否长期坚持下去以取得圆满的结果,对发行能否搞上去以减少投资风险,都承受着很大压力。现在可以说,我们坚持下来了,搞成了,但还需做最后的努力,做到善始善终。我们靠什么?靠的是盛世修典的有利条件,靠的是各参与单位的协调共进!首先是靠盛世修典的社会环境的有力支持。1981年9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随后发出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我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事业因之有了飞跃发展。特别是一部搜集国内各收藏单位所藏善本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成,以及在编纂这部庞大书目过程中各图书馆对全国存世古籍所进行的全面普查,使编纂者在获取所需图书情报时能够耳聪目明,而选用之书又大都集中在国家和地方图书馆,查阅和使用都较为方便。我们没有乾隆皇帝下诏征书那种令行禁止的权力,却有着比封建王朝优越得多的社会制度所给予的各种有利条件。
    《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更是各参与单位,特别是负责选书的编委会、提供书源的图书馆、支持资金的投资方、承担出版任务的出版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依存、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协调共进的结果。编委会主要由版本目录学家组成,同时聘请各学科知名学者为学术顾问和特约编委,参与编选工作,这样就使版本目录学家和各学科专家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以保证选目的质量。编委会与出版社上下两个环节紧密合作,编委会力求提供好的选目,出版社依此深入图书馆选书时又补其所不足。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承担这套大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而如果没有深圳南山区人民政府在开头和中间的两次投资支持,这项出版工程也难以启动并顺利地坚持下来。征订发行工作从开始启动时就抓得很紧,现已整套销售225套(另有分部销售的五六十套可望补齐配套),先后共收书款7 000多万元,这种滚动式经营大幅度地减少了投资压力(预计要投资8 000万元,现实际投资1 050万元即可完成)。
    总之,回顾八年工作历程,就是这样一句话:盛世修典,协调共进,使这套大书得以胜利完成。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书中还会有一些不足,甚至可能留有遗憾,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此时此刻,我想起已经离世的对本书倾注极大心血的本书主编顾廷龙先生,对本书给予有力支持的匡亚明先生,参与本书编选工作的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和邓广铭先生,对他们不能同我们一道出席被今天会议主持人石宗源同志称作的“庆功大会”,使我们更加怀念和尊敬他们。此时此刻,我要说的是:能编纂出版这部巨型丛书,是我们的光荣;能生活在有条件出版这部巨型丛书的安宁昌盛的时代,则是我们的幸运!
 
(作者单位:新闻出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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