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中华-出版科学

    我爱中华，我爱创意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激流中，在推翻我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后立即建立的中华书局。
    难忘上世纪50年代后期狂热的“大跃进”时，我在金钟河畔淀洼地区劳动，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有幸“滚一身泥巴”后，被召回京都。由于跃进过猛，出现了“自然灾害”，因而紧缩机关编制。感谢人民出版社掌管党务、人事的副社长面告，两个月后就有留给我的编制了。与此同时，当日中华书局总经理、原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金灿然表示可以即时收留我。当时他用人的原则中有一个特色，就是审查了解对象后，实行“人弃我取”的策略。书局便由人事科长张斯富同志到人民出版社去商量借用我。文化部办公厅本说过两家共用我，我已在两家各领了一个月工钱。先此我的原工资为每月185元，此刻匆匆已在人民出版社领了90元，在中华书局领了80元。我旋即警觉，不应以贫困无依而乱伸手。在人民出版社仔细阅读了范文澜前辈的《唐代佛教》后，反复思考，理解范老下笔的难处，依旧根据党的宗教政策、统一战线策略，以及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斗胆写出了拜读后的感受。于是我便到翠微路中华编辑部寄砚就食。那时如同进了研究生院一样，咧嘴欢笑。直到1966年酷暑，“狂飙为我从天降”，才笑不出来。
    我爱中华编辑部，那时几乎不开清谈会，但每天上班先读《毛泽东选集》一小时，自学自律，全神贯注。有时为工间休息的铃声惊醒，才知沉迷逾时了。
    我爱中华编辑部，一部重要稿子交下来，灿然同志先要讲讲学术内容和价值，指示整理时应注意之点。那时还必须写批判性出版说明，如对李剑农的《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只要仔细恭听灿然的评论，就可以掌握出版说明的格局了。过去在东总布胡同10号工作时，常常听到他对某些书稿的意见，我们向来是注意的。

    我爱中华编辑部，那时近代史组由李侃同志领导，他交下一部需要整理加工的稿子，总先指点应注意的内容和具体要求，然后让你放手去做，调动你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最后他必复查，对于稿中情况处理得当的，即在组内传阅，激励大家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爱中华编辑部，我们近代史组里九位同志，有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卢文迪先生、热情的刘德麟先生和何双生先生等，还有与我同为“员外郎”的石继昌先生，都和衷共济。遇到书稿中的疑问，提出来相互商量，帮助查书，切磋解决，从无背后攻讦、打小报告情事。后来添了两位，一位是在当年培养士官生的著名学府毕业，出身红彤彤，可惜基础太差，交给我带领，未断句的普通文言文还读不下来，其后局里派他到文化部去为活学活用讲用会做事务性工作。不久受到斗争哲学的影响，以为闹而优则仕，太可憾，结果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另一位是好学诚恳的陈铮同志，终于成为编辑部的骨干，编了许多优秀的图书。人才的培养固然要靠本人努力，环境的影响力量也很大，需要给年轻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不断学习的条件。
    我爱中华编辑部，有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姚绍华先生主持工作，分类清楚，上架有序，里边窗明几净。更出色的是：一本书有多种版本，有利于校勘、整理稿件，是编辑工作不可缺少的数据库，也是编辑人员益智提高的好阶梯。这就吸引我们常常去向不出声的老师请教。
    我爱中华编辑部，是我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给我从事出版文化工作结下许多新情缘。繁重的业务工作是最难得的机遇。深蒙关爱，我担当了稿件的责任编辑。我为《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作者原稿的基础上重写了《赵州桥》；继朱彦頫老同志后，为吴晗教授整理与查补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另为方行、蔡尚思前辈全部改编了50年代初在人民社出版的《谭嗣同全集》，校勘了《仁学》，考定了许多信札的时序。（这里应该说明：方行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学术文化的贡献，可追溯到上海成为孤岛时代，他曾参与胡愈之前辈等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使因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而失学的年轻人得以继续求学。1949年后，在上海主持文化行政工作，他发动不少同志搜集整理重印30年代的革命进步期刊，以及保存有关上海历史文化的报刊与古籍，做了大量工作，他真是一位今古并研的不懈的文献学家！）
    随后我为编辑《严复文集》提供材料，多次去北京大学查检和抄录了《公言报》副刊上登载的严复晚年诗文；还去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天演论》译稿装订成册的原件，以及其本人工作与家庭生活经济收入账簿，同时观览他用毛笔写的各式书法艺术品，并向各地博物馆征集他的书牍。为了解戊戌维新运动中健者樊锥毕生著述及其生平状况，查阅《湘报》及《游学译编》等报刊，分别向在京湘籍长老与其三湘友朋弟子访问调查。后又参加极峰指示编辑“中国之强梁”蒋氏演说集（美国传记作者称其为“Strong man”）；整理润饰陶菊隐先生撰成多年、搁置已久的章回小说体《袁世凯传记》，写定最后双龙摆尾式回目。其间还陆续审读了关于山西票号、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及《文史参考资料》等稿件。在刘德麟先生负责整理的《林则徐文集》开始分册出版时，我奉命草拟编辑我国自反鸦片侵略战争以降先进思想家学术文集的选题设想，准备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担任书局文学组组长的徐调孚前辈，还特地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指点我不要忘记列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书。古代史组的宋云彬先生在工间休息时也来我组对我有所指导。我还经常向组内组外的许多同志请求释疑解惑，无不诚恳指教。当时中华书局编辑部内从年长到年轻的真正有学问的朋友很多哩！在这里工作着就是幸运。我这个新来的学员，五年多时间，获得了这些非常有意义的实践锻炼的大好机会，受益匪浅，这是我受教的母校呀！我怎么能忘却当年中华书局编辑部呢？我时常怀念请教过的许多好友们。同时，也不忘我原单位领导对我到中华书局工作的关心和注意。
    1997年春，我特意住到上海，加紧编辑宋庆龄的书信集，当时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一贯关心搜集谭嗣同遗稿的方行同志，时年已近八十，多次约我面谈，并将陆续征集到的文献交我阅读，着我要求中华书局编辑部考虑出版《谭嗣同文集》增订本，继续命我编订，嘱我注意勿与已收者重复。我当即致函总编辑傅璇琮同志，很快便接到中华编辑部回信，惠允速出谭集增订本。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有序进行，不像个别单位粗疏失控，延误要事，方行同志对此甚为赞许，1998年谭集增订本合为一部面世了。
    中华书局当年在比较偏僻的翠微路，与陈翰伯同志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同处一座不高的楼房。灿然同志领导的中华书局，翰伯同志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是当年我国出版界驰名海内外耸立的学术文化双峰。书局同仁不因屋宇矮小而马虎，工作严肃认真。大家既尊重领导，灿然同志带病工作，同志们也能自律。而今在太平桥西里，登上巍峨的大厦，高瞻远瞩，居高可以望远。我爱中华，值此中华书局90周年华诞，谨祝中华编辑部同志们光大前此各个时期书局开拓者们的业绩，共同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祝中华书局朋友们健康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