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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出版科学》2003年第二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业跨越式发展的 目标体系与政策环境
纪念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
·办刊十年
·试刊前后
·固本图新,从善如流
专论·特约稿
·喜看我国期刊步入品牌成长期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学研究的新任务新课题
·21世纪呼唤编辑批评
·开展部门编辑学研究 建设完备的编辑学大学科体系
·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
出版学·出版工作
·关于发展湖北出版产业的思考
·浅论网上书店与连锁书店的联合
·加入WTO后出版社 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试论现代出版业的社会信用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传播媒介与编辑活动漫谈
·我国学术期刊信息化现状之一瞥
书苑掇英
·关于精品图书的话题
·少儿图书编辑艺术的创新
·校对学板块歌
·重视图书信息录入工作
·出版企业所得税会计研究
编辑史·出版史
·顾千里与古籍刻印出版事业
编辑随笔
·杂感的杂感
·周振甫在潢川
品书录
·中外标点符号史综合研究的开山之作
·新的课题 新的阐释
科研信息
·武汉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二十周年大庆公告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制度
·我国实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制度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2002年度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
·出版专业基础知识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

 

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

周奇
摘 要: 编辑主体在书稿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可以概括为发现、挖潜、提升、完善八个字。
关键词: 编辑主体 审读加工 创造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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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谈及编辑主体的创造性作用,人们就会想到选题策划,以为选题策划才是编辑主体创造性作用的体现。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图书编辑处在图书原创者和图书阅读者中间,以原创作品(书稿)为工作对象,通过审读、加工,使原创作品达到出版水平,从而物化为图书,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任务。图书编辑工作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图书编辑主体以书稿为客体的工作过程,就是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过程。编辑主体的创造性作用,从选题
策划开始,贯穿于图书出版的全过程。
    传播学认为,以图书为媒体的文化传播活动,由作者、主题、媒介、读者、效果五个要素构成,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媒介、读者三个要素。作者是传播者,主题要通过作者的创作活动才能表现;读者是接受者,传播的效果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显现;但是,作者与读者并不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图书这个媒体发生传播和接受关系的。出版社是图书生产者,处在文化传播的中心位置,在文化传播中起着中介作用。编辑是文化传播中介作用的主要承担者,编辑的创造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的效果。
    或曰上述观点过时了,不适合市场经济时代的编辑活动。那么,让我们看看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编辑们的观点。
    有一本《编辑人的世界》,被誉为“美国四十年来最权威的编辑业务教科书”,集中反映了当今美国的主流编辑观。下面摘引该书关于编辑的角色和作用的议论。
    关于编辑的角色,威廉斯做了这样形象的勾画:挖掘好书的搜猎者,化平凡为神奇的魔术师。舒斯特认为:编辑工作“不是从一份包装整齐,随时准备付梓的完整稿子展开的”,“看稿子的时候,不是就稿子目前的状况匆匆下判断,而是就它未来可能呈现的面貌来作决定”。佩因说:“编辑在出版流程中扮演了一个很有用的角色,那就是‘勇于批判的第一读者’。”
    关于编辑的作用,麦卡锡认为:“编辑在手稿上画下第一个修改符号之前,作者和编辑就已经展开创造性的合作过程。作者的责任是尽最大的努力写出一本最好的书,编辑的责任是帮助作者达到这个目标。”韦克斯曼说:“编辑只能激发作者发挥他原本已有的才华。”他这样描述编辑工作:“编辑不断提出问题,作者也一一回答,直到双方都觉得已经创作出一本好书为止。”席尔瓦说:“帮助作者改造好这本书,使整本书以最好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作者的思想。”格罗斯也认为:编辑工作就是“协助作者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内容”。他还说:“最好的编辑……是编辑到什么程度最能让作者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作者的作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
    由上述引文可见,美国的编辑观与我国的编辑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出版业是文化产业,图书是特殊的商品。图书具有双重属性,它首先是精神产品,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传播文化的工具;其次才是商品。我国出版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其根本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虽然我们出书要通过市场流通以实现文化传播,但是获取商业利益决不是我们出书的主要目的。
    我国出版业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的角色和作用,编辑界存在困惑,放松甚至放弃审读加工,就是这种困惑在编辑实践中的突出表现。继承我国编辑的优良传统,借鉴美国编辑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走出困惑,建立现代社会主义编辑理念。
    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我以为,可以用四    句话、八个字来概括:发现,挖潜,提升,完善。

发  现

    发现,是编辑主体创造性作用的主要内容。发现的内涵有三:一是发现有价值的书稿;二是发现书稿的潜在价值;三是发现作者尤其是创作新人。这里说的书稿价值,主要指文化价值,包括文化传播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伏尔泰认为:“无论是怎样有益的图书,其价值的一半是由读者创造的。” 图书的价值当然是作者创造的,但是,图书的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选择和阅读才能实现。读书行为是一种内在的决定性的创造行为。因此,编辑的发现,可以说是从读者的精神需求出发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文化选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认为:出版社好像电子装置中发送端与接受端之间的滤波器。这个比喻形象地表述了编辑发现的本质。
    如果把发现有价值的书稿比作发现金块,那么,发现书稿的潜在价值就好比发现含金的矿石,后者更能反映编辑的学识和功力。书稿,包括精心策划的书稿,像金块那样的是极少见的,许多优秀图书的初始稿,只是含金的矿石,经过编辑与作者“创造性的合作过程”,剔杂提纯,雕琢成器,才成为优秀图书,它里面潜藏着编辑无私的创造性劳动。因此,编辑的发现有一条重要原则,用美国编辑舒斯特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就稿子目前的状况匆匆下判断,而是就它未来可能呈现的面貌来作决定。”发现“未来”才能真正体现编辑发现的作用。
    发现“未来”的事例,在中外出版史上是很多的。小说《林海雪原》曾经是我国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作者曲波因此而一举成名。这部小说的初稿叫做《林海雪原荡匪记》,作者名不见经传,是第一次拿笔创作小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龙世辉,透过一大摞很乱的稿子,发现了有着深厚浪漫色彩的传奇英雄故事,便建议接受出版,然后使出浑身解数帮助作者改好这部小说。
    1953年,美国兰多姆出版社的编辑萨克斯·康明斯收到一部书稿,名曰《阿拉斯加》,是一部地方志。整个书稿杂乱无章,康明斯却发现了它的潜在价值。他专程去阿拉斯加,造访担任该州州长14年之久的作者格里宁,建议作者将书稿重新整理。没想到作者竟然拒绝做任何修改。但是,康明斯决意不放弃这堆“金矿石”。他通过书信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自己的意见。康明斯的执著,终于说服了作者。修改后的《阿拉斯加》出版了,被评论家一致认为“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地方志”。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申漳 ,写了一部叫做《简明科学技术史话》的书稿。他第一次写书,心里没有把握,便把书稿送给所里领导审阅,得到的却是否定的评语。他不甘心,又将书稿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自然科学编辑室。该社副总编辑兼编辑室主任王幼于审读了书稿,发现其中的潜在价值,便指定一位资深编辑担任责任编辑,负责处理这部书稿。他同责任编辑谈了整整一天,从书稿的结构、体例、指导思想到内容取舍,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在责任编辑的帮助下,《简明科学技术史话》终于出版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读了很为赞赏,亲自撰文推荐。当年,《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即使是发现“金块”,也绝非易事,出版界视金为土的事情时有发生。著名小说《青春之歌》,就曾辗转多家出版社,终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当代最畅销的著名散文集《文化苦旅》,书稿也曾遭厄运,被一家出版社视作休闲书,并被涂删得面目全非。作者无可奈何索回书稿 ,随手弃于屋角。上海知识出版社的编辑王国伟,偶然得知这部书稿的遭遇,便向作者索来阅读。王国伟在《〈文化苦旅〉成书前后》一文中这样描述读后的感觉:“我捧回已落满灰尘的书稿,一口气读完后,激动不已。书中所释放出来的生命信息和作者良好的文化感觉,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尤其是作者深入浅出,把沉重的历史和深邃的文化底藴,通过非常感性的文学语言输送出来,既建立了一种轻松进入的通道,又营造了生命之间平等对话的氛围。这样的文化大散文已久违了。我如获至宝,心中已深谙此书的价值,也庆幸原先那家出版社的失误才使我抓住了机会。”余秋雨由于遇到了知音,作品得以从书斋走向大众,并从而赢得广泛的知名度。同是余秋雨,同是《文化苦旅》,两位编辑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造成了作者和作品的两种不同的命运。这一正一反,充分证明编辑主体在审读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
    为什么有的编辑视金为土,而有的编辑却土中见金?这首先是人的素质决定的。国伟在谈到“发现”《文化苦旅》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本好书,这种感觉首先来自内心的对应。这种对应,我理解为是生命对生命的诱惑。看似出版行为,其实是情感行为,而这一行为的基础,是各自素质的平行和交流。”他还说:“出版人的功绩恰恰在于,筛选有价值的智慧成果,予以积淀和传播,让其最大限度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一连串的文化行为本身,就包含着重大的思辨意义。我们从提高素质开始,又以展示素质告终。书是出版人自我形象的丰碑。”
    除了人的素质,还有一个干扰因素,那就是狭隘的功利观,当今盛行的快餐文化和以“奶酪”系列为代表的低层次重复,以及不负责任的商业炒作,正是这种狭隘功利观在出版界的突出表现。狭隘的功利观,蒙住了编辑的眼睛,泯灭了编辑的良知。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界关于书稿取舍有个不成文的道德准则,叫做“五不唯”,即不唯上、不唯名 、不唯亲、不唯利、不唯个人好恶。老一辈编辑家都遵循这一准则。1933年茅盾主编《文学》杂志,他在第一期《社谈》中明确表示:“我们不问作家的新老或面熟面生,只要看文章的好坏。”叶圣陶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对教材编辑的课文选择,曾经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若何,而只以文质兼美为准。他对编辑们说:选者必先“心焉好之”,使之“教师乐教,学生乐学”,“一册在手,无篇不精”。叶圣陶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编辑职业道德要求:编辑要有崇高的道德良知,坚持“文质兼美”的客观标准。 (ID: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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