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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3年第3期  
 
目 录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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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
·谈谈省、市编辑学会的性质和任务
·关于编辑学会的认识与思考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出版专业学术期刊的定位--为《出版科学》创刊十周年而作
·编辑代表作的意义
·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
·编辑方法论刍议
·编辑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编辑核心竞争力初探
·小说文稿的审读和编辑加工
·校对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建设
·追念韩国安春根教授
·安春根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活动
·高校文科学报与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
·试论图书馆管理创新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百科全书的可读性与视听性--漫话多媒体百科全书的浏览功能
·电子出版学科建设浅议
·略论互联网对版权保护的挑战
书苑掇英
·关注图书“性能价格比”
·重视图书版本的创新
·编辑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装帧设计重在创意
·我编《盘龙城青铜文化》
编辑史·出版史
·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
编辑随笔
·《老出版人肖像》后记
·文学与艺术的交融
·我当主编惬意时
·科技工具书的选题策划
·由《谁动了我的奶酪》想到的
编者·作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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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出版科学》
·《新帮手》系列热销引发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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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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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范 艺术真采
科研信息
·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
·2003年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出版
·湖北出版文化城正式落成
·《点击〈出版科学〉》出版
纪念湖北省编辑学会成立十周年
·围绕编辑学研究的议论
编辑语文知识
·谈编辑的语文修养
·编辑要练就过硬的“文字纯洁功”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
·编辑要善于利用工具书

 

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

邓咏秋
摘 要: 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杂家;擅长计算;善于借鉴和移植,喜欢创新;勤奋;办事大刀阔斧,追求效率。
关键词: 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  出版家


    精力旺盛而且长寿的王云五(1888~1979)在出版领域的成功不应忽视。回顾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上海)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其成功固然与当时的社会契机有关,亦与他个人的素质有关。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杂  家

    王云五称自己为杂家,这是指他的知识结构而言。王云五的学识主要靠自修,选择学习的对象全凭个人兴趣,加上对新知的渴求,使他读书博杂。他广泛涉猎各门各类的知识,中外知识兼备。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从蔡元培(1868~1940)到胡适(1891~1962)的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历史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1]。王云五虽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他生于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环境下,这对他形成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关系极大。
    他虽然多次悔及自己读书博而不精,并自嘲是一位“四不像的学者”。事实上,他在谈读书方法,尤其是在谈出版家素质时,更强调博或者说杂。在内心里,他明白自己受惠于此,也推崇这种知识结构。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到,出版家“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2]。《出版学概说》在谈到出版者的素质时,也强调出版者的知识要杂,这也许代表了当今出版者仍可努力的一种方向。德索尔在这本书中指出:“出版者是出版业的专家,但他在知识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杂家。”因为这可以帮助出版者充分了解“读者的生机勃勃的多元的文化需要”[3],以便真正从读者需求角度考虑出版策略。
    作为杂家的王云五在制订选题计划时体现出他的优势。他注重单个选题本身的系统性,同时注重各个选题之间的系统性。又因为具备博杂的知识结构,策划选题时的灵感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学科的各个领域。因为中西学兼备,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更容易产生灵感。在选择《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书目时,王云五曾利用外国的书评作为选目的参考。他倡导的第一部工具书是《教育大辞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说到事前的准备工作是:“博览各国出版之教育辞书”。他对德、法、英、美等国已出版的教育辞书进行分析、比较,借鉴国外的长处,作适合中国需要的改良。他指出:“我国编纂之教育辞书,当对象于本国教育家或研究教育者,以本国教育问题及状况为中心,采各国教育辞书之特长,而去其缺憾,方适于用也。”[4]1960年王云五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创编《人人文库》,系仿英国Everymans Library(可译为《人人丛书》或《人人文库》)。英国《人人丛书》刊行一百多年,包括子目约达千种,所收以古典著作为主,也加入部分新著,因为字小、行密、古典作品可免付稿费,所以售价特廉。王云五此前辑印的《万有文库荟要》《丛书集成简编》等都是整套发售,虽有利于图书馆及藏书家,但未必适合青年学子。于是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编《人人文库》,新旧图书兼备,月出20册,相当于以图书形式发行的连续出版物,分册发售,定价低廉。《人人文库》连续出版了20多年,直到1990年才停止。编《人人文库》的创意虽来自于外国,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配合时代的需要,这部丛书因而焕然一新。
擅 长 计 算
    出身商人之家的王云五从小就养成了计算的习惯。他12岁回广东老家,经常与一位堂伯父去赶集,随伯父学习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借为判断的标准”[5]。
    王云五成名后,以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我一生得之于算学很大”,“中国人不注重算学,这是很坏的现象”。他认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一要靠幻想,这个幻想的意思是指勇于创新和联想,但是光有幻想还不能得到正确的思想,还要借助于数学,“要使思想正确,一加一一定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么,不独学理工的人要学高等算学,就是学文学的人也要学高等算学”[6]。
    重视数学的王云五在出版业经营中十分重视财务管理。他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后,立即查询公司的现金账款,了解公司的开支和收入,然后确定开源节流的发展计划:首先做财务的整顿以“节流”,然后用大量出版来“开源”。他因胡适的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但是确立他威望的是他主持期内各项业绩统计数字的攀升。王云五精于计算,而且乐于将企业中视为机密的各种营业数字公之于众,以数字的历年攀升来展现自己的管理成绩。从上海到重庆到台湾,王云五总是将商务印书馆的各种新书出版数量、营业数字、增长率挂在嘴上。事实上,这些数字无论对于出版家还是对于出版机构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他经常推出一些大型出版计划。如同《万有文库》初期滞销带给王云五巨大的恐惧一样,大型出版计划是有风险的,它既可以使一个出版社由此而兴,也可能使一个出版社由此而亡。王云五推行大型出版计划,往往成功,与他在事前的认真计算和权衡分不开。王云五的学生、曾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兼发行人的徐有守回忆说:
    笔者任职数年期中,每年必发行大部头丛书二三种,所费资金庞大。若其中有一部滞销,则书馆有立即倒闭之可能。因而每筹印一书,师生二人,常在云五先生窄约仅二坪局促之董事长办公室反复核计、预测、讨论其印行之可能性。踌躇再四,数月始决[7]。
善于借鉴和移植,喜欢创新
    从思维方式上看,王云五善于借鉴和移植。1930年,王云五对青年演讲《怎样读书》,谈到自己的一种读书方法“是从法兰克林那里偷来的”,并且说“好的东西可以偷,不要怕”[8]。这充分表明王云五对待优秀事物的态度:提倡借鉴和移植。
    王云五对新知识一直保持极大的兴趣。即使到晚年,“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9]。他钻研检字法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研究图书分类法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外在出版的其他相关领域亦有很多发明和改革,如化学翻印法、航空纸型、中文排字改革等。他能有这么多创造,与他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另外,善于借鉴和移植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他从邻居新造房子钉门牌找到灵感,在杜威十进分类法中加入三个符号,使中外文图书能够实现统一分类,进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研究新检字法时,从一部电报号码本找到创立号码检字法的灵感。他的选题计划也有不少是移植来的,从外国的百科全书到创编中国的百科全书,从《牛津大字典》到《中山大辞典》,从外国的《人人文库》到中国的《人人文库》等,这样的例子颇不鲜见。
勤  奋

    王云五在出版业、教育业、图书馆事业等多方面都有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勤奋。在晚年因他的健康长寿,许多报纸希望他介绍秘诀,他介绍说他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他希望从工作室、图书馆一直工作到殡仪馆。1930年,他在对商务印书馆同仁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他从十五六岁起,没有一天不做十五六小时的工作,在商务印书馆上班每天准时到,准时退,绝没有无故迟到或早退过,在馆中办不完的事拿回家做。此外,每天有两三小时的规定读书时间,从不间断。与王云五共过事的一些商务旧同仁在事后有不少追述文章,对王云五有褒有贬,但是王云五的勤奋却得到更多印证。即使是在八九十岁时,王云五仍坚持每天早上三点起床读书著书的习惯。晚年他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多处担任重要工作,直到去世。

办事大刀阔斧,追求效率

    《秋斋笔谭》上有王云五的一段轶事,反映了王云五的魄力:王云五每日到馆都要咳嗽三声,声如黄钟大吕,而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王老板”每天到馆,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10]。
1907~1947年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主要从事宣传推销工作的黄警顽回忆说:
    王云五办事大刀阔斧,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从“一·二八事件”以后的规复工作中,显得他很有些手腕。他主张印行大部头书籍,利用政治力量和营业方法推销。《万有文库》销几千部,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11]。
    黄警顽虽然对王云五预支版税、重点推销自己的书不满,但对王云五的管理方法和业绩仍然是肯定的。
    对效率的追求使王云五1930年初就在商务印书馆倡导科学管理,主张采用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效率。1930年王云五出国考察,从国外聘请留学生多人回国成立科学管理研究所,自任所长。他是个追求效率的人,治学的方式类似于资料卡片式,平时勤于记卡片,写作时虽有罗列资料之嫌,但写作速度极快,《岫庐八十自述》《岫庐序跋集编》《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都是洋洋百万言的巨著,往往一挥而就。他的六册《中国教学思想史丛书》全在1970~1971年两年间出版,其中有四册即《宋元教学思想》《明清教学思想》《革新时代教学思想》《中国历代教学思想综合研究》是在1971年一年内出版的。写毕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学思想史》之后,他说过如果时间允许,还想写一部中国哲学思想史,这一心愿未能完成。1920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力主成立百科全书委员会,自任主任,下设6个系,最多时曾集合馆内外100多人同时进行,按字计酬,希望能尽快编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百科全书,为国争光,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基础还不足以完成这样具有总结性的浩大工程,部分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太急功近利,过于追求效率甚至是速效。但是作为一个出版家,作为一个决策人员,如果不曾有任何决策失误,恐怕也不可能吧。
 
注 释
[1]陈方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183
[2]王云五.岫庐最后十年自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3版.308
[3]德索尔.J.P.姜乐英,杨杰译.出版学概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21
[4]王云五.教育大辞书序.载王云五.岫庐序跋集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25
[5]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11
[6][8]王云五.怎样读书.载中学生读书会编.读书法入门.上海:开明书局,1930
[7]徐有守.王云五先生与中国出版事业.载蒋复璁等著.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87
[9]王云五.漫谈读书.载王云五.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73
[10]秋斋笔谭,转引自书局旧踪.50页
[11]黄警顽.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作家出版社,94~95
         
 (作者: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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