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出版科学

    王云五称自己为杂家，这是指他的知识结构而言。王云五的学识主要靠自修，选择学习的对象全凭个人兴趣，加上对新知的渴求，使他读书博杂。他广泛涉猎各门各类的知识，中外知识兼备。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从蔡元培（1868～1940）到胡适（1891～1962）的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历史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1]。王云五虽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他生于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环境下，这对他形成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关系极大。
    他虽然多次悔及自己读书博而不精，并自嘲是一位“四不像的学者”。事实上，他在谈读书方法，尤其是在谈出版家素质时，更强调博或者说杂。在内心里，他明白自己受惠于此，也推崇这种知识结构。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到，出版家“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2]。《出版学概说》在谈到出版者的素质时，也强调出版者的知识要杂，这也许代表了当今出版者仍可努力的一种方向。德索尔在这本书中指出：“出版者是出版业的专家，但他在知识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杂家。”因为这可以帮助出版者充分了解“读者的生机勃勃的多元的文化需要”[3]，以便真正从读者需求角度考虑出版策略。
    作为杂家的王云五在制订选题计划时体现出他的优势。他注重单个选题本身的系统性，同时注重各个选题之间的系统性。又因为具备博杂的知识结构，策划选题时的灵感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学科的各个领域。因为中西学兼备，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更容易产生灵感。在选择《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书目时，王云五曾利用外国的书评作为选目的参考。他倡导的第一部工具书是《教育大辞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说到事前的准备工作是：“博览各国出版之教育辞书”。他对德、法、英、美等国已出版的教育辞书进行分析、比较，借鉴国外的长处，作适合中国需要的改良。他指出：“我国编纂之教育辞书，当对象于本国教育家或研究教育者，以本国教育问题及状况为中心，采各国教育辞书之特长，而去其缺憾，方适于用也。”[4]1960年王云五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创编《人人文库》，系仿英国Everymans Library（可译为《人人丛书》或《人人文库》）。英国《人人丛书》刊行一百多年，包括子目约达千种，所收以古典著作为主，也加入部分新著，因为字小、行密、古典作品可免付稿费，所以售价特廉。王云五此前辑印的《万有文库荟要》《丛书集成简编》等都是整套发售，虽有利于图书馆及藏书家，但未必适合青年学子。于是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编《人人文库》，新旧图书兼备，月出20册，相当于以图书形式发行的连续出版物，分册发售，定价低廉。《人人文库》连续出版了20多年，直到1990年才停止。编《人人文库》的创意虽来自于外国，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配合时代的需要，这部丛书因而焕然一新。
擅长计算
    出身商人之家的王云五从小就养成了计算的习惯。他12岁回广东老家，经常与一位堂伯父去赶集，随伯父学习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借为判断的标准”[5]。
    王云五成名后，以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我一生得之于算学很大”，“中国人不注重算学，这是很坏的现象”。他认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一要靠幻想，这个幻想的意思是指勇于创新和联想，但是光有幻想还不能得到正确的思想，还要借助于数学，“要使思想正确，一加一一定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么，不独学理工的人要学高等算学，就是学文学的人也要学高等算学”[6]。
    重视数学的王云五在出版业经营中十分重视财务管理。他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后，立即查询公司的现金账款，了解公司的开支和收入，然后确定开源节流的发展计划：首先做财务的整顿以“节流”，然后用大量出版来“开源”。他因胡适的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但是确立他威望的是他主持期内各项业绩统计数字的攀升。王云五精于计算，而且乐于将企业中视为机密的各种营业数字公之于众，以数字的历年攀升来展现自己的管理成绩。从上海到重庆到台湾，王云五总是将商务印书馆的各种新书出版数量、营业数字、增长率挂在嘴上。事实上，这些数字无论对于出版家还是对于出版机构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他经常推出一些大型出版计划。如同《万有文库》初期滞销带给王云五巨大的恐惧一样，大型出版计划是有风险的，它既可以使一个出版社由此而兴，也可能使一个出版社由此而亡。王云五推行大型出版计划，往往成功，与他在事前的认真计算和权衡分不开。王云五的学生、曾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兼发行人的徐有守回忆说：
    笔者任职数年期中，每年必发行大部头丛书二三种，所费资金庞大。若其中有一部滞销，则书馆有立即倒闭之可能。因而每筹印一书，师生二人，常在云五先生窄约仅二坪局促之董事长办公室反复核计、预测、讨论其印行之可能性。踌躇再四，数月始决[7]。
善于借鉴和移植，喜欢创新
    从思维方式上看，王云五善于借鉴和移植。1930年，王云五对青年演讲《怎样读书》，谈到自己的一种读书方法“是从法兰克林那里偷来的”，并且说“好的东西可以偷，不要怕”[8]。这充分表明王云五对待优秀事物的态度：提倡借鉴和移植。
    王云五对新知识一直保持极大的兴趣。即使到晚年，“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9]。他钻研检字法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研究图书分类法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外在出版的其他相关领域亦有很多发明和改革，如化学翻印法、航空纸型、中文排字改革等。他能有这么多创造，与他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另外，善于借鉴和移植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他从邻居新造房子钉门牌找到灵感，在杜威十进分类法中加入三个符号，使中外文图书能够实现统一分类，进而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研究新检字法时，从一部电报号码本找到创立号码检字法的灵感。他的选题计划也有不少是移植来的，从外国的百科全书到创编中国的百科全书，从《牛津大字典》到《中山大辞典》，从外国的《人人文库》到中国的《人人文库》等，这样的例子颇不鲜见。

    《秋斋笔谭》上有王云五的一段轶事，反映了王云五的魄力：王云五每日到馆都要咳嗽三声，声如黄钟大吕，而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王老板”每天到馆，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10]。
1907～1947年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主要从事宣传推销工作的黄警顽回忆说：
    王云五办事大刀阔斧，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从“一·二八事件”以后的规复工作中，显得他很有些手腕。他主张印行大部头书籍，利用政治力量和营业方法推销。《万有文库》销几千部，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11]。
    黄警顽虽然对王云五预支版税、重点推销自己的书不满，但对王云五的管理方法和业绩仍然是肯定的。
    对效率的追求使王云五1930年初就在商务印书馆倡导科学管理，主张采用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效率。1930年王云五出国考察，从国外聘请留学生多人回国成立科学管理研究所，自任所长。他是个追求效率的人，治学的方式类似于资料卡片式，平时勤于记卡片，写作时虽有罗列资料之嫌，但写作速度极快，《岫庐八十自述》《岫庐序跋集编》《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都是洋洋百万言的巨著，往往一挥而就。他的六册《中国教学思想史丛书》全在1970～1971年两年间出版，其中有四册即《宋元教学思想》《明清教学思想》《革新时代教学思想》《中国历代教学思想综合研究》是在1971年一年内出版的。写毕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学思想史》之后，他说过如果时间允许，还想写一部中国哲学思想史，这一心愿未能完成。1920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力主成立百科全书委员会，自任主任，下设6个系，最多时曾集合馆内外100多人同时进行，按字计酬，希望能尽快编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百科全书，为国争光，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基础还不足以完成这样具有总结性的浩大工程，部分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太急功近利，过于追求效率甚至是速效。但是作为一个出版家，作为一个决策人员，如果不曾有任何决策失误，恐怕也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