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出版人肖像》后记王建辉
这里的50余位老出版人,如今已经老树凋零,真正成了百年人物。他们,属于19世纪,属于20世纪。 在世纪门槛的这边,作一次对20世纪人的缅怀,其实是很愉快的。愉悦的状态,既来自于书房里的席地坐卧,它让我沉浸在无拘无束的翻书之乐中,而主要的还是我有了在心灵里与前人对话的机缘,多好啊,省却现实生活里那许多人际的烦恼。 人向来是历史和现实活动的主体。不敏如我,也不能不对人的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我生活过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一大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的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人群如此众多,我如何去找寻历史的思维与视野?工作与专业让我把聚焦的角度,取向出版史的观照。诚然,历史人群的这一部分,都曾经在思想文化的中心地带活动过,或者说窄一点,一部近代出版史是由他们书写的。历史留下了他们的某些印痕,可他们又长期消解在历史视野的背影里,淡化于现今学术研究的边缘上,以致很少或者从未引起过学者的注目。我自定的责任,就是让他们显现出历史的某些微光。 为了透视得更专业更清晰一些,我所关注的历史人物尽可能地以图书编辑为主,也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报刊编辑,且尽可能地是人们说之不多知之未详,而在出版史又应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但描绘出版史人物本身的困难,超出我的想像,它似乎比写政治人物和学术人物的困难还要大,还要实际。而由于这样一种聚焦的确定,又给写作平添了难度,关于他们的文字资料既难寻找,一睹芳容的图片资料更如沧海捞针(这样有关的图片就很费了一些功夫)。自然,问题远非在此,除了资料格外困难外,主要还在于历史认识参照的不清晰与不确定。 只好尝试着硬写下来。思考过后,我不想把它写成人物传记或小传,这一类的写法,和我的视窗有一定的距离。让自己自由一点吧。于是,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历史的描述以外,我力求尽可能从思想史、文化史和出版史结合的角度,表达我对于历史人物的解读,除了共识之外,我更追求属于个人的自由见解。但在这样一种解读中,也需要尽可能避免主观的议论,而出之以客观的叙说,于史需有据,这叫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然,在写法上尽可能多样化一些,也是不言而喻的。 自由也表现在,虽然是相对集中的思维时段,却没有一定的指向,即哪些人物要写或不写,都没有既定之规,在写作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什么秩序(在最初发表时曾以写作的先后为序)。没有想到的是,零零散散写下的这些东西,居然也还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于是,这次结集除了在文字与图片方面略有增补外,为了一种逻辑在编排上则依了一定的秩序,这就是以人物生年为序,个别生平未详的,则参酌编排,如吴友如生年不详,去世却在王韬之前几年,但考虑王有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之誉,故将王置为篇首,这样或许更合乎历史的和逻辑的某种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写的这些人物,曾在《出版广角》杂志上,以“百年先行”的专栏连载过差不多四年(《中华读书报》等也刊载过一些),这个专栏连接了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成了我生命时间的心灵之桥。在这个世界上,桥是多么地重要!更喜在陆续写作与刊发的几年间,还有一些读者包括专家的反映,这也是我能细水长流坚持下去的动因。如上海宋原放先生便致函说,他最喜读这些文字;有的人物的亲友也不时有所鼓励,如杨端六的亲属长沙俞润泉先生,便函寄过新的材料;北京宋木文先生曾当面对我说,他读到了写陈翰伯的那一篇,触动他要编一本新的《陈翰伯文集》的心愿(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于结集时的副题,则是得自关心这些篇什写作的吴道弘、戴文葆、汪家熔几位先生指点的启发。因此,应该向《出版广角》主编刘硕良先生和各位专家、读者,鞠躬深谢,而对提供过资料帮助的蔡学俭、高信、倪墨炎、徐鲁、汪稼明诸位先生,我也应在此一并同礼。想起过去写书跋我较吝致谢的话语,不禁(下转62页)(上接63页)耳热,那是少不更事的表现,人到中年之后,才渐渐懂得人间情谊的宝贵。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的8月,在完成了一个有关商务的课题之后,我才有机会到心仪已久的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参观,在那里我写下了“张元济不可追”的话。我想,像张元济,还包括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等,都是出版史上的大出版家,是应该大书一笔的,只是因为对他们的研究已经不少(其中包括我的一部专著),我写不出新的东西来,本书只好藏拙不再涉笔。末了我还想说的是,本书所写的这些人物,其实大多也是不可企及的。好在山岳于前,可以激发后人攀登的勇气。这也是我发愤写作,并将它结集再次献给读者的一点心思。愿你的这一次书旅,多少能有所收益。如此,我心安矣。 2001年5月30日 (作者单位:湖北省新闻出版局) 《老出版人肖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定价:2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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