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出版人肖像》后记-出版科学

    这里的50余位老出版人，如今已经老树凋零，真正成了百年人物。他们，属于19世纪，属于20世纪。
    在世纪门槛的这边，作一次对20世纪人的缅怀，其实是很愉快的。愉悦的状态，既来自于书房里的席地坐卧，它让我沉浸在无拘无束的翻书之乐中，而主要的还是我有了在心灵里与前人对话的机缘，多好啊，省却现实生活里那许多人际的烦恼。
    人向来是历史和现实活动的主体。不敏如我，也不能不对人的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我生活过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一大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的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人群如此众多，我如何去找寻历史的思维与视野？工作与专业让我把聚焦的角度，取向出版史的观照。诚然，历史人群的这一部分，都曾经在思想文化的中心地带活动过，或者说窄一点，一部近代出版史是由他们书写的。历史留下了他们的某些印痕，可他们又长期消解在历史视野的背影里，淡化于现今学术研究的边缘上，以致很少或者从未引起过学者的注目。我自定的责任，就是让他们显现出历史的某些微光。
    为了透视得更专业更清晰一些，我所关注的历史人物尽可能地以图书编辑为主，也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报刊编辑，且尽可能地是人们说之不多知之未详，而在出版史又应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但描绘出版史人物本身的困难，超出我的想像，它似乎比写政治人物和学术人物的困难还要大，还要实际。而由于这样一种聚焦的确定，又给写作平添了难度，关于他们的文字资料既难寻找，一睹芳容的图片资料更如沧海捞针（这样有关的图片就很费了一些功夫）。自然，问题远非在此，除了资料格外困难外，主要还在于历史认识参照的不清晰与不确定。
    只好尝试着硬写下来。思考过后，我不想把它写成人物传记或小传，这一类的写法，和我的视窗有一定的距离。让自己自由一点吧。于是，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历史的描述以外，我力求尽可能从思想史、文化史和出版史结合的角度，表达我对于历史人物的解读，除了共识之外，我更追求属于个人的自由见解。但在这样一种解读中，也需要尽可能避免主观的议论，而出之以客观的叙说，于史需有据，这叫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然，在写法上尽可能多样化一些，也是不言而喻的。
    自由也表现在，虽然是相对集中的思维时段，却没有一定的指向，即哪些人物要写或不写，都没有既定之规，在写作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什么秩序（在最初发表时曾以写作的先后为序）。没有想到的是，零零散散写下的这些东西，居然也还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于是，这次结集除了在文字与图片方面略有增补外，为了一种逻辑在编排上则依了一定的秩序，这就是以人物生年为序，个别生平未详的，则参酌编排，如吴友如生年不详，去世却在王韬之前几年，但考虑王有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之誉，故将王置为篇首，这样或许更合乎历史的和逻辑的某种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写的这些人物，曾在《出版广角》杂志上，以“百年先行”的专栏连载过差不多四年（《中华读书报》等也刊载过一些），这个专栏连接了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成了我生命时间的心灵之桥。在这个世界上，桥是多么地重要！更喜在陆续写作与刊发的几年间，还有一些读者包括专家的反映，这也是我能细水长流坚持下去的动因。如上海宋原放先生便致函说，他最喜读这些文字；有的人物的亲友也不时有所鼓励，如杨端六的亲属长沙俞润泉先生，便函寄过新的材料；北京宋木文先生曾当面对我说，他读到了写陈翰伯的那一篇，触动他要编一本新的《陈翰伯文集》的心愿（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于结集时的副题，则是得自关心这些篇什写作的吴道弘、戴文葆、汪家熔几位先生指点的启发。因此，应该向《出版广角》主编刘硕良先生和各位专家、读者，鞠躬深谢，而对提供过资料帮助的蔡学俭、高信、倪墨炎、徐鲁、汪稼明诸位先生，我也应在此一并同礼。想起过去写书跋我较吝致谢的话语，不禁(下转62页）(上接63页）耳热，那是少不更事的表现，人到中年之后，才渐渐懂得人间情谊的宝贵。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的8月，在完成了一个有关商务的课题之后，我才有机会到心仪已久的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参观，在那里我写下了“张元济不可追”的话。我想，像张元济，还包括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等，都是出版史上的大出版家，是应该大书一笔的，只是因为对他们的研究已经不少（其中包括我的一部专著），我写不出新的东西来，本书只好藏拙不再涉笔。末了我还想说的是，本书所写的这些人物，其实大多也是不可企及的。好在山岳于前，可以激发后人攀登的勇气。这也是我发愤写作，并将它结集再次献给读者的一点心思。愿你的这一次书旅，多少能有所收益。如此，我心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