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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系统地将编辑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最初表现在图书编辑学研究的活动中。陈景春先生在编辑学研究重“通用编辑学”、多“构筑学科框架”时，主张开展部门编辑学研究。1992年出版的《文艺编辑学》就是作者实践其主张的一部扛鼎之作。现在，联系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趋势，梳理二十多年来编辑学研究的文献，探讨编辑学理论流派的生成与发展，就不能忽略陈景春先生及其有代表性的“读者接受”观。

    重读《文艺编辑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将文艺学理论应用于编辑学的同时，也将编辑学理论应用于文艺学，并使两者得到深化。综观全书，作者是以人类的“艺术生产”这一创造性劳动为参照系，来探索艺术创作与编辑劳动的交融点。虽然作者曾明确地表示“文艺编辑学是从文艺编辑出版工作入手，重点研究文艺图书的编辑过程及其特点”，但是他并没有囿于这一范围，而是努力“在理论编辑学、图书编辑学和文艺编辑学这三个方向都进行横向拓展”。因此，这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对普通编辑学的研究与建设也是相当重要的。
    作者提出了文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艺术生产过程”，并根据这个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文化艺术的一般规律，提出了“读者接受”的概念，由此建构了文艺编辑学学科的概念系统和基本内容。归纳起来，陈先生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编辑、作者与读者关系的三层次说。作者认为，在社会生活和各种信息与社会文化产品之间，主要由作者、编辑、物态化生产者三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又可以从精神、物质、经济三个层次进行描述。在精神层次，作者为满足文化知识消费的需要，进行创作探索；编辑为使读者接受，进行选择和整理；读者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达到认识和教育的目的。在物质层次，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体验通过创作进行第一次物化，形成“原稿”；编辑在选择后，将原稿进行第二次物化，变成读者最终接受的书、报、刊，进入信息交流的环节。在经济层次，作家创作出原稿，被编辑选中并以稿费的形式交换版权；原稿经整理、加工后，又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市场；读者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购买。这样，在“作家作品―读者接受”的文学活动整体中，引进了编辑的概念，并使之成为重要部分。作者认为“作家作品―文艺编辑―读者接受”这三个层次是相互依存的。
    2．提出了一种编辑工作的基本模式。“离开了读者，也就失去了编辑工作自身”，这是陈先生在《文艺编辑学》中的核心观点。他认为作品和读者是互动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读者。基于这种认识，他给出了一个新的编辑模式的表述：“从读者出发，为满足读者需要而生产精神产品，通过精神产品培养读者、创造读者，并从读者中汲取有益信息，提高和扩大精神产品的生产，以不断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模式里，读者因素在整个编辑工作中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贯穿于编辑工作的始终，是编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可以说，作者是从认识论的层次，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切入点，同时为研究其他分支编辑学提供了钥匙。
    3．提出了文化生产的内部动力机制。陈先生认为，在文化产品的生产系统中，编辑在读者和文化市场中会收到大量的信息反馈，来调整自己的取舍标准；作者又会从编辑的取舍标准和读者中收到大量的信息反馈，来调整自己的创作活动；读者一方面从文化产品中汲取营养，提高自身，一方面又向编辑和作家发出信息反馈。正是这种各环节的交叉和矛盾、反馈和调节，构成了社会文化生产内部动力机制，使过程中的各环节不断超越自身，向前发展。
    4．提出了衡量编辑工作的重要标准。在编辑学理论研究中，有人曾提出“能否将创作劳动的个体性引向社会性或将个体性成果转化为社会性成果”来作为评判编辑劳动质量优劣的尺度，并将此作为衡量编辑劳动创造性价值的重要标准。陈先生则以文艺编辑工作为例，认为文化生产是一个系统，在文化生产过程中，任何作品都要经历两次大选择：编辑机构和编辑依一定的方针政策，对原稿进行文学艺术产品的第一次大选择；社会文化市场对生产产品的第二次大选择。编辑的中介作用实质上是在这两方面进行协调，尽量使作者的作品和文化市场的需要趋于一致。于是，“使第一次大的选择和第二次大的选择尽可能地趋于一致，使文化生产系统呈最优化状态”，就成了衡量编辑劳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重读《文艺编辑学》，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在于作者将文艺理论界“接受美学”的概念和理论引进编辑学研究中，进而提出“读者是一切编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也是值得重视的见解。
    在编辑学研究中，有研究者把作者和手稿看成是工作的出发点或中心，认为“编辑出版劳动是一种围绕着作者转的劳动”，编辑对于读者是实行教化任务的。人们还将读者阅读过程归纳为“作者－读者”这样一个简单关系。 (ID: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