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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曾祖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城东北），唐代著名诗人。自幼刻苦学习，“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1]。贞元间举进士，踏上仕途，历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翰林学士、左拾遗、左赞善大夫等职。元和十年（815）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后来又担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太子少傅等职。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咏佛为事。大中元年（846）卒，葬于洛阳香山，终年76岁。其诗贴近民生、通俗易懂，深为广大群众所欢迎。与元稹交谊甚笃，唱和颇多，诗名冠代，人称“元白”。白居易重视图书编撰，除了多次结集自己的作品之外，还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等，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本文拟简要论述一下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特点。
    目的明确，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一个特点。他的编撰目的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寄唐生》诗中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在《新乐府序》中说得更加明白：“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确，面对现实、直言现实，是白居易前半生的一贯风格。在官场上，一般人“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而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时，却是“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2]。他曾上书请罢河北用兵，奏章数千言，都是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宪宗竟然采纳了。为上令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事上谏，甚至激怒了宪宗，后经李绛劝说，方才了事。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杀，他越权上书，终于贬职，真可谓“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3]。诗如其人，在诗坛上，他的讽谕诗，或反映人民的疾苦，或揭露统治者的罪行，或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无一不与民生、时事有关。他在《观刈麦》诗中，反映了农民夏收割麦的痛苦生活。他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甚至“贫妇人”也要被迫抱子下田拾麦，“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因为“家田输税尽”，不这样就会被饿死。《卖炭翁》既表现了卖炭翁冬着寒衣、“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痛苦生活，又表现了“黄衣使者”的蛮横与无理，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强行拦截车辆，千余斤炭只给了“半匹红纱一丈绫”。他在《西凉伎》《城盐州》等诗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当然，白居易的讽谕诗多写于45岁之前。贬职江州，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他的思想逐渐消沉起来，用大量的闲适诗和伤感诗代替了讽谕诗。
    连续不断，是白居易图书编撰的第二个特点。所谓连续不断，就是说白居易从44岁开始，或编个人别集，或编诗友唱和集，或编类书，从未间断图书编撰活动。兹据可考资料将其图书编撰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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