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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出版科学》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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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图书政治功能浅析

章雪峰
摘 要: 分析了唐代图书的政治功能,其表现是作为政治教化的载体、行政管理的依据和争夺储位的工具,以及谋求个人前途的阶梯和打击政敌的手段。
关键词: 唐代 图书 政治功能


    有唐一代,著述颇丰。这些著述记载、保存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唐王朝的历史提供了线索。也反映了唐代图书由于种种原因被赋予的政治功能。
一、作为政治教化的载体

    唐代以孝治天下,图书被作为重要载体来贯彻这一大政方针,“诏天下家藏《孝经》”[1],在传播技术手段相对贫乏的封建社会,图书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不仅皇帝,臣子在公务和私人生活中也注重运用图书这个载体。为匡教太子,帮助唐太宗教育继承人,大臣李百药见“太子数戏媟无度,乃作《赞道赋》以讽”[2]。许圉师的部下有人受贿,“圉师不忍按,但赐《清白箴》,其人自愧,后修饰,更为廉士”[3],使人由贪污之人变为廉洁之士,可谓收效明显。
    科举考试也是图书发挥政治教化作用的重要方面。唐代科举制规定五经等典籍作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太宗时,以经籍文字讹谬,命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撰成《五经定本》,又以儒学门户众多、章句繁多,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书成之后,颁于天下。此后,《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成为官定教科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依据,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学子入仕,必须以官定教科书为途。所以,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4]
    在唐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图书还充当结好的媒介。回鹘“嗢没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骑诣振武降……诏宰相德裕采秦、汉以来兴殊俗、忠效卓异者凡三十人,为《异域归忠传》宠赐之”[5]。这是希望以这三十个异城归忠者为榜样,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怀柔与统治。
    当然,图书作为政治教化的载体,不仅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如在唐以孝治天下的氛围中,“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6]。以子女身上的肉作为药物来给父母治病,此举今天来看,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却蔚然成风,这其中图书所起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二、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唐时作为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是唐王朝治理天下、颁布政令的主要机关。有些图书则被作为颁布政令的主要依据,如《十道图》。有唐一代共有三种《十道图》,即《长安四年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十道图》10卷、李吉甫《十道图》10卷。《十道图》的编撰,显然有掌握全国州郡疆域区划、山川河流等的地理需要,更重要的还有为实施各项政令提供依据的政治需要,大凡考定俸料、土贡、户口、赋役时都需要以它为依据。因此,《十道图》受到了理所当然的重视。李吉甫就曾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编撰了10卷《十道图》。另一大臣贾耽“尤悉地理”[7],先后撰写了《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海内华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图书,这也是在为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提供最基本的依据。
    皇帝也深感掌握基本情况才能更好治理天下,要求自己的撰作班子为此而专门著书。韦澳为学士时,“帝尝曰:‘朕每遣方镇刺史,欲各悉州郡风俗者,卿为朕撰一书。’”,“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次,题为《处分语》”。其书修成后,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后邓州刺史薛弘宗中谢,帝敕戒州事,人人惊服”[8]。这说明皇帝由韦澳所编图书了解了各州的民情风俗,任命州刺史、治理天下就更有了针对性。
    谈到图书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不能不提到唐代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一部官修大型图书《唐六典》,“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9]。关于《唐六典》的性质一直有争论,陈寅恪认为“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10],甚有见地。实际上,《唐六典》编成后,唐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虽不能说全然照此办理,但确不乏征引的例子,因此说《唐六典》对唐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很大帮助,应是毫无疑义的。
三、作为争夺储位的工具

    图书在唐代尤其是前期的储位斗争中也成为一种工具,见诸史籍的有李世民、李泰二人,其中李泰最为典型。他之所以选择图书作为工具,其原因在于:一是图书提供了一种成就“名王”名声的有效手段。“十二年,司马苏勗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11]。图书的编撰,至少可以为李泰带来善文学、重儒雅的名声,而这种名声在储位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可见此书是李泰为要结声誉招集诸文士所纂集”[12]。二是图书的编撰活动为李泰提供了名正言顺的与大臣联络交通的途径,从而形成一股拥戴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唐太宗的允许下,“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13],招引了一批大臣到自己的府第进行图书的编撰工作。而在整个唐代,皇子与大臣之间未经允许的联络是严厉禁止的,弄不好还要惹上杀身之祸。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对李泰如此宽容,实际上是在引导李泰走自己的成功之路。三是图书的编撰活动为太宗特殊宠爱李泰提供了理由。“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已有优厚的赏赐在前,“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 [14]。这里特别强调李泰的待遇超过了皇太子,说明他获得了唐太宗的特殊宠爱,在争夺储位之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四、作为谋取个人前途的阶梯

    图书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阶梯,其首要表现就是谋取个人仕途上的进步。岑文本于贞观元年“奏《藉田》《三元颂》二篇,文致华赡。李靖复荐于帝,擢中书舍人”[15],一跃进入政府机枢中心。房琯于开元中“作《封禅书》,说宰相张说,说奇之,奏为校书郎”[16],为自己一生仕途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头。韦弘机、李宪分别出使西突厥、回鹘,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分别写出《西征记》《回鹘道里记》,结果一个“擢朝散大夫”,一个“迁太府卿”。
    其次表现在谋取个人的良好声誉。武则天觉得张昌宗的名声太坏,想利用图书编撰为他谋一个好的声誉。“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17]。此事虽未能如愿,但也说明统治者重视图书以谋求美誉。
五、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

    在唐代,图书也用来作为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最著名的就是来俊臣的《罗织经》。“俊臣与其属朱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18]。武则天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娴熟。“则天又尝为贤撰《少阳政范》及《孝子传》以赐之,仍数作书以责让贤,贤逾不自安”[19],这是责怪李贤身为太子而不善处理政事、身为儿子而不够孝敬双亲。作为武则天独揽大权之路上的一颗眼中钉,武则天以图书为手段,轻而易举地就搬掉了这块绊脚石。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势同水火,为了制造舆论,诬蔑对方,也以图书为手段,以至伪造图书。在唐代牛(僧孺)李(德裕)党争中,出现了一部《周秦行纪》,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打击政敌而编造的伪书。《周秦行纪》原题牛僧孺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之解题:“唐牛僧孺自叙所遇异事。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这一辨识,后经明胡应麟《四部正讹》审实,已成定谳。崔隐甫、李林甫在与张说的政争中,“恐说复用,巧文诋毁,忿说者又著《疾邪篇》,帝闻,因令致仕” [20],将张说踢出了政治舞台。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说:“唐初欧阳询,是一位书法名家,很为当时学者所尊重。但是和他有私怨的人,便写了一部《补江总白猿传》来侮辱他。这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早已道破了。胡应麟《四部正讹》更明确地说:‘《白猿传》,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询状颇瘦削,类猿猱,故当时无名子造言以谤之。此书本题《补江总白猿传》,盖伪撰者托总为名。不惟诬询,兼以诬总。’”
    当然,以图书作为手段打击政敌也不是百发百中的。贞观时期,号称良相的房玄龄、杜如晦遭到政敌借题发挥的打击,“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一人不可总数职,阴剀讽如晦等。帝曰:‘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斥岭表”[21],自己反而倒了霉。
注 释
    [1]《新唐书》卷5
    [2][15]《新唐书》卷102
    [3]《新唐书》卷90
    [4][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校注.姜汉椿校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新唐书》卷217下
    [6]《新唐书》卷195
    [7]《新唐书》卷166
    [8]《新唐书》卷169
    [9][唐]刘肃撰.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
    [11][13][14]《旧唐书》卷76
    [12]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6]《新唐书》卷139
    [17]《旧唐书》卷78
    [18]《新唐书》卷209
    [19]《旧唐书》卷86
    [20]《新唐书》卷125
    [21]《新唐书》卷96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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