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自2005年开始,过刊仍然提供下载 ,新 刊在半年内将不提供下载, 欢迎订阅
   Publishing Science    首页
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4年第二期  
 
目 录

卷首语
·新闻出版信息化工作要加快发展
专论·特约稿
·关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通信
编辑学·编辑工作
·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中)
·选择与加工: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核心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问世
·道隆新著《编辑研究文集》
·文化视角下的编辑与出版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
出版学·出版工作
·试论出版文化
·出版集团的组织文化建设
·图书版税制与出版产业建设
·图书营销中的产品策略
·买方市场条件下出版社财务管理的新思路
·网点建设现状与对策
编辑史·出版史
·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
编辑随笔
·我的编辑经历和体会
·儿童图书编辑“三性”谈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制度
·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2003年湖北图书展在台北举行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初 级)

 

关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通信

宋木文


  编者按:这是宋木文同志就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写给本刊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联系出版社历史和现实实际情况,回顾了二十年来对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思考,重申了2001年以来多次发表文章中的论述,并归纳了新近的看法,对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进一步作了梳理。这对于出版界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出版体制改革有着启示和参考作用。征得作者同意,特在本期全文发表。
学俭同志:
  我曾应您之约,撰写《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一文,刊于《出版科学》2001年第2期。2003年我又在《出版发行研究》(第9期)发表《出版社“企业属性”考》。近来,我把为什么要写“属性考”一文的背景以及二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新近的看法作了梳理,以结束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请予阅酌。

  关于出版社的属性,我作为工作上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始于1983年的调整工资。按国家规定,此次调资范围仅限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您是出版界的老同志,肯定会了解,当时出版单位像国家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一样,长期没有调整工资了。这便很自然地引发了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之争。当时的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于1982年并入文化部,1986年又分出),根据人民出版社等直属单位提供的文件,把出版社明确为“事业单位,仍实行企业管理”,报请中央调整工资办公室批准,列入了调资范围。直属发行、印刷单位乃至全国各出版单位(包括出版社和印刷、发行单位)也都纷纷效仿调整了工资,皆大欢喜了一番。很明显,此次对出版社属性问题的明确,着眼点主要不在于科学地确定出版社的
属性,而在于提高当时出版社员工的工资水平。
  1984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出版社改革问题;1985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也讨论了出版社改革问题。我在这两次会议上,都谈了出版社属性问题。我根据局领导班子集体的意见,比较充分地论证了把出版社定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既有利于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又有利于推进出版改革(这两次讲话均收入《宋木文出版文集》)。从这两次会议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便被赋予深层次的涵义,同出版社的改革相联系,成为涉及出版指导方针的一个提法。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十四大精神,总结几年来出版社改革的实践,要求把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提出来,以利于加快出版改革的进程。因此,我在1992年12月23日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具备条件的出版社“可以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出版单位的生产活动要按照企业的规范进行”,并提出若干具体改革措施。在这里我要说明两点:一是这个提法的变化,不是由于查阅并遵从历史上某个文件规定,而是在深化改革实践中认识的发展;二是此次局长会议的报告是经署党组书记、副书记和其他成员等集体起草、署党组全体会议充分讨论修改形成的,并经王忍之部长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审议批准的。
  出版界老领导、资深出版家王益同志1999年1月在《出版发行研究》上发表《事业乎?企业乎?》一文,引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出版总署的文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将出版社定为出版企业,并详加论证其企业属性,还提出文化部出版局改变政务院和出版总署的规定,“是不正确的,应该纠正”。我第一次看到王益同志所摘引的历史文件,更受王益同志论证意见的启发结合我在推动出版改革实践中的体会,便应您之约写出了在这封信开头提到的《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一文。

  如您所知道的,我在此文中回顾了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后,着重讲了把出版社(大多数)明确为出版企业的现实依据和必要性,并着重指出明确出版社的出版企业属性是国家对出版社实行的一种管理方式,“既区别于从具体单位讲的不具备企业属性的‘事业单位’,也区别于从宏观角度讲的各种‘事业’,如出版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等”,“以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照企业的规范,加快出版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出版事业的发展,不是模糊更不是取消出版社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精神产品生产单位的性质和要求,因此不会也不应该由于这种特定管理属性提法的变化而导致偏离出版方向”。对王益同志要求纠正“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提法,我则强调:“如果出于某种考虑,或便于处理
某种实际问题,现在不做改变,我表示理解,但建议在改革中更侧重于加强和完善‘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以利于推进改革。”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送达贵刊后,《出版广角》也得知此文,并要发表,经我说明,刘硕良主编在文后加了编者注:“此文为《出版科学》而作,本刊征得作者同意,特予发表,谨致谢意。”我说明的原意在注明“为《出版科学》而作”,作为作者,我更应该感谢硕良同志,因为他对此文在《出版广角》发表表示了很高的热情,并在刊物“这一期……”(卷首语)中突出地作了评介。
  王益同志和我的文章发表后,在报刊上和出版界的会议上对出版社属性问题仍有所讨论。我看到听到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属性的不同意见;一是把特定的事业单位属性的“事业”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事业”混为一谈,这样就使出版社企业或事业属性问题更加复杂化,更难以统一思想。关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涵义与两者的关系也有似是而非的提法,如说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出版工作作为文化事业来管理(难道今后就不再按文化事业来管理吗),而如今要把出版作为“产业”来发展(似乎一提发展出版产业就可以取代发展出版事业了)。我也注意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包括现实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资料和有关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从1982年开始由文化部出版局办公室、新闻出版署
办公室编印的那套《出版工作文件选编》,并从中发现了一些过去不了解的有关重要资料(也是我写《出版单位主办主管制度的由来与调整的探索》的资料来源)。我知道有这套资料书,然而直到此时我才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并对主持和参与编选工作的同志由衷地表示感谢和敬意,但同时也产生一种遗憾,即使用这套书的人(包括一些专门从事出版研究的)太少,因而报刊上常出现对一些问题的表述的随意性和不准确性。由于收集了上述现实的和历史的有关资料,我便萌生了再写一篇进一步论证出版社企业属性的文章。
  2003年8月8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郝振省、魏玉山同志写信给我,并附送长篇调研报告初稿(课题组调研报告初稿),“恳请老领导”“在百忙中审阅此稿”,并“期待着您的修改意见”。来信情意真诚、恳切,使我深受感动,虽匆匆读了一篇,却也算是认真地把我的意见一一注在文稿上。这篇课题组调研报告初稿的若干处涉及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的历史回顾和当前的一些看法,并且正好集中在我在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上:如称出版体制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由完全的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转变,这不符合历史;对于“事业”与“事业单位”的涵义也缺少严格的划分。这引起我进一步思考。8月10日,我在退回注有意见的文稿时写信给郝振省、魏玉山同志,主要讲了我对出
版社属性问题的看法,供课题组撰写调研报告参考。信的全文如下(省略收信人、写信人姓名和写信日期):来信及调研文稿均收到。我匆匆地看了一遍。看得出,调研组是下了功夫,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于多年离开第一线工作,我对文稿难有总体的把握与判断,
只在看的过程中顺手注了一些意见,供参考。
  我比较注意文稿中关于事业与企业以及相关问题的表述,所以在有关段落旁作了注。我是这样考虑的:“事业”与“企业”,通常是讲一个单位的属性,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事业”的另一种涵义,是比这更广泛的,如出版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即使主要由企业单位组成的行业,也可使用“事业”一词,如人民铁道事业、人民交通事业、人民航空事业等,也有在更广更大的范畴使用“事业”词的,如共产主义事业等。要把“事业单位”与“事业”分开,不要混同,因后一种即“事业”有不同涵义,并不都与“企业”、“产业”相对称。我对“新闻出版的事业属性”(又常常赋予意识形态涵义)一类提法觉得不妥。(笔者注:这里实际上是把对一个出版单位管理属性——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的提法同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出版事业的提法混同,因而觉得不妥。)对在怎样情况下使用新闻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这种提法,也觉得需要细酌。确定出版单位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的主要标志应当是,是否像其他企业一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进行经济核算,而不是表示其是否有什么事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更不是一贴上事业标签就把握了方向,而明确为企业就会走偏方向。这是两回事。近来看到一些文章……都有把事业与事业单位混同、共用的提法。我在2001年初发表的《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一文(见此文中的“出版社应当定为出版企业”一段)曾试图作些区分,但
未必能讲清楚。与此相关,我对调研文稿中的“完全的事业单位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单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纯事业单位转变为自收自支、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等提法也加了注。(以上几种提法均是调研文稿为表述改革开放前后出版单位管理属性变化的提法。我在文稿旁加注:“查一查历史资料看,建国以来出版单位从来就不是‘完全的事业单位’。此点被搞乱了。……首先是王益同志提出并阐明了这个问题。”“‘完全’、‘单纯’、‘纯’这类词宜慎用”。)看来,对“事业”、“企业”属性及相关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在这里,我只是再次把问题提出来,并不表明我把问题都说清楚了。以上也是顺手写出,未及细酌。
  我在这里公布此信,完全是为了便于探讨问题,决不是对起草文稿的同志有什么心怀不敬,而当我回忆起振省同志在收到我的信后在电话中作出使我深受感动的表示时,也就打消了此举的顾虑。如果此举还能够引起年轻一代出版研究工作者撰文时更加重视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入调研和缜密论证,我这个被称为“老领导”的人也就更加感到欣慰和高兴了。
我按给郝、魏二位信中表示的“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把原已积累的有关资料(历史的和现实的)找出来,赶在8月22日出访印度之前,写出《出版社“企业属性”考》一文,于8月18日送《出版发行研究》编辑部,并在送稿信上附笔:“我阅课题组调查报告后给郝、魏的信实际上是写此文的‘前奏’”。我感谢编辑部调整原已安排的文稿,将这篇“属性考”以显著位置在《出版发行研究》9月号上发表。
  《出版社“企业属性”考》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出版社的企业属性问题除了重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一般性规定外,还摘引了从《出版工作文件选编》中查到的国家文化出版主管部门20世纪50、60年代,对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出版社逐个确定为企业单位的规定,并对1983年调整工资时将出版社明确为“事业单位,仍实行企业管理”提法的依据作了考察;二是指出对作为管理方式使用的“事业单位”的“事业”与作为表述比前一种提法具有更大规模、完善系统和明确目标的“事业”如出版事业、文化事业、交通运输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等要严格区别开来,并对将两者区别开来的意义与将两者混同使用的问题,作了论述。最后,鉴于对这个问题尚有不同意见以
及有些出版社或因特别重要或因特殊困难又需扶植不宜一刀切地完全按企业单位进行管理,所以提出只要遵循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思路,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必将以改革的丰硕成果将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
  《出版社“企业属性”考》写好并送出发表后,我看到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文件。这个权威性文件规定,对重要新闻媒体和重要出版社,因是重要思想文化阵地,实行国有事业体制,享受扶植政策,同时提出一系列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经批准转为企业的出版社,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对出版物发行、印刷单位则完全按企业单位进行改革。这些规定都非常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要求“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学习中央全会《决定》和指导文
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文件,我体会到今后必将加快出版体制改革,出版社随之要加快向企业化转制,以增强实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已批准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和人民邮电出版社转为企业。我相信,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化,向企业转制的出版社将逐渐增多。当然,最终也还会有一些出版社因情况特殊将继续保持“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出版界同仁都会知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业不也存在号称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学术性”一类的出版社吗?!无需多加议论,在这类问题上,彻底的等齐划一,是不可能存在的。

  作者附笔:《出版社“企业属性”考》一文发表后,我收到资深出版家王仿子同志写给我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木文同志:
  读到大作《出版社“企业属性”考》,其中说到1960年文化部党组关于七家出版社改为事业单位的报告,使我想起当年的确有过出版社(主要是直属出版社)被地方财政部门逼迫逐年按比例增加利润,社长总编辑纷纷向文化部叫苦,要求改为事业单位一事。钱俊瑞同志向主管财政的李先念同志当面征得同意,但财政部坚持不能“两头沾”(既得事业单位的优势,又保存企业单位的福利),最后不了了之,没有改成。
  我在《出版社是企业,又不同于工业企业》一文中谈及此事。但当时不记得有文化部党组报告,没有提到报告。
  特此奉闻。并颂
  秋安
                                   王仿子  
                                  2003.9.19  
  接到仿子同志信后,我查阅了《王仿子出版文集》,信中所提文章原发表在1992年《出版发行研究》第4期,载于文集第116—119页。此文除讲了给我信中的内容外,还提到“直到‘文革’结束,没有作出改变出版社经营体制的决定”。仿子同志1992年发表的文章在王益同志1999年《出版发行研究》第1期的《事业乎?企业乎?》一文之前,但我未曾看过,感到非常遗憾,更感谢仿子同志写信关注我的文章,提供这一历史情况。
  讲到这里,关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我已没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说了。您是我的老朋友,您辛勤耕耘的《出版科学》也同我保持密切关系,我借此机会,衷心祝愿缩短刊期后的《出版科学》定会办得更好!


宋木文    
2003年11月25日  



 

 (ID:548)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鄂ICP备050020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