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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二期  
 
目 录

卷首语
·新闻出版信息化工作要加快发展
专论·特约稿
·关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通信
编辑学·编辑工作
·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中)
·选择与加工: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核心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问世
·道隆新著《编辑研究文集》
·文化视角下的编辑与出版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
出版学·出版工作
·试论出版文化
·出版集团的组织文化建设
·图书版税制与出版产业建设
·图书营销中的产品策略
·买方市场条件下出版社财务管理的新思路
·网点建设现状与对策
编辑史·出版史
·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
编辑随笔
·我的编辑经历和体会
·儿童图书编辑“三性”谈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制度
·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2003年湖北图书展在台北举行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初 级)

 

文化视角下的编辑与出版

刘辰
摘 要: 编辑出版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角度,它可以吸收泛文化研究的一些概念和方法,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概念和方法。编辑出版文化的结构研究和分析,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课题。
关键词: 编辑出版 文化 概念 视角



  近年来,编辑研究对于编辑活动的性质逐渐有了某些共识,“肯定编辑活动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对文化成果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刘杲《围绕编辑学研究的议论》,出版科学2003年第3期)。这个概念给编辑研究提供了一个文化视角,既可以吸收当今文化研究的观点、方法,对编辑现象作文化阐释,也可以从编辑的特殊性出发,归结出它们新的文化特质。其价值都是不言自明的。这种研究区别于编辑理论研究、工艺研究和历史研究,同时与之又有深刻联系。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尝试性探讨。


文化研究的困惑


  进行编辑文化研究,先要理解什么是文化、文化研究。虽然可能的答案见仁见智,然而一般都感到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有人做过统计,“文化”一词的定义有六百多个,不说各种专门学科术语的差异,单是日常语言里的文化定义,就足以使你迷惘。《现代汉语词典》释“文化”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个概念外延如此之大,又缺少整体的质的规定,以致所有子概念都可以称为文化,则子概念的规定也就是文化规定。难怪常有人说文化什么都是,而又什么都不是。文化概念如此,文化研究亦如此。由于各种专门研究有着不同的文化概念和研究视角,20世纪末,“‘文化研究’一向是容易在美国各大学中引起
争端的一个词”(理查德·特迪曼《传统结构下的文化研究》,载《2000年度西方新译文论选》第29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不仅外见于学术争论,同时内在于争论的双方。反对者尽管感到这种研究有与泛文化合流的危险,却又无法逃避文化研究潜在价值的诱惑。支持者尽管看到文化研究的价值,但“从总体上来论文化,就必须涉及到文化的各个科类,而每一种科类必然有自己的专家学者,有对自己科类的发言特权。因此,当我们论及每一个科类时,要么是汲取这些专家学者的成果,那就有掠美之嫌;要么就另起炉灶拿出自己的看法,这又有冒犯和亵渎之险”(《西方文化概论》)。这种矛盾心理,同时也是争论双方各自存在的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讨论文化研究,必须从文化概念开始。


文化概念的由来与演变


  “文化”的语源,出于《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到了西汉时期,刘向《说苑·指武》有“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等语,这里的“文化”已经演化为专名,有文治教化之意。这个意义沿用到清代,直到近代才发生变化,引进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概念规定。这个新的“文化”概念,据王力研究,是晚清时期从日本引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新1版第520页)。今英语文化概念(culture)源于古拉丁文cultus,最初的意义是耕种,大约从18世纪末叶开始演变成现代意义的概念,向东方传播。汉语的“文明”“文化”二词,很早就由我国流传到日本,含义一直都没有大的变化。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各种新思想迅速在日本传播,新的概念大量出现,当时日本的“洋
学家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往研究汉学的”(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故不少概念都是采用赋予汉字以新义的方法翻译过来。据日本历史学家水野祐的考证,明治初的文化研究大量使用的是“文明”,有“文明开化”这样的流行语。明治十年到二十年间(1876-1886),相当于西方文化的意义通常使用开化、风俗。明治三十年(1896)后作为译语的“文化”开始在日本大量使用(参见水野祐《日本民族文化史》)。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彼时汉语“文化”的新概念在日本已经很流行。

  所以,作为译语的文化概念,可能是在那时被直接引用过来的。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出现过两次文化研究热,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文化概念。如1921年梁漱溟说:“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42页)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作“什么是文化”的演讲时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8页)蔡元培则认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何谓文化》,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14日)。这些概念,吸收了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在今天看来仍旧有相当的价值。20世纪
80年代以后,我国出现了全方位的文化研究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提出和创新,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引进与争论,新儒学研究的复出,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各种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思想、方法、理论的引进与尝试,各种文化史、文化观、文化哲学的建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生活现象的讨论与批评等,一般都被视为文化研究。就文化概念而论,沿用西方当今的文化概念仍然是主要趋势。
  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1921-1988)曾经对当代西方文化概念作过一个基本概括,总结出文化概念和文化研究指向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理想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文献意义上的文化定义和社会意义上的文化定义。理想意义上的文化,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分析,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的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与描写。文献意义上的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分析,是对对象的一种多角度批评活动。社会意义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的
文化隐含和外显的意义和价值。他还进一步指出,三种概念和角度都有其特殊的指涉和价值,又都是不完备的,但可以互为增益(参见《文化分析》,载《2000年度西方新译文论选》)。以上三个概念的指涉和意义,在我国文化研究的论著中也都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对当今编辑出版文化研究有一定借鉴价值。三者之中,最适合编辑出版文化研究的,当推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通常的理解中,它实际上可以涵盖前面两种概念,又表现为以下两种相关联的定义。


两个有代表性的“文化”定义


  1.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研究就是对生活方式的发现和描述。这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持的观点。西方文化研究的主流是人类学。人类学家使用的基本概念是文化。文化概念的演变存在一个从外延规定向内涵规定演变的过程。英国杰出人类学家,文化史和人类学进化学派的开创者泰勒(1832-1917)于1886年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20世纪初在人类学界一度很有影响。但它和日常语言的文化概念一样,都是外延概念。由于没有规定自己的整体特征,各子概念的性质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人们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对象。
  20世纪20年代后,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被提出并渐渐完善,前述三种观点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影子。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1905-1960)和凯利约在40年代给文化作过如下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文化概念》第116页)有一定代表性。从这个定义出发,人类的文化就是人类及其创造的生活方式。一般认为,文化存在着一定的结构,通常可以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把握。上述认识,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基本的着眼点,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为不少学科研究所吸收。
  2.文化就是意义的生产,文化研究就是关于对象意义的寻求和诠释。这是人类学文化概念的符号学表达。这种观点吸收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又从符号学角度加以归结。其基本思想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一段话最为明确:“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门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析解,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5页)这个概念把人类创造的世界归为广义的符号及其意义,于是文化统一于意义之中。文化研究就是不断地在对象中发现意义,意义的陈述就是关于对象外显和内
含的分析或解释。这种研究方法把对象置于一个无限广阔的人为世界的复杂结构之中,容易突破传统学科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出超常的发现能力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使得文化研究与评论有了超乎寻常的自由度而又不失其意义和价值,是以广为文化研究者接受。

一个通俗的文化概念


  对比以上两个定义,不难看出生活方式即文化的观点与意义即文化的观点涉及的对象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不过是变换了一种角度和话语方式而已。
  综合上述文化概念,通俗地说来,我以为文化可以表述为人类由遗传、思维和能动实践而创造、积累和改造着的人为世界。文化研究就是对这个人为世界意义的寻求和阐释。这个概念至少有下面几层意思:1)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就是人类的文化,文化是由人类基于其本性而创造的人为世界。文化不仅包括人的创造,而且包括人自身。2)文化存在结构,其基本结构包括人的精神、行为(实践)以及由之构造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3)文化存在和延续的方式是遗传、积累和改造,包括精神物质社会诸方面的遗传积累改造。4)文化是动态的,不断进行着的、变化着的。其动因出于人共有的本性,即遗传、思维和能动实践,它是创造人为社会的基本条件。5)不仅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民族、职业群体存在自己的文化,甚至个人也拥有自己的文化,并且分享着人类文化的一部分。6)文化研究从本
质上说来是解释性的,是对人为世界符号和密码意义的寻求和阐释。我以为上述意蕴可以涵盖编辑出版文化研究的领域,并且蕴涵着一个结构研究的新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可以合理解释编辑出版领域运动的历史和现实。


编辑出版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功能在于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学就是解释之学。文化研究具有超凡的解释功能,是因为它把握了一个由人类精神、行为、遗传、创造性等因素所构成的人为世界整体,提供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广阔的多维思考框架,构成无垠的理解空间。因此,这种研究具有包容性、自由度与表现力,当某一事物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时,人们可以通过多维研究找到它与人为世界的广泛联系,追寻它的存在方式及其原因。
  进行编辑文化研究,我以为,在某些领域里以联系出版为好。因为编辑活动离开传播,其文化意义难以进行完满的表达。把编辑出版作为一种文化整体,研究其结构、功能、价值以及与其属文化的关联,构成编辑出版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研究有明确的对象整体和研究目的,它把编辑出版活动看作一个由人类创造的特殊的人为世界,作为主体的编辑人、
出版人以编书、出书为务,以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参与社会的泛文化活动之中,并在这种活动中创造自己的生活,与社会融为一体。在这个文化整体中,思维、实践和生活统一起来,在这种视角下,编辑出版学的知识体系、操作意义也有效地统一起来。
  编辑出版文化研究可以解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和理论。例如编辑出版的业务工作,我们固然可以就业务谈业务,而这种认识难免是肤浅的。业务工作只有在人类的文化活动领域中和角度下才能得到完满的解释。文化研究的功能就是追究业务工作的生活根据。比如编辑出版中的选题是个重要的环节,它不是个单纯的技巧问题,要找到一个有价值的选题不难,而要找到一批批有价值的选题就不易了。高水平者会不断发现,而低能者只会尾随,这里就大有学问。如果说选题存在规律,那么规律就是特定文化范畴的结构联系,它必然蕴涵在特定文化之中。所以搞好选题的条件在于主体对诸如世界、国家、民族、职业群体文化共性与个性发展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而主体操作的风格和眼界实际上也表现为某种文
化环境中的文化特性,个人与群体的文化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民族、地域、行业的特定文化中,不仅可以解释和批评宏观的编辑史和编辑实践、编辑理论,而且可以解释和批评个人和群体的编辑实践和风格。
  编辑出版是一种承传性的文化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编辑人、出版人,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知识底蕴和思想境界不同,它们的活动既存在相同的文化质,又有相异的文化特性。在这种视角下,既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从业群体进行文化研究,又可以对具体的编辑人、出版人及其具有个性的编辑出版活动进行文化分析,并联系各种不同活动的文化背景对这些活动的意义进行研究和评价。
  编辑出版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可以有很多,除了人类学、文学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能够借鉴之外,哲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都有文化研究的分支,其观点和方法常常是互通的,皆可为编辑出版文化研究所借鉴。如文化的结构研究。结构研究一般把特定的文化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分析这个整体的结构、功能和特质,考察它与环境的关系等。文化结构的分析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最基本的结构是从文化概念基本的规定性推演而来的,那就是围绕特定人群的思维、行为、创造性、继承性去分析那个特定的人为世界,从而找出对象民族的、历史的、心理的、阶级的、行业的、地域的文化特性。分析或整合结构的层次和联系,研究结构的一般属性和功能,从而获得文化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去解释
文化领域中的现象和问题。
  在编辑出版史研究中,要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思维、实践、生活的意义充分发掘出来,可以用编辑出版学研究中给出的编辑出版基本结构为线索,进行相应的文化分析与综合。比如,可以按照编辑出版的工艺形态的演变为线索进行相应的文化研究。经过近几年的概念探讨,人们对图书出版的狭义理解已经渐渐地为广义的出版概念所代替。有书就有出版的观点已经较普遍地为大家所接受。按照这一观点,出版可以分为抄版、雕版、活版、电子出版诸形态,并且包含着与之对应的编辑形态。在这种框架中进行文化研究和解释,是丰富编辑出版史内容的一个很好的着眼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历史研究就是某种文化研究。德国历史哲学家施本格勒1917年所著《西方的没落》,首倡文化形态史观,就认为历史只是若
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体循环交替的过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采纳这个概念。1934年到1961年,写出并发表了巨著《历史研究》12卷,就是采集全世界21(一说26)种文明比较、编撰而成的。此书意味着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史。然而,不论“文明”有多少个概念,也不论“文明”与“文化”的差异如何,所谓文明当是先进的文化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疑义的。如此说来,这部巨著几乎把历史和文化合流了。我以为,这种思路在编辑出版史研究中也应该有值得借鉴之处。
  从职业社会分工的角度把握出版,可以大别为官方出版、行业出版和私人出版。
  这些分工形式贯穿于整个出版史,渗透在整个编辑出版工艺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三种出版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编辑出版的主导思想和编辑出版物性质的不同。
  在我国文化史上,官方出版一直是支配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重要支柱。我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主导地位,与儒书出版、儒家启蒙教育、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研究官方出版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观照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国情、地情、民情,对于今后出版的预测和科学管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研究世界各国家、地区、民族文化融合与冲突的原因与结果,对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加强国际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于编辑人、出版人的文化分析,对于编辑思想、编辑物、出版物的文化批评和分析,对于编辑思潮的文化批评和分析,也都是编辑出版文化研究的重要着眼点。
  愚以为,编辑出版文化的系统研究目前条件似乎还不成熟,当前适宜的形式是围绕特定的问题展开,或者结合编辑评论、编辑学研究和实践的课题进行。注意吸收已有的各种文化学研究成果,注意资料积累和经验积累,不断探索适宜编辑出版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力求灵活运用,融会贯通,为整体性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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