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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二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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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问世
·道隆新著《编辑研究文集》
·文化视角下的编辑与出版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
出版学·出版工作
·试论出版文化
·出版集团的组织文化建设
·图书版税制与出版产业建设
·图书营销中的产品策略
·买方市场条件下出版社财务管理的新思路
·网点建设现状与对策
编辑史·出版史
·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
编辑随笔
·我的编辑经历和体会
·儿童图书编辑“三性”谈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制度
·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2003年湖北图书展在台北举行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初 级)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

刘洪权
摘 要: 古籍整理出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影印古籍是张元济主政商务时的主要出版方向之一。张氏运用传统的版本、校勘之学,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佚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在文化界、读书界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营业收入。王云五则在胡适的影响下,开辟了商务印书馆用新式标点、分段、注释、导读等新方法整理古书的路数,出版了一批经过整理,易读、易解的经典读本。
关键词: 王云五 商务 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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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的浪潮中,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同步。商务印书馆积极利用新式的印刷技术,通过书籍这一传播媒介,致力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大推进了外来知识和本土文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塑造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出版物来体现的。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到1950年6月共出书15116种,28058册,其类别和种数,可见下表(其中1902年至1910年出书合计865种,2042册)[1]。
  从上表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延伸到现代知识的每一领域,表明商务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是全方位的。1935年,王云五总结商务创办三十年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列有7项:1) 关于教科书之编印;2)关于文体之改革;3) 关于西洋文学之介绍;4)关于社会科学之介绍;5)关于自然科学之介绍;6)关于国故及国故之整理;7)关于文学工具之供应与研究。并说:“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2]古籍在商务出版物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1912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据统计仅丛书就有53种,包含子目8992种,另有《说郛》100卷及《续藏经》7140册。从种数看,古籍占商务出版物总数的一半强。商务出版的古籍,如《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与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并称为“我国近代三大古籍丛书”[3],极富学术与文献价值,至今余泽犹存。对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有多位学者从出版史、文献学、文化史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民国时期主政商务印书馆者前期代表为张元济。从1902年至1920年,张元济为商务创业、发展出力最巨之人。影印古籍是张元济主政商务的主要出版方向之一。张氏精于旧学,他运用传统的版本、校勘之学,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佚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在文化界、读书界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营业收入。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后,张氏更以全副精力辑印旧书,直至1959年去世。影印古籍、保存文献为其服务商务60年始终不懈之事业,亦为他对文化的主要贡献而为人称道。后期主政商务的代表为王云五。1922年始至1946年,王云五在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以新式观念、整理方法和印刷形式排印古籍,解决古书难读难解的问题,出版《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基
本丛书》《丛书集成》等新型古籍丛书,目标在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使商务的古籍出版在新形势下得到拓展。其整理、排印古籍的方法,亦成为后来古籍出版的范式之一。王云五与商务古籍出版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王云五的教育背景与出版理念
  1920年春,张元济55岁,宣布辞职引退,辞职的动机是:
  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并拟添招新知识者数人,以为公司之用。[4]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商务的创业者张元济、高梦旦等觉得自己的观念和知识跟不上形势,需要为商务的出版事业寻找新人。开始他们找的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1921年5月15日,张元济给胡适写信:“敝公司从事编译,学识浅陋,深恐贻误后生,素承不弃,极思借重长才。” [5]同年胡适借暑假考察了商务印书馆,虽然也觉得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要,最终因不愿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未就职。但商务盛情难却,他就推荐昔日求学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代替,并得到商务当局的首肯。1921年9月,王云五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翌年元月任编译所所长。1929年9月曾短暂脱离商务。1930年3月回商务任总经理。直至1946年5月
从商务离任,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商务开始了一个王云五时期。王云五引领商务,顺应新文化运动后的思想文化潮流,应付艰难的国际时势,使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在遭受“一·二八”事变的空前打击下不致失败,得以复兴,确有其成绩。
  章开沅以为:“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张奠基于前,王拓展于后,各有自己特殊的角色与业绩。”[6]不失为公允之论。王云五早年因父母以为家运与风水不适于子女读书,致使他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王云五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求学是“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7]后全靠自学,略窥学术之门。自修以英文为主,读过不少原文外国社会科学学术名著,青年时期曾把一部《大英百科全书》通读一遍,获得一定的新学知识。旧学也是靠自学,“我对于旧学研究很浅,而且是独个儿的在黑暗中摸索,走了不少的冤枉路途”,“酌采外国的方法而变通之”,而“偶尔发现一些捷径”[8],总的特点是读书广博,好杂览。
  大体言之,王云五的西学修养好过旧学,而张元济的旧学修养好过新学。旧学根基的薄弱使王云五不可能按照张元济的路数来整理辑印古籍。但王云五扬长避短,利用他的较好的西学方法来观照旧学,援西学之理入中学,并运用在整理出版古籍上,开辟了一条与张元济刊印古籍做法不同的路径。
  王云五在出版方针上基本上继承了张元济为商务打造的出版方向。王云五接任商务后,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导言》中,明确将“教育普及”列为商务出版方针之一。关于中西文化,则中西并重。王云五以为:“方今文化衰落,介绍新知与流传古籍,其重要相等。”[9]王云五从事出版,注重“与新学术或世界共同之学术沟通”,“四库旧藏、百科新著,或将咸备于是”。《万有文库》之目的,在于“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供献于社会”[10]。
  胡适整理国故理论和方法对王云五古籍出版理念的影响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这样的人才是商务所急需网罗的,遂有1921年胡适受邀南下考察商务之旅。虽然胡适后来未供职商务,但从此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有学者将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帮助概括为五点,从编辑出版计划、校改书稿、引荐人才到商务出版物的宣传推广,给予商务以全方位的有力支持[11]。
  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主要通过王云五得到实施。王云五初长编译所,首先做了两件事,1)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就编译所原设各部酌予调整,俾更合于学术分科性质。2)编辑各科小丛书,以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之准备。1923年开始出版的《百科小丛书》,以西洋最新的学术思想为介绍对象。“本丛书创意与主编者为王云五君,迄今已出版者多至400种,其后续出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工学、史地各种小丛书,虽系分科编辑,体例实与此大同小异”[12]。这两件事无疑都汲取了胡适考察商务提出的改革编译所的意见和编辑《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徐铸成谈及胡适对王云五的影响时说:“那时,胡适虽主讲北大,而不时来南方公出,除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等要他
主持外,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虽年龄较长,而奉之如名师。事无大小,都要向胡博士请教——如朱经农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长,就是胡博士推荐的。” [13]胡适以学界领袖,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主政人,二者的交谊实现了思想文化与出版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文化的走向。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是蔡元培,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是胡适,是有一定道理的[14]。
  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王云五执掌商务后,商务出书的重点由教科书、工具书和影印旧书转向系统地传播西学新知,而且体现在商务出版古籍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张元济仍大力影印善本、侧重文献保存,而王云五则开创了排印国学要籍、普及传统文化的新路。王云五整理出版古籍的思路明显留有胡适整理国故理论和方法的痕迹。王云五古籍出版理念和实践的研究至今空白。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方法对其古籍出版实践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辨析。下文对这一问题作详细论述。
1.胡适整理国故理论与王云五的古籍出版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激烈批判传统文化,但不是简单排斥传统文化,而是强调对旧文化采取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其价值。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胡适把整理国故视为再造文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认为,“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部门。”[15]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主要见于1923年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在总结清代学者整理国学成绩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国故研究工作的意见。他主张:
  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 (3) 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16]三点中,“注意系统的整理”与古籍整理有直接的关联。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 胡适以为:“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甲) 索引式的整理。(乙) 结账式的整理。(丙) 专史式的整理。最后,胡适提出了国学研究的三个方向,即: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开创了以西学的方法研究国学和整理中国旧籍的新法门,使国学研究渐于世界学术分科研究的潮流。现代许多学者如顾颉刚、罗尔纲、孙楷第、吴文祺等均承受了胡适的影响,而走上自己的学问之路。王云五虽然不以学术研究为职业,但也接受了胡适的整理国故的观点。1946年,王云五在中央大学发表演讲,题目为《旧学新探》,可见王云五的旧学观点。王氏把自己对于研究旧学的新方法,归纳为六项,就是[17]:
  (一)高处俯瞰 ……对于旧学的全貌先从高处俯瞰,具体言之,就是从目录学入手,因为目录学可以助人认识学术的全貌。
  (二) 细处着眼 研究国学,一方面固须从大处入手,他方面还须在细处着眼;……细处着眼的方法,莫如编制和利用书籍的索引。……我国图书,除了新近出版的书籍间有索引外,所有旧日刊行的书籍皆无索引。近十几年来,对于旧日刊行的工具书和国学书籍增刊索引的,商务印书馆倡议之于前,燕京大学引得社及其他出版家继之于后。……(三)淘沙见金 我国古籍多非有系统的著作,除经史两部之大部分及子部一部分之性质尚分明外,他如子部中之杂家小说家类,与集部中之别集类,内容复杂细碎,殆无所不包,如欲就其中选取需要之参考资料,殆如淘沙见金。且不仅一书之内容如此,即一部丛书所收之各书除专科丛书外,性质亦相去甚远。欲就其中选读所当读之书,亦须经过同样的淘金手续。关于后者,我编印《丛书集成》就以此为主要目的,而谋有助于读书界。……(四)贯珠成串 我国古籍的内容,既如上述,大多数复杂细碎;欲就其中搜罗一系的资料,自非采取贯珠成串的方法不可。换句话说,仿佛按上述淘沙见金的方法,将淘得的金沙,变为有用的珠子,而把一条线将他们贯串起来。 ……(五)研究真相 ……(六)开辟新路 ……我在十几年前费了几年工夫,开辟一条关于检查字书辞书所编制索引的新路,就是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初时颇有些人反对,但十几年来,至少已有五百万人利用此法检查字书辞书和索引,而感觉其易学速检。

  从上面的文字,尤其是王氏总结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看出与胡适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的思想毫无二致。王云五“对于旧学研究很浅”,其在国学方面的见解,受到胡适整理国故理论的熏陶。王云五不仅个人接受了胡适整理国故的观点,更是凭借自己掌握了全国最大的教育机关——商务印书馆的便利,将其实施于出版规划,从而使胡适的观点能够扩散开来,获得更广泛的受众。近代出版一方面极力追逐学术潮流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新潮流。这一点,从胡适整理国故理论和王云五古籍出版的实践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2.胡适整理古籍的新方法
  (1)教育用书与新出版业格局
  1904年,中国近代新教育制度确立后,中国学生和学校数量到1937年前一直持续增长,构成了一个庞大、稳定、利润丰厚的教育用书市场。教科书和教育辅导用书成为出版家竞争的主要目标。新出版业的格局基本由出版家所占的教科书市场份额决定,而每次教育制度的改革更使出版业的格局重新划分,书写了新出版业自身的发展演化史。
  1932年,陆费逵回顾60年来中国的出版业与印刷业,把前三十年称为“萌芽时期”,后三十年称为“苞胎时期”。苞胎时期“之发轫,在于前清之废科举,兴学校”[18]。蔡元培亦说:“教育制度既革新,第一需要的,为各学校的教科书。旧式刻版法,旷日持久,不能应急;于是新式的印刷业,应运而兴。”[19]

  兴办学校亟需新式教科书,这一时期,编纂教科书的有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清政府学部等家。商务版教科书以内容精审、各科完备风行国内,占领了大部分市场,成为这场教科书竞争的大赢家。商务借此业务得到长足发展,确立了自己在新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辛亥革命前夕,时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的陆费逵,预料革命必将成功,暗中编印以共和政体为内容的新教科书,而商务对教科书未作改造。1912年,中华民国甫造,陆费逵及时推出新教科书,一时赢得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打破商务教科书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华书局也异军突起,在一二年间享誉海内,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并称的大出版企业。
  从1904年清政府颁布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癸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前夕,教育制度一直处在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庚子赔款留美的早期学子陆续回国,他们以美国教育为典范,努力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广州举行第七届会议,讨论学制改革。1922年11月,新学制诞生,亦称“壬戌学制”。后来虽然有多次学制改革,但变动不大。学制改革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新一轮教科书市场竞争的启动。
  新学制颁布后,学校课程设置作了相应调整,各科课程纲要重新制订,其中与古籍出版相关者为中学国语一科的课程纲要的重新制订。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学国文教材全为文选式的文言文章。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的观念深入人心,语文课程受到了一次革命性的冲击。1920年北洋政府发布训令,决定从1920年秋季起,中小学国文科逐步采用白话文,小学改称“国语”,教科书全部采用白话文;初中国文教科书和高中国文教科书白话和文言按比例编排。传统的语文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变。
  新学制国语教材中,古文仍在教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中学毕业生古文的程度仍有相当的要求。《1922年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叶绍钧拟)中规定,初中国语课程教学目的有四点:1)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2)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3)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4)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1922年新学制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冯顺伯拟)中规定,高级中学国语科甲项文学欣赏,第一学年教材为“最近之文字”;第二学年教材为“古代文字”,取材于《诗经》《离骚》《古诗源》《陶潜诗集》《杜甫诗集》《李太白诗集》《白香山诗集》,以及盛唐以后有价值之诗[20]。
  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初中选文白话和文言比例的规定是:初一,七比三;初二,六比四;初三,五比五。到1940年教育部公布修订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初中各年级国文课本课程标准选文的白话同文言的比例分别是四比六、五比五、三比七,文言比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民国时期中学语文课本高中主要是文言[21]。中学语文课程中关于文言的要求为古文读物保留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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