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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4年第五期  
 
目 录

卷首语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意义
专论·特约稿
·论出版工作的文化取向
编辑学·编辑工作
·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讨论
·宏伟的构想 缜密的蓝图
·越南友人阮绍光给林穗芳的信
·编辑发现的美学视角
出版学·出版工作
·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与国家文化安全
·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出版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提出
·《出版和出版学丛谈》面世
·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探析
·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任务和运作
·图书经销商选择的原则及步骤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网载信息规范化建设需要“三管齐下”
·平衡原则 合理使用
书苑掇英
·发扬团队精神,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
·科技出版社的专业化与多元化
·要重视战略成本管理
·责任编辑要关注图书装帧设计
·出版物流通的意义
·从“三个平面”认识构词类型
·加强出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编辑史·出版史
·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件珍贵的史料
·佣书业的兴衰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出版文化
·《宋代出版史研究》出版
编辑随笔
·走进少年阅读岛
·顾客与员工,到底谁更重要?
品书录
·阐幽显微,彰往知来
科研信息
·第11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将在武汉召开

 

宏伟的构想 缜密的蓝图

林穗芳《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读后感

黄鸿森




    《出版科学》2004年第1期至第3期连载的林穗芳先生《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基于中外一些语文词典比较借鉴》一文(以下简称林文),征引广博,内容丰富,分析透辟,智思充溢,创见层出,是一篇比较辞书学研究的优秀论文。洋洋五万言,读来不觉其长。这是作者为编纂一部大型汉语语文辞书苦心筹思多年写成的远见卓识的方略,一幅精心设计的蓝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辞书热”;从那时到现在,出版的不同种类、不同档次、不同规模的辞书,据说约有万种之多。在众多辞书中,最为学人推重的是《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英汉大辞典》,还有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版、迭经修订的《新华字典》。这些辞书都是一面旗帜,一个方向,一种典型,一个范例,称得起是各领风骚。它们成为许多种辞书的学习榜样,或者从中得到启示,汲取营养,或者模拟仿效,甚至抄袭剽窃。一些辞书编纂者受不良学风的感染,心理浮躁,不甘寂寞,急于求成,工艺粗放,出书时依靠炒作,热闹一阵,很快成为过眼云烟。现下辞书出版品种之多前所未有,某些辞书命途之促也是前所未闻。
    尽管当前辞书出版琳琅满目,然而仍然有不少未开垦的处女地。林穗芳通过比较辞书学的研究,尤其是对《牛津英语大词典》和《汉语大词典》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需要编纂一部历时性汉语新词典,也就是贯通古今的大型汉语语文辞书,并对这部词典就下述几个侧面提出了细致的设想。
    一、选条的范围。林文主张选字以形、音、义有书证可引的为限,一般不超出国家标准GB 18030—2000《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的扩充》所收27533个字的范围。GB 18030—2000采用单字节、双字节和四字节三种方式对字符编码,其中包括生僻难字,增补的部首∕构件,港澳台地区的用字,GB 13000.1—1993的全部中日韩(CJK)统一汉字字符及其扩展A和扩展B的字符,蒙、藏、彝、维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字符。
    收词要有书证,要体现“源流并重”原则,不能偏重于古词典,不能忽略常用的新词语;过于冷僻的不收,超出词和词组范围的复句(如“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收。适当选收常用字母词,如DNA(脱氧核糖核酸)、B超。
    二、字形的选择。林文认为,楷书是汉字演变的最终形态。字头用楷书,并选列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战国古文(秦国大篆、六国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俗体字等以反映字的形体演变过程,必要时附字形解说,在字形后注例证的出处,标示年代。
    三、注音的设想。林文建议,从先秦传承到现代的单字条目可分四段注音:上古音(周秦音)、中古音(以《切韵》增订本《广韵》等韵书为代表)、近古音(以《中原音韵》等韵书为代表)、现代音。现代音除注普通话标准音外,加注主要方言读音(选定某一地点为代表),以及朝、越、日语的汉字读音。王力古音学说影响最大,他的先秦33声母和30韵部的划分可作为上古音的注音基础。普通话注汉语拼音,其余均注国际音标。
    四、词源的探溯。林文提出,所有主条目都设词源栏,无论固有词还是外来词都说明来源,包括隋唐时从梵语,鸦片战争以来从英语、日语、俄语等引入的,均注外文。设置专职外来词编辑。
    五、释义的要求。林文认为,选条考虑篇幅,可以斟酌取舍,条目既已入选,义项务求完备。举出“以”条为例,《汉语大词典》只列13个义项,比《汉语大字典》实有义项25个少12个,未能实现自己宣布的“力求义项完备”的要求。林文主张义项要依书证按历史原则排序。举“于”字为例。“于”为多音字,先按y?、w閕、y 、x 区分。读y哂卸嘀执市裕词橹ひ来挝榇省⒘省⒅?、动词、名词。作为介词,又具有多个义项:“以”义,书证为《书·盘庚上》,居先;“在”义,书证为《诗·大雅·卷阿》,次之;“及於,达到”义,书证为《诗·小雅》,又次之;余类推。
    林穗芳先生对编纂这部未来的词典的设想,至少有三个值得称道的特点。
    第一是立足书证,也就是立足语料。他宗奉法国辞书学家也是辞书编纂家P·拉鲁斯(1817—1875)的名言:“一部没有例证的词典,只是一堆枯骨。”他又用心考察《牛津英语大词典》重视书证的实践。《牛津》第1版收条目25.22万个,有例证186.12万个,平均每条有7.4个例证。他提出未来的词典选条要有书证,古字形要注出处,注古音要写出依据,释词义要有例证。换句话说,希望这部词典无一字形无来历,无一字音无来历,无一词义无来历,一切仰仗于书证。
    作者在文中用专节讨论“年代标示法”。他所设计的年代标示法,载体小而信息丰,这是大型辞书编纂不可或缺的。书证的出处要有出版物的书名、篇名,直到页数。他认为,“出处交代到页,这项规定十分重要,只有利用第一手资料和找到某种版本作为依据才能查到例证在作品或出版物中的哪一页并纪录下来,这就避免了用转引的办法可能产生的差错和缺陷,也为读者核查提供了方便。”因之,要求把被引用的书报刊名称及作者姓名全部编入文献目录附在书末。
    我国近年出版的辞书可谓汗牛充栋,就笔者所见,刘洁修先生编著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为大量书证标明出处的书名和页码,有的还说明上、中、下栏(如《十三经注疏》),并在书末附有《征引书目》。此书由300万字扩展为600万字,改名《成语源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是这样做的。后者的《征引书目》分为书名、出版者、出版年月三栏,共列1000多种。尽管注页码、列书目的仅仅是词典所引用书籍的一小部分,仍然应该视为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创举。
    第二是重视变迁。历时性词典是贯通的辞书,林氏所提出的设想,贯穿着“通古今之变”中的“变”的精神,也就是发展的观点。字形要求列出从甲骨文到楷书,以至草书、行书;读音要求列出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现代音,以至有代表性的方言音;词义的发展也要能看出扩大、缩小和转移的脉络。他希望做到每个条目成为字词的传记,“最早书证”或“始见书证”就是字词的“出生证”,并且从国外辞书引进剑号(  )表示废词、废义,给出“最晚书证”,也就是字词的“死亡证”。这就成为一宗完整的档案。有人说过,汉语的文字历来是“生而不报,死而不葬”。如果这部词典编成了,再也不会有人这么说了。
    林穗芳先生说:“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将以词语历史的形式浓缩到一部词典当中,读者可以查到某一年代有多少新词语、新事物、新概念在神州大地产生,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某个年代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这是多么迷人的前景啊!”
    第三是视野宽广。从1949年开始的30年闭关锁国的现实,禁锢着人们的思维空间,也屏蔽着辞书编纂者的视野。例如,日本汉字“辻”,《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均未收,只有《现代汉语词典》立有条目。林文提出要选收港澳台用字,中日韩统一汉字字符等,在读音方面,词典要载入汉字的越南语、朝鲜语、日本语的读音,这些都显示出敞豁的思路和开阔的眼界。自然,将来还要广泛搜集大陆以外应用汉语地区的汉语资料,使这部词典更全面更充分地反映出汉语这种世界上历史绵延最久、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的整个面貌。
    林穗芳先生提出这一宏伟构想,不禁令人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矢志百科全书事业的编辑家、翻译家姜椿芳先生(1912—1987)“文革”中被囚禁于秦城监狱七年。单身牢房,无纸无笔,他苦思冥索未来中国百科全书的方案。出狱后写成《关于出版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呈送中宣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看到了,慧眼识珠,即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情况和建议》第2期(1978年1月出版)刊出,引起热烈反响,并得到当时在中共中央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先生的大力支持。姜椿芳受命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三单位联署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一路绿灯,中共中央于1978年5月28日批准,不久,国务院下发正式文件。胡乔木任中国
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全国两万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事,经过15年艰难的编纂历程,《中国大百科全书》74卷皇皇巨著终于在1993年出齐,中国从此结束没有百科全书的时代。
    编纂一部历时性大型语文词典,其难度决不亚于编纂一部现代综合性大型百科全书。我们不妨以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法国狄德罗《百科全书》和英国《牛津英语大词典》为例作一比较。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1713—1784)于1747年同出版商约定编纂百科全书,1751年出版第1卷,1762年出版文字部分最后一卷——第17卷,1772年出完图版11卷,后由他人编辑补编、索引等7卷,共计35卷,1780年出齐,自始至终,为时35年。狄氏欣悦地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贡献给社会。《牛津英语大词典》第1版1858年开始编纂,1884年开始出版,1928年出齐正编10卷(128个分册),先后历时70年。第一主编默雷(1837—1915)、第二主编H·布雷德利(1845—1923)在全书付梓前就撒手人寰。他们都以78岁高龄去世,可惜都未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全部问世。可知这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
    中国古代篇幅巨大的类书、丛书,都是在朝廷的主持下完成的,如三国时魏国的《皇览》,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上规模的辞书,如《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也都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林穗芳建议编纂的历时性汉语新词典,是一部卷帙浩繁、信息丰赡、要求严格、可垂久远的辞书。这是一项非盈利性的文化建设奠基性的事业,需要一大批甘于寂寞、不求闻达、献身辞书事业的饱学之士参与,需要充分的财力和物力的保障,应该列为国家项目在政府领导和支持下付诸实施。
    林穗芳先生说:“编纂所设想的一部历时性汉语新词典是中华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它将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也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之一,在世界辞书编纂史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诚哉斯言!
                                             2004年5月23日,北京  
                                    (作者单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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