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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4年第五期  
 
目 录

卷首语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意义
专论·特约稿
·论出版工作的文化取向
编辑学·编辑工作
·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讨论
·宏伟的构想 缜密的蓝图
·越南友人阮绍光给林穗芳的信
·编辑发现的美学视角
出版学·出版工作
·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与国家文化安全
·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出版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提出
·《出版和出版学丛谈》面世
·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探析
·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试题
·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任务和运作
·图书经销商选择的原则及步骤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网载信息规范化建设需要“三管齐下”
·平衡原则 合理使用
书苑掇英
·发扬团队精神,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
·科技出版社的专业化与多元化
·要重视战略成本管理
·责任编辑要关注图书装帧设计
·出版物流通的意义
·从“三个平面”认识构词类型
·加强出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编辑史·出版史
·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件珍贵的史料
·佣书业的兴衰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出版文化
·《宋代出版史研究》出版
编辑随笔
·走进少年阅读岛
·顾客与员工,到底谁更重要?
品书录
·阐幽显微,彰往知来
科研信息
·第11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将在武汉召开

 

佣书业的兴衰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陈德弟
摘 要: 我国佣书业指的是写本时代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的兴衰与书写材料和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雕印书籍逐渐取代了手抄,此后,佣书业日渐式微,最后退出图书生产领域。据此推断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
关键词: 佣书业 六朝 雕版印刷术


 

    我国的佣书业是指写本时代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官私、寺观雇人抄书是为了收藏和利用,书商则是为了贩卖),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六朝,至唐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式微。
    汉代由于社会长期安定和制度较为完善,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当时的典籍既包括现在意义上的图书,也包括一般公文。在简帛为知识、信息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不会很多,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
    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 (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首次明确记录。又《太平御览》卷426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所述内容看,班超、盖晋都是受雇于官,为官抄书,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早期佣书是政府行为,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阚泽则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政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当时这个数目他个人难以完成,肯定是雇人所抄。又《北齐书·祖珽传》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这条史料说明,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700卷[1]的类书,当时图书为纸质卷轴形式,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六朝时期,政府设有负责抄书事务的胥吏,一些高官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
    是时,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高僧传·释慧果传》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由是知雇人抄一部佛经需花三千文[2]。《云笈七籤》卷107《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南京附近)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亮徙于桑乾(今内蒙境内),“居家贫,佣书自业”。西部长安,也出现佣书业。《高僧传·僧肇传》载 :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不仅如此,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之也有描述。东晋人王嘉所撰小说集《拾遗记》卷6说: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此事虽不足信,但它毕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我们叙述佣书业,不能不提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都是贫民,因被雇抄书,故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佳,凭此一技之长养家口。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一些好学者,在佣书中饱览了各种书籍,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满腹经纶,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如梁朝王僧孺,“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3],后为著名藏书家和学者;北魏刘芳、蒋少游,早年贫困卑微,经历坎坷,后终于“博通洽识,为世儒宗”[4];崔光、崔亮先前也很不幸,通过佣书获得知识,日后荣任高官;东晋张肇,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5],嗣后成为著名高僧。这些人成名显贵,与其早年佣书有一定关系。
    佣书业兴盛于六朝,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藏书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是动乱纷争的年代,各政权为扩大势力,借鉴资治,都大规模收聚图书。这种政府行为和政策导向,势必刺激佣书业的发展。其次是私人藏书的需求。是时,文学、史学、玄学极其发达,文史哲大师辈出,他们的著述一经面市,便被书佣复制,得到迅速、广泛传播。《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为了治学,学者们需要藏书。还有一些达官贵人、高逸隐士,亦集图书。如北魏元晏、元延明,南齐萧子良,梁朝昭明太子、萧静、萧纶、阮孝绪、陶弘景等,皆藏书上万卷。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六朝藏书家有102人,藏书万卷者达20人。他们的藏书,主要购自书肆和雇人抄写。众多学者和私藏家的需求,也促使佣书业快速发展。再次是官、私教育的需要。办教育自然需要教材,官、私生徒和众多自学者对图书的需求,使佣书业市场愈加广阔。
    第四是宗教发展的需要。魏晋南北朝佛、道宗教全面发展,为与儒学争尊位、信徒,佛教广译佛经,道教大造道籍,他们雇人缮写,四处传播。统治者也推波助澜,使佛、道典籍广泛流传。此时佛经、道籍都编有专目,说明佛道典籍已相当浩繁。这更使佣书业火暴。最后是书商的需求。为获利润,他们雇人大量抄书,或设书肆出售,或沿街贩卖。当时在长安、洛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建康等城市,书肆众多。这里有自抄自卖者,但更多是书商出资,雇人抄售,这又催生了书佣。书商—书佣—书业—读书人—利禄,滚动发展。
六朝佣书业能迅速发展,关键是具备了前人所不具备的条件。
    其一,全社会更加重视图书的作用。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的这一论点在士林中影响很大。北魏孙惠蔚说:“《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斯实太平之枢宗,胜残之要道,有国之灵基,帝王之盛业。”[6]不仅当政者有此认识,一般文人学者也持同样观点。萧梁处士阮孝绪讲:“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7]他对书籍的这种认知,代表着大多数士人的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才于此时诞生了专掌图书事务的机构——秘书省,才有官、私频搜图书、屡校坟籍、大加缮写、编制众目的举措[8],才有克敌获胜后先收图籍的行动[9],才在国家交往中把图书作为礼品进行馈赠[10],才产生“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11]的理念,才出现兄弟分家时争书让财的现象[12]。时值烽火连绵,梁朝却“四境之内,家有文史”[13],这是人们重视图书的最好说明。在此背景下,读书、爱书、著书也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曹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14],梁武帝“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15],孝文帝“史传百家,无不该涉”[16]。至于文臣武将、高雅文士,游心经籍、琴书自娱者,不胜枚举。连贫民有机会也锐意进取,读书不止。他们或带经而耕,或囊萤而览,或映雪而读,或负薪而咏。《晋书·皇甫谧传》载:谧“居贫,躬自稼穡,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同书《
车胤传》载:“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
    《南史·孙伯翳传》载: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当时人们已把爱护图书视为美德。六朝人好学善思,常立言抒发志向,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经注、史籍,创编了规制浩大的总集、类书,诞生了众多的个人文集,加上佛、道图书,真是名著迭出,出版繁荣。这些在史传和《隋书·经籍志》中都有反映(《隋志》著录了上古至隋朝的书籍,其中六朝人著作几占全志4/5)。这是一个图书出版繁荣的时代,这种情势前无古人。
    其二,官、私教育,尤其是私学,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贫民,为佣书业储备了人力资源。六朝官学因战乱时兴时废,私学则不同,即使在烽火岁月,也很兴隆。在记录六朝的史传中,文人、隐士、高僧开门纳徒,屡见不鲜,且规模不逊官学。《晋书·刘兆传》载:兆“博学洽闻,从受业者数千人”。《魏书·高允传》载: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由于私学的开办,使许多穷人受到了教育。《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原早孤家贫,经人襄助始就学。《晋书·徐苗传》载:苗少家贫,“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史籍中这类记载随处可见。为提高自身价值,他们还苦练书法。六朝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上至天子,下至妇女儿童,人皆能书。当时有专教书法者,也有专攻者。《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幼孤家贫, 以学书为业, 遂工草隶”。所以《颜氏家训·杂艺篇》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条件,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六朝以前以简帛为书写材料,但“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17]。纸的诞生,淘汰了简帛,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更加便捷。因此,纸对佣书业的形成、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东汉以降,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料的扩大,使纸张生产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纸张的丰产,又为佣书业提供了物质条件。由于纸易得易写易裁易编,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在此时逐渐代替了简帛。书佣正是利用了这一新兴书写材料,才迅速复制了大量图书。
    进入隋唐,佣书业虽然存在,但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和粗具规模的雕印书籍,使得佣书业每况愈下,文献中对之记录也越来越少,这说明印书逐渐取代了抄书。《隋书》中关于佣书的记载只有两处,六百余万字的两《唐书》中仅有三处。

    《全唐诗》中有几处提到佣书事宜,属于中晚唐诗人的诗句,说明此时尚有佣书活动。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篇》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但此时的佣书现象已是桑榆暮景了。
    与之相反,文献中记录唐人版印书籍事情却日渐增多。《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道:白居易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并自注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模勒”二字一般解释为雕版印刷。王国维于《观堂集林》卷20《两浙古刊本考序》说:“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又《旧唐书·文宗纪》文:“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历日板”就是用来印刷日历的雕版。据《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第二》载,時任东川节度使的冯宿奏道:“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文宗正是根据他的请求,才下了这道圣谕。又唐司空图(837—908)《司空图表圣集》卷9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一文,题下注:“印本共八百纸。”文中说:“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焚印本当指唐武宗禁佛之事,武宗禁佛在会昌五年(845)。
    可见到中唐时期,佛经印本已相当流行。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又载:“纥干尚书臮,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作《刘泓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及镇江右”系指纥干臮任江西观察使,时在宣宗大中时期(847—859)。《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注引《柳氏家训序》云:唐僖宗“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可见唐人确已雕印了不少佛经、百姓需要的历书、字书、小学、诗歌集以及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杂书。
    实物发现也证明了文献记述的真实性,现存最早的印刷实物都是唐代的印刷品。1900年在敦煌发现了佛经卷子本《金刚经》,其上明确标示刻印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它是现存世上最早有明确刻印日期的雕版印刷物。1986年9月,北京图书馆李致忠先生到英国访问,对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这件珍贵印刷品进行了仔细研究,并作了全面、准确的介绍,得出它“是一幅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品”[18]的结论。在敦煌发现的刻本还有唐代乾符四年(877)和中和二年(882)的历书。敦煌遗书中,除印本《金刚经》外,还有十多卷传抄的《金刚经》,抄写时间从唐末至五代后晋不等,卷中题记或曰据“西川印出本”,或曰据“西川真印本”,或曰据“西川过家真印本”抄录。
    我们通过对佣书业的兴衰、文献的记载和现存各种雕印实物考察,可以推断,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

注 释
[1](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3
[2] 是书《释慧进传》云:慧进发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显然雇人抄经,需付资也。
[3](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470
[4](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33
[5](梁)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249
[6](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53
[7](梁)阮孝绪.七录序.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北京:中华书局,1958.3345
[8](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906908
[9] 《晋书·王浚传》载:晋灭吴,“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又《梁书·武帝纪》载:武帝平齐废帝,入京师,“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
[10]《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11](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938
[12]《南齐书·褚渊传》载:“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
[13](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907
[14](刘宋)陈寿.三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1959.90
[15](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96
[16](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87
[17](刘宋)范晔.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5. 2513
[18] 李致忠.英伦阅书记(上).文献,1987(3)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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