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年少入学时，从所读古籍中知道了两句很有意义的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友不如己者。”又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珍贵的友谊和诚信，是人际关系和学术研讨的两件无价之宝。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在我国武汉市举行，既有旧友重逢，又有新知结识，相互握手欢聚一堂，促进编辑出版学术交流，以期繁荣国际文化事业，多么令人欢快的盛会!
    学术因交流切磋而发展提高。我个人有幸在工作中获得不少机会和教益。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为了保护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弘扬长城建筑的历史价值，在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倡导下，特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保护长城会议。会后文物出版社编了一部彩色的16开本《长城》图集，不久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引起了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注意。该公司欧洲创作部主任(瑞士籍)特地来到北京，专访国家出版局，找到了署名编者“郁进”(Yu Jin)即我的所在出版单位。在“五四”大街文物出版社受到热情接待，彼此很顺利地磋商好向美方提供主要图片和有关说明。美方随后出版了几种文字的《长城》图集，在世界各地发行，万里长城又一次名扬寰球。中方有效地进行了长城的保护和研究调查，出版了从东北到西部自秦汉以来长城的历史文集和踏勘报告，为以后旅游事业的开展做了引导。这种出版界的交往与互动，各自获得了学术文化和经济效益的显著成果，推动各国人民之间亲密友好的接触。
    1983年因意大利总理府要求我国派出文化代表团前往访问，我随同国家出版局长王子野等，先后参观了解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的出版社，了解其经营管理状况。有的出版社创建于意大利王国1870年统一之前二十多年，其历史是悠久的。连同我们匆促观赏过的博物馆和历史性建筑，使我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文化艺术气氛的熏陶。赴意途中，在布加勒斯特逗留参观，顺便拜访了罗马尼亚的“火花”大厦和清静的市街，了解到该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简况。
    后来我的单位派我前往夏威夷，出席美国东西方交流中心主办的人物传记学术研讨会。我代表《人物》杂志社，就有关现代人物传记的编辑出版这个敏感性的课题，报道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版传记书籍的盛况和读者的欢迎，同时访问夏威夷大学，和著名的英文版《传记》杂志主编们做了探讨。在会上回答了各国代表们先后提出的问题，使人们了解我国出版文化界的开明情况。
    我还有应邀访问日本的机会，在东京霞关日本国外务省大楼三楼和日方十多家出版社经营人士相见，交流了双方关心的出版业务问题，尤其是对版权保护的热门话题。此行不但参观了从大学校到幼儿园的教育设施和文博事业，特别是和岩波书店总编辑单独谈了著名的文库本编辑出版全过程的工作状况。尤为高兴的是，在东京和日本出版学会清水英夫、箕轮成男教授及老编辑家们的会见；随后我到京都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其图书馆藏书，并且了解他们关心的研究课题。
    其后韩国出版学会安春根教授和尹炯斗会长很快得到消息，中国编辑学会邵益文常务副会长，和我不久便接到访韩的邀约。当时中韩两国正在商谈建交事宜，由于韩国出版学会的努力，我们便和韩国出版界著名人士及日本出版学会诸先生在汉城热烈会见，出席盛大的出版学术交流大会，加拿大、美国代表也参加了。从此密切了中、韩、日出版业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亚洲文明圈思想、道德与价值观的了解与思考。
    回顾这些年来，我国的形象在国内外逐步树立起来，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更加展示了融入世界求同交流的诚意。我国的出版经营正处在转制之中，力谋进入国际市场经济地位的海洋。多年来美方有些论者中有一种文化冲突的论调，其实真正优秀的文化艺术，归根到底是人见人爱。文明的劫难是寰球霸权和资源攫夺的恶果。我国在对外关系中正在研究往来互补的游戏规则，现时中国的文化实际是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东渐的历史即足以说明，文化的发展过程有个认同的过程。我们深知：舳舻千里，或是百舸争流，首先有待于和平共处。在一定接触的情况下，有个怀疑、批判、理解、借鉴、吸纳的长过程，不是依仗刀兵解决问题的。交往的过程中公理公法俱在。巨舰潜艇，只能兴风作浪，随波逐流。我国正在十分关注企业家的素质修养，营造出版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与激励机制，在转制中期待更多的出版文化企业家在激浪中脱颖而出。
    值此国际上单边主义横行，恐怖四起，我们企盼大家携手交谈，力促理性、道德与正确的价值观普遍觉醒。祝愿国际出版学会议呼唤：在我们行业中多播良种多栽花!我国民俗中有句祝福的嘉言，叫做“新年开笔，笔上生花，花上结果，果然如意!”热望万紫千红，全球花放，让各国人民在花香书香中安度快乐发展的创造性生活!
 2004年8月17日于北京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