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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5年第一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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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特约稿
·共同促进世界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 / 石宗源
·国际化出版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 刘 杲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学原理研究概述 / 范 军
·编辑选择与理性选择和感情选择 / 徐柏容
·编辑策划的实践性 / 高江梅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挂牌成立 / 章雪峰
·以人为本与编辑出版 / 杨小岩
·《汉语大字典》版本述略 / 王重阳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传播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及意义 / 李新祥
·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 / 黄耀红
·试论版权国际保护 / 徐礼永
·邹韬奋研究论著索引(文章部分) / 王彦祥 王 琳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试论我国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 / 常廷文
·电子稿件的处理技术 / 刘武辉
书苑掇英
·特色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 / 桂厚义
·重视选题计划的制订 / 何小敏
·读者呼唤图书品牌 / 李  晶
·浅谈出版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 徐丽娅
编辑史·出版史
·“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上) / 方厚枢
编辑随笔
·出版自由与出版人的不自由 / 雷群明
·社办期刊,想说爱你不容易 / 夏向东
编者·作者·读者
·说说我社的棋类书 / 王连弟
·斯人已去 风范常存 / 周春健
品书录
·一部务实求新的语义研究新作 / 程乐乐
·文如其人 书如其人 / 钱 藩
·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观点综述 / 边 集

 

“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上)

方厚枢
摘 要: 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后期(1973—1976)出版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出版工作,以及印制大字线装本书籍的情况。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后期 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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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宗派集团及其舆论工具
    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领导机构,王洪文、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宗派集团,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周恩来总理和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狂妄野心(康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卧病不出)。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竭力控制舆论工具,通过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的御用舆论工具有所谓“北翼”和“南翼”。“北翼”即指“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大批判组”,实际上是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情报班子、秘书班子和侍从班子。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她通过手下的迟群、谢静宜两人操纵这个班子。迟群说:“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同志负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每一次升级,大都通过“梁效”炮制的文章号令指挥。从1973年9月到1976年9月,由“梁效”炮制的文章,除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等十几个笔名,写了200多篇文章,公开在《红旗》《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的有181篇,其中有三四十篇是由江青、姚文元直接点题授意的所谓“重点”文章。
    “四人帮”御用舆论工具的“南翼”即“上海市委写作组”(简称上海写作组),于1971年7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提议下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上海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党的十大以后,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加紧,上海写作组进一步扩充了他们的班底。从1973年9月到1976年9月三年间,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历史组、文艺组等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石一歌等八十几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利用历史反党的文章就达一百五六十篇。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在《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12篇。上海写作组直接控制的报刊共有8种,最主要的是1973年9月15日创刊的《学习与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曾自鸣得意地炫耀《学习与批判》在反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1] 。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发表的大量文章,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讲历史都是讲现在,讲历史都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打着“讲历史”的幌子,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出版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身亡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清查林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都要搞复辟。
1973年5月20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批判孔丘,肯定秦始皇。7月4日,毛泽东在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中,再次讲到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1973年下半年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提出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来。
    1974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18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通知》中也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1973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2] 。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他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军队、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单位,以江青的名义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24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下午,在江青策动下,在北京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群等在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衷主义”,等等。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
    1974年1月23日,国家出版局向周恩来写请示报告,说《人民日报》编的《批孔文章汇编》(一)和《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书,人民出版社已发稿,四五日内即可出书。《报告》提出《五四以来……》一书拟作内部发行,军队发至营以上,农村发至公社以上的意见。周恩来阅后批示“拟同意”,但此信在其他中央领导间传阅时,江青批了一段文字,提出将《批孔文章汇编》的书名改为《批林批孔文章汇编》,将《五四以来……》一书改为公开发行,此书的发行范围改为军队发至连以上,农村发至大队以上。 (ID: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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