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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5年第一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是一门科学 / 宗 诚
专论·特约稿
·共同促进世界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 / 石宗源
·国际化出版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 刘 杲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学原理研究概述 / 范 军
·编辑选择与理性选择和感情选择 / 徐柏容
·编辑策划的实践性 / 高江梅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挂牌成立 / 章雪峰
·以人为本与编辑出版 / 杨小岩
·《汉语大字典》版本述略 / 王重阳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传播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及意义 / 李新祥
·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 / 黄耀红
·试论版权国际保护 / 徐礼永
·邹韬奋研究论著索引(文章部分) / 王彦祥 王 琳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试论我国学术期刊的集约式网络出版 / 常廷文
·电子稿件的处理技术 / 刘武辉
书苑掇英
·特色是科技期刊发展的根本 / 桂厚义
·重视选题计划的制订 / 何小敏
·读者呼唤图书品牌 / 李  晶
·浅谈出版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 徐丽娅
编辑史·出版史
·“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上) / 方厚枢
编辑随笔
·出版自由与出版人的不自由 / 雷群明
·社办期刊,想说爱你不容易 / 夏向东
编者·作者·读者
·说说我社的棋类书 / 王连弟
·斯人已去 风范常存 / 周春健
品书录
·一部务实求新的语义研究新作 / 程乐乐
·文如其人 书如其人 / 钱 藩
·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观点综述 / 边 集

 

出版自由与出版人的不自由

雷群明

    出版自由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又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除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段非常时期以外,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公民应该拥有的这些自由。但是,对这个问题,无论是领导层还是老百姓,许多人都是抱着一种回避的态度,尽量闭口不谈。我们的《辞海》和《出版词典》里,也没有“出版自由”的条目。以至于给人一种误解,好像因为我们是没有出版自由的,所以才害怕谈出版自由。
    我觉得,现在应该设法消除这种误解,大胆地公开地谈谈我们对出版自由的看法。


    出版自由的前提是言论自由。言论是口头的,出版则是把口头的言论以物质的载体变成白纸黑字或电子出版物;口头的言论只能在小范围里传播,变成出版物后则可以在广大的范围和久远的时间内“公之于众”。因此,出版物上的文字又被称为“书面语言”。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出版自由。
    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想,发表出来就是不同的言论。一个健全的社会,允许不同的思想发表出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就个人来说,他的思想得到发表,个人会感到无限的愉悦;就社会而言,各种意见都能够发表,领导者可以知道民心民意之所在,可以集思广益,把国家社会治理好。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可惜的是,历史上习惯于专制的统治者是不给言论自由的。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根本用不着听什么其他人的意见。“开明”一点的统治者,也只不过给下面的人留出一条“言路”,让他们的言论沿着这条规定的“路”到达自己的跟前。当然,这条“言路”的宽窄和开闭与否,完全要看统治者的高兴。检讨一下我们漫长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二千年中难得有创造性的思想言论出现,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社会主义的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为我国广大人民的言论自由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从而也为出版自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教训之后,我们的国家正在日益走向健康、健全,广大人民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


    谈到出版自由,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理论上的出版自由与事实上的出版自由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
    理论上的出版自由似乎是谁想出版什么就可以出版什么,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否则就是“没有自由”。显然,这种出版自由只能是一种纸上的自由,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专制时代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当然是不存在出版自由的,我们且不去谈它。就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出版自由难道就是谁想出版什么就可以出版什么吗?绝对不是。上世纪30年代,韬奋流亡到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曾经揭露过它们的所谓言论出版自由无一例外地受到金钱权势等的种种限制。
    譬如英国。韬奋在谈到英国新闻界公认的“近代英国新闻业上最杰出的人物”史各特的时候,就指出,当他自己所信仰的主张与某些当权人物的主张不一致时,就会受到很严重的迫害。他曾经“坚决反对英国对南非洲波耳的战争,就受到许多人攻击,甚至他的报馆和家里都有受人‘打倒’的危险,在最严重的时候不得不由警察保护,而营业上也受着不少的影响。”
    又如法国。韬奋说到法国报纸时指出:“除左派如社会党及共产党的机关报对中国不说坏话外,其余报纸对中国的态度没有不是坏的,尤其是在‘九一八’之后受了日本的收买。”那些“有名的报纸,但因受日本‘经济运动’的结果,竟颠倒是非”,以至于“社会党所办的《光明周刊》老实公开地说法国报都被日本人买去了”!
    在谈到德国时,韬奋更指出:“现在德国的报纸,已全成了纳粹政府宣传部的附属机关……新闻记者——无论是主笔或访员——都变成了地道十足的应声虫留声机!”韬奋参观德国新闻学研究院时,曾与该院院长兼教授徒费法特博士讨论“言论自由问题”。徒费法特“认为言论自由,在原则上他是赞成的,不过在革命过程时期,此自由不得不有限制,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再可开放”。韬奋则说:“这就要看所谓‘革命’是否真正革命,倘若自己在口头上叫着‘革命’,在实际上是反革命,反而要压迫真正革命的言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的言论——那便是自掘坟墓的行为了(纳粹不但自命‘革命’,其宣传部长并宣言纳粹所行的是‘实际的社会主义’)。”结果是“这位老教授不敢再说下去”。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出版是并不“自由”的,它明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限制。同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也不能期望会有一种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的出版自由。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一些限制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则是为少数统治阶层服务的。


    出版自由的限制表现在客观限制和主观限制两个方面,而最终是通过出版人来体现的。出版人是作者和读者的中间环节。出版可以说是出版人为了读者向作者进行挑选。在现在的条件下,虽然有了网络出版,但绝大部分的出版物还是离不开出版人。因此,出版人的选择如何将决定出版自由的命运。而出版人的选择,恰恰又受到自身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出版人的不自由。我们且来看一看“出版事业模范”韬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韬奋一生为民主政治而斗争,坚决主张新闻出版自由。1936年,他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中说:“在这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更不忍抹煞最近各地轰轰烈烈爱国运动的事实披露。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他同时又明确表示,“我们固然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但对有利敌人的消息,如关于外交国防军事之类,当然不愿轻率披露。”他在一封答读者信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言论自由须得到合法的充分保障”时,也不忘记声明“在中国当前所谓言论自由当然是指不违反抗战国策的范围,有某些人把出卖民族的汉奸言论来否认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那是有意歪曲言论自由的本意”。可见,他说的通过出版物表现的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制的,并不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首先,出版人的选择必须站在进步的立场。韬奋说:“舆论机关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这两方面是要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的。一个报纸对社会能引起领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地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这样的报纸才是进步的报纸,只有进步的报纸能起领导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只顾到少数人的利益,有意歪曲事实,胡说八道,那是开倒车的报纸,开倒车的报纸虽在形式上是舆论机关,在实际上已不能发生什么领导的作用。所以舆论机关能否负起它的领导的任务,全看它是站在进步的立场,还是站在开倒车的立场。站在进步的立场,虽在极艰苦的条件之下,仍光芒万丈,得到多数人的宝爱;站在开倒车的立场,即令在极优越的条件之下,仍黯然无光,使人漠然视之,甚至感到讨厌。”
    其次, 出版人的选择必须是代表民意的。韬奋曾说:“舆论机关本身当然也要努力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然后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舆论的力量不是仅仅由于少数人执笔写出几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发表的言论真能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他在谈到《生活日报》“必为独立自由的舆论机关”时说:“所谓独立自由,即永有其为民族为民众的福利而奋斗的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他在谈到新闻记者的时候又指出,记者的职责应该是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我们都是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记者,深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做民众的耳目,民众的喉舌,要把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实际情形,坦白地报告给读者;为了国家民族前途的利益,说民众所必要说的话。”他认为,“无论哪一个报,执笔写社论的主笔先生,只是个人,至多只是言论部的若干位同人会议的结果,个人或少数人的言论何以又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呢?这绝对不在执笔的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身,却在所发表的言论确是根据正确的事实和公平的判断,确能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这一点当然也还须有着相当的客观条件),真够得上舆论,才能发生舆论的伟大力量。”
    再次,出版人的选择还要受到群众(读者)的检验。韬奋说:“写文章的人不要以为读者是易欺的,读者不都是瞎子聋子,他们也有听到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机会,他们自己也有根据正确事实,引申公平判断的能力。所以惯于下笔胡说八道的人固然引不起读者的信任,即使平日持论比较公平,被人视为社论能手的先生们,一旦写了违心之论,或有意歪曲事实的文章,也仍然要引起读者的不满以至愤怒。在写者以为他既可以舆论权威自居,好像说出的话都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效力,其实他根本就不明白他平日所以得到人们的信服,并不是他个人有着什么魔力,全恃他的‘持论比较公平’,一旦他的这个特点抽去,令人信服的因素便寿终正寝,所得到的只是人们的唾弃和齿冷罢了!”“这些说明言论固然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但却不是一切言论都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只有根据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言论,才可能发生舆论的力量。”
    最后,出版人的选择在批评的问题上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一般来说,出版人选择歌功颂德的东西时不大会遇到什么麻烦,而在选择批评当权者的东西时便往往会遭遇困难和打击。韬奋认为,当权者对于批评,应该看其是否属实和是否有诚意。“就受批评者方面言,记者以为批评者是否出于诚意,只须一读完其文字内容,无论其措辞为和平为激烈,无有不跃然纸上而无可逃避者。受其批评者如觉其动机出于诚意,而所言复能搔着痒处者,则自当虚怀容纳,愈益奋励;即觉其动机不纯,苟其所言不无可取或不无可以节取之处,仍不必以人废言,但求其有裨于我之趋善改过,则亦有益而无损。倘发觉批评者全属无理取闹,则值得解释者不妨酌加说明以释群疑,不值得解释者尽可置之,听社会之公评。我国俗语谓‘公道自在人心’,西谚亦谓‘真理虽被压倒至地而终能升起’,无理取闹者决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自问无所愧怍者尽可处之坦然,不足计较。”对于当权者来说,“态度方面尤当注意者,则为在野之言论为民意之反映,虽无斧钺之权,实为众志所归,在当道者往往以有权在手,便可任意摧残,以为何求不得,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宜利导而不宜强压。当局者宜细察批评者所言内容之为正确与否。苟认为正确,则当局应在事实上予以改正的表示;苟认为错误,则当局应以文字予以解释,或辩驳,在党治之下,党报与党的宣传机关,即负有这样的责任。真理愈辩而愈明,民间即有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莫愚于用武力压迫,或以盛气相凌,消极方面徒使全国暮气沉沉,民意无从表现,政轨何所遵循,积极方面反为真正反动者制造民间悒郁愤怨之心理,以为混乱之导火线,则又何苦?”
    韬奋指出,出版人面对压迫或误解,应该出以公心,不为所动。他说: “在实际上往往有些人办报,领得到丰富的津贴,出得起丰富的薪水,出的报没有人看,或看者寥寥,被社会上看作反动的倒退的代言人;有些人办报,虽然经济困难,受尽艰苦与压迫,埋头苦干,出的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就是因为前者只是代表少数人私利或一个派系的私利说话,反对一切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后者恰恰与之相反,不怕也不顾少数顽固倒退分子的诬蔑毁谤,站在真正大众的立场,提出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的事情和主张,百折不回地干下去。”
    我们现在与韬奋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他所说的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有参考的价值。出版人面对的这些不自由却正是出版自由的保证。

(作者单位:韬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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