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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5年第五期  
 
目 录

卷首语
·走好出版转制的路 / 宗 诚
专论·特约稿
·出版转制引发的思考 / 王仿子
·建立事后审查制度略考 / 袁 亮
编辑学·编辑工作
·电子编辑和电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发展(下) / 林穗芳
·编辑的情绪与情绪调控 / 姬建敏
·图书编辑与期刊编辑的角色差异 / 何海龙
出版学·出版工作
·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需要总结和提高 / 邵益文
·出版集团治理结构问题刍议 / 杨海波
·论出版同质化竞争 / 马北海
·出版项目制:出版社持续发展的动力 / 姜 华
·出版业国有资产流失原因及对策探析 / 许举信
·试论期刊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 庄 严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谈电子文献语料的校对 / 于立滨
·网络发行之路 / 朱河囡
书苑掇英
·质量滑坡——出版繁荣背后的隐忧 / 赵襄玲 刘 辉
·我们怎样参加图书订货会 / 吴 言
·出版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 余海燕
·重视出版社作者队伍建设 / 梁 虹
·解读组合 / 安 民
编辑史·出版史
·古代书院的藏书与刻书 / 曾建华
编辑随笔
·漫话编辑的八种情境 / 关开澄
品书录
·丧钟为谁而鸣 / 载文葆
·评《编辑心理论》 / 张自然

 

建立事后审查制度略考

袁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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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制订政策和法规,废除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原稿审查制度,认真实行出版自由和事后审查制度。这是我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但是,在一般的史书中很少涉及或一笔带过,其实值得认真记述。先看看中共中央针对这个问题制订的方针和政策。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指出:“凡经政府登记许可出版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民主政府对于它们实行事后审查制度。” 
    1948年11月26日,《中央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报刊、通讯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规定:“对民营报刊通讯社在军事管制时期,也实行事后审查。在将来有某种必要时,可能实行事前的军事新闻检查及外国记者通讯稿的事前检查,但现在不必作一般规定,也不要去接受事前审查的要求。”
    1948年12月29日,《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指出:“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如开明、世界、北新等书店属之。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也属此类。”接着指出:“凡允许继续营业的书店,其书籍暂任其自由发卖,不加审查。如出版教科书者,则劝告他们自行停售党义公民等教科书,及自行修改有关政治的教科书(如历史)。”这个规定中所说的书店,是指出版社。
    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书籍出版与翻印问题的指示》规定:“私人著作,一般不采取事前送审办法,即事后也不能逐一审查,故不应宣布任何审查办法。” 再看看出版总署及署长胡愈之针对这个问题宣布的法规和制度。
  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指出:“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审查结果,遇有特别有利于人民的出版物,由国家奖励其著作人及出版人,如发现有反动性质的书刊,由国家加以查禁或处罚。”
    1950年5月30日,《出版总署、新闻总署关于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草案)指出:“用事后审查及抽查方法,审查当地出版或发售的书刊与本地区播送的广播节目,及国外进口的报纸与书刊。”
    1950年6月26日,《出版总署关于管理当地出版业的有关事项复广东省文教厅函》指出:“遵照《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五条出版自由的规定,对于私营书店编印之书稿,政府机关一律不作事前审查。但为防止反动书刊的传播,各省市主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用事后审查及抽查方法,审查当地出版或发售的书刊。其内容有政治上错误须劝告原出版者自动停止发售者,应由省市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提出具体意见,报请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核准执行,并汇报我署备案。其内容反动情节严重,须予查禁处分者,应由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呈报我署核办。”
    1950年6月20日,胡愈之在京津发行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报告中说,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没有出版自由,书籍在出版以前都要送他们审查,出版进步的书籍,非常困难。今天,情形完全不同了,《共同纲领》上规定了人民有出版自由,一切书店都可以自由出书,不需先送审查。但是,如果书籍内容有反动性质,于人民有害,那么就要由一定的行政机关来查禁或处理;另方面,即使没有显著的反动性而内容不好的书籍随便出版也不好,这样会造成紊乱的现象。”
    1950年9月16日,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除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必要时期内被剥夺政治权利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国民党反动政府过去所颁布的钳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令,现在已经废除。除了军管时期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特殊情形有必要者外,国家不采取原稿审查制度。”
    1950年9月25日,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闭幕词中说:“除了为镇压反革命所采取的特别措置以外,书报原稿审查制度是不应该有的。因为检查制度不仅仅损害人民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也损害出版工作者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又说:“出版家希望政府于事前检查,可以不致遭受损失,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出版家对于出版物的内容,不但应当自己负责,而且也应当倾听和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要实行出版自由,就必然要实行事后审查制度;只有实行事后审查制度,才能保证人民享有出版自由。因为事后审查制度,既是出版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出版自由的保障措施。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这些规定后,在实际的出版工作中得到了严格的认真的贯彻执行。它不是停留在纸面和讲话上面,而是实实在在贯彻到实际生活中。据出版总署、文化部出版局和中央宣传部出版处的老出版工作者回忆,解放后,这些出版领导机构,从来没有审读过和处理过书刊的原稿,而只审读已经出版的书刊。
    新中国实行事后审查制度、保障人民出版自由的规定,虽然只是新中国实行的成千成万项新规定中的一项,但它的意义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种制度,是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从而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具体说有以下两点重大意义。
    第一,彻底废除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的原稿审查制度和文化专制主义,使广大人民从言论和思想受到重重的钳制和禁锢中完全解脱出来。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以后,国民党政府相继发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实行原稿审查制度,钳制人民的出版自由。1930年公布《出版法》,1931年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以后又几次公布修正后的《出版法》和施行细则。其中规定,书籍出版前,“应以稿本呈送内政部申请许可出版”。1934年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其中规定:“新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依据本办法,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1938年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其中规定:“特组织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采取原稿审查办法,处理一切关于图书杂志之审查事宜。”1944年公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其中规定,“凡以论述军事、政治、外交为目的”的杂志、图书,应将“原稿送审”;电影剧本和戏剧剧本,“均应送审原稿”。
    依据国民党政府这些法律法规,使大批著作被查禁取缔,无法面世;使一些著作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后才允许出版;还使大批已经出版的书刊,遭到查抄、销毁。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地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怒。
    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是“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他说:“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0页)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新中国的建立,那种剥夺民众自由权利、颠倒是非的时代,也就永远消逝了。
    第二,在新中国实行出版自由和事后审查制度,是将解放区早已实行的出版自由推广到全国,从而开创了在全中国实行出版自由的新时代。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就开始实行出版自由制度。如1928年1月24日公布的江西《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1930年10月7日公布的《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规定,一切革命群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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