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一词,源于唐朝。作为一种历时千余载的独特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起始时作为官方设立的书院,其主要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至宋代,书院演变为我国民间聚徒讲学的一种教学组织。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历代书院总数当在六千六百所以上。
书院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传播知识,而与此相关的书院藏书与刻书活动,在中国出版史中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文以载道”,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传播知识须臾离不开图书。有鉴于此,我国古代书院,特别是著名的书院,大都建有藏书楼,拥有丰富的藏书。例如,宋代书院著名的藏书楼计有: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书院崇文阁,白鹿洞书院云章阁,扎溪书院明经阁,龙山书院六经楼等。至清代,书院藏书受到普遍重视,凡建书院即谋藏书,因此,各地书院都创建了名目繁多的藏书处所,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以为师生研习讲诵之资。
追根溯源,书院的藏书来源大致有四。
一是御赐,历朝皇帝经常赐书给书院。宋初四大书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阳、岳麓三大书院得过皇帝的赐书。白鹿洞书院得书的时间最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儒家九经赐给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在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得到皇帝所赐的印本九经。岳麓书院在宋初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第一次是在咸平四年(1001年),应潭州知州李允则之请,宋真宗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藏之书楼。第二次是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其时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办学颇有建树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见,并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周式坚请回山教授,乃赐给内府中秘书、鞍马,并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以示彰显。
二是社会贤达、文人墨客常有对书院赠书之举。《碑传集》卷十七载:张伯行“建鳌峰书院以祀宋五先生,广置学舍百二十间于会城,俾有志正学者肄业,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其中,又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该书卷一百十一载:李兆元“闻耿逸庵倡学嵩阳书院,君命子瀚往问策,复购书送藏书楼”。《续碑传集》卷二十五载:胡林翼“为箴言书院,悉以家所藏书纳其中,使人知务实学”。该书卷二十一载:湖南巡抚李尧栋“以公币五百缗(一千文为一缗)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士子”。
三是书院自刊书籍。如江阴南菁书院曾专设书局刊印图书。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中,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的《奏报岁试五属情形及设局刊书事宜》一文,其中提到:“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南菁书院刻有《续皇清经解》和《南菁书院丛书》,都是重要的解经和考订经书的著作。实际上,书院刊书除备以自用、扩充院藏的目的外,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它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等方面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用,书院刻书已然构成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ID:
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