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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6年第一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业要立足科学发展 / 宗 诚
专论·特约稿
·中国的图书市场 / 巢 峰
·审读中的编辑心理分析 / 赵 航
·巴金的编辑思想 / 罗晓华
·论图书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 / 沈东山
·民营出版企业策划人的角色定位 / 郭 静
·解读现代编辑的服务理念 / 夏登武 刘庆颖
编辑学·编辑工作
·《狼图腾》编辑策划的经验和体会 / 安波舜
·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和抉择 / 梁海滨 刘华鲁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物市场结构与有效竞争 / 杨红卫
·论出版泡沫 / 贺剑锋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第三辑)出版 /
·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思考 / 牛太臣 杨小岩
·课标教材出版招标的理性思考 / 米加德
·外国出版机构在华业务分析 / 王立平
·出版社的商标与品牌 / 杨玉岭 赵中伟
·学习决定命运 / 许士杰
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专稿
·我国网上科技文献出版情况调查 / 郭 敏
书苑掇英
·呼唤知识产权价值的理性回归 / 郑德新
·图书营销观念及其误区 / 陈崇华
·在图书营销活动中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 潘锦晖
·出版集团财务信息控制策略 / 吕 蓬
编辑史·出版史
·文学的助产士 / 陈雪飞
·《编辑大手笔》出版 /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及出版 / 陈家鹦
港澳台出版•国外出版
·浅阅读的危害及出版人的责任 / 刘 艺
·也谈出版业对底层的关注 / 朱 磊
·带给新编辑一个福音 / 郝建国 苟 萍

 

巴金的编辑思想

罗晓华
摘 要: 巴金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家。本文主要以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期间的实践为例,从新作者的培养与发现、兼收并蓄的选稿原则、注重书籍的文化含量三方面对其编辑思想作了探讨。
关键词: 文化生活出版社 兼收并蓄 新文学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巴金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是,一般人恐怕很少知道巴金还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编辑家。他自己曾说过:“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 1]巴金有着几十年的编辑生涯。建国前,他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过14年,2 0世纪50年代初在平明出版社工作2年,担任两社总编辑。在他的编辑生涯中,曾先后出版了20多种文学丛书、专集,而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要数大型的“ 文学丛刊”,这套丛书对推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功不可没。巴金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编辑思想。
  一、 重视新作者的培养和发现工作
  巴金说过:“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和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2]“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3]。巴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发现新人新作,推进新文学向纵深发展等方面,他积极地寻求一种创新与突破,显示了其特有的胆识和气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实例就是巴金对曹禺的发现。在靳以那里,巴金看到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的剧本《雷雨》。他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 期发表,当即轰动了整个文坛。1935年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中出版了《雷雨》单行本,接着又在第三集中出版了《日出》单行本,这两部话剧,一举奠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由于巴金的慧眼识珠,才成就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何其芳最早的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被收在“文学丛刊”第1集里,这本薄薄集子的出版使还是大学生的何其芳一举成名。一位失学失业的青年陈光英(荒煤)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被巴金采用,刊登在《文学季刊》上,使这个21岁的青年从此走上文学道路。此外,罗淑、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丽尼等等,都是由于巴金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才使他们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因此,人们说,巴金所从事的编辑工作,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并不亚于他自己的文学成就。巴金之所以如此重视新作家的发现和培养工作,也是受到了编辑家叶圣陶的影响。他的处女作《灭亡》就是被叶圣陶发现,刊登在《小说月报》,才使他顺利地走上文学道路的。巴金曾多次在文章中表达过对叶先生的感激之情:“倘使叶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4]
  二、提倡兼收并蓄的选稿原则
  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期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选稿原则,广泛出版不同类型、不同派别的图书,显示了一个优秀编辑家所应具备的开放和包容的编辑态度。
  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的20世纪30年代,作家们分成许多派系,北有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鼓吹闲适、幽默的小品文创作一派;南有以鲁迅为中心的批判现实社会的左翼文学一派。与新文学关系比较密切的大部分出版社,都有自己明确而固定的文学圈子,如生活书店出版《文学》《译文》等都不脱离文学研究会的老牌作家圈子;开明书店的作家也是以文学研究会和“白马湖作家群”为主;至于当时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也是从自身地位出发,将文艺书的出版重心放在现代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书籍上。文化生活出版社则截然不同,作为上海的出版社,它却在各套丛书中大量地收入了京派作家的作品,使京派创作在上海集体登场,也使京沪两地的文学青年获得了直接的沟通,从而形成了更益于文学发展的新的文化阵营。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介绍“文学丛刊”时,特别指出:“破除门户之见,编辑的作品包括各派系的作家:其中包括批判巴金小说的刘西渭的作品,尤见巴金的气量和风度。”[5]
  巴金兼收并蓄的选稿原则还体现在对中西文化的并举上。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又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译文丛书”,该社在中国开辟了一个翻译和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阵地。作为该社延续时间最长的丛书之一,“ 译文丛书”前后共出书近五十种,对引进世界文化思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巴金在主编这套丛书时,将目光瞄准了整个世界。不仅出版了一批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如《简爱》《包法利夫人》《双城记》,还包括了俄国和一些弱小民族的进步文学,如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普希金等作家的大部分作品,以及荷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秘鲁、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作家的作品。
  三、把书籍的文化含量置于首要位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文化事业不景气,进步的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名著的销路都不是很好。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出版商们普遍不愿出这两类书,尤其是非名家的作品。以巴金为首的同仁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考虑赚赔,出版了大量的新人新作,一心只想着将更好的文化作品奉献给读者。
  为了把更多的好作品介绍给读者,巴金在他编辑的《文学季刊》《水星》《文丛》和《烽火》等刊物上向读者推荐了大量优秀作品。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有重点地进行新书的编、译与出版。只要书的内容有文化价值,值得向读者推荐,即使销路差、印数少,他们也出版。绝不会为了赚钱而出迎合某些读者低级趣味的书。正像巴金在“文学丛刊” 第1 集广告中写的那样:“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满足青年读者强烈的求知欲望,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文化生活丛刊》。在《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一文中,巴金写道:“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本丛刊是真正的万人的文库:以内容精选、售价低廉为第一义,无论著译编校,均求精审,不限门类,所有各个学艺部门,无不包罗。”[6]由此可见,巴金不仅认识到编辑出版事业对于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并且已付诸实施。
  在编辑出版各类书籍的过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将社会上无序的文学创作归入不同的类属,有计划、成系列地整理出版,奉献给读者的是有结构的图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编辑代替作家和读者,将他们的出版理念贯彻在对文化的整合之中,为社会构建着新的文化环境。这是一项非同一般的文化工程,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当今的出版界,“跟风 ”现象非常严重,一部《谁动了我的奶酪》出版,各类“奶酪”蜂拥而至。但是,不少精明的出版商发现,要树立企业形象、提高声誉、获得效益,必须依靠精品图书。巴金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将书籍的艺术质量、文化品位置于首要位置,足见其独到的眼光和非凡的创新精神。
  在巴金的编辑生涯中,有14年都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度过的。他将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编辑出版事业。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才干和独特的编辑思想,才使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出版社出版了许多优秀书籍,在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位大家,巴金的编辑思想至今仍是值得我们每个编辑工作者学习和借鉴的。
  注 释
  [1][2][3][4]巴金.致《十月》.见:编辑杂谈(第2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5]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料中卷. 香港:昭明图书公司,1980
    [6]巴金.巴金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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