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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6年第一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业要立足科学发展 / 宗 诚
专论·特约稿
·中国的图书市场 / 巢 峰
·审读中的编辑心理分析 / 赵 航
·巴金的编辑思想 / 罗晓华
·论图书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 / 沈东山
·民营出版企业策划人的角色定位 / 郭 静
·解读现代编辑的服务理念 / 夏登武 刘庆颖
编辑学·编辑工作
·《狼图腾》编辑策划的经验和体会 / 安波舜
·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和抉择 / 梁海滨 刘华鲁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物市场结构与有效竞争 / 杨红卫
·论出版泡沫 / 贺剑锋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第三辑)出版 /
·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思考 / 牛太臣 杨小岩
·课标教材出版招标的理性思考 / 米加德
·外国出版机构在华业务分析 / 王立平
·出版社的商标与品牌 / 杨玉岭 赵中伟
·学习决定命运 / 许士杰
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专稿
·我国网上科技文献出版情况调查 / 郭 敏
书苑掇英
·呼唤知识产权价值的理性回归 / 郑德新
·图书营销观念及其误区 / 陈崇华
·在图书营销活动中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 潘锦晖
·出版集团财务信息控制策略 / 吕 蓬
编辑史·出版史
·文学的助产士 / 陈雪飞
·《编辑大手笔》出版 /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及出版 / 陈家鹦
港澳台出版•国外出版
·浅阅读的危害及出版人的责任 / 刘 艺
·也谈出版业对底层的关注 / 朱 磊
·带给新编辑一个福音 / 郝建国 苟 萍

 

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及出版

陈家鹦
摘 要: 介绍了方志敏狱中文稿传送经过及解放前出版情况。
关键词: 方志敏 文稿 传送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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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不少报刊刊载了一些不大负责任的纪实性作品,片面抓住某些当事人很有局限的一点回忆史料,不作任何分析就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传送经过敷衍成篇。这些失实文章有的还被转载,很不严肃。我根据自己多年来掌握的相关史实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文稿多次从狱中送出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究竟如何从南昌狱中传送到上海?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因为前前后后涉及的人较多,而且有些当事人的回忆在事件具体时间、地点和经过方面有些差异,所以就出现多种说法。其实要考证这个问题也并不很难,要把“ 谁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弄清楚,首先应该从事情的源头作一些仔细了解和分析。即,方志敏在狱中能接触到哪些人?谁具备为其传送文稿的条件?我们认为,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所能接触到的人当然只能是狱中的囚友和管理人员及狱卒狱差。那么,其中谁是被他争取过来,而又愿意冒风险去干传送文稿这件事呢?有可能而为之的应该是这三个人:与方志敏同住优待号的囚友胡逸民,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峻。
  胡逸民,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历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要职。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被蒋介石打下监狱。起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后来反被方说服了,转变态度同情革命。其妻向影心跟随来到南昌侍奉胡,可以经常出入牢房。
  凌凤梧,浙江金华人,生于1898年。早年毕业于上海文森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进上海法政大学攻读。毕业后曾一度任浙江桐庐县书记官(负责记录缮写之类)。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开始仍做书记工作,后一度调任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同情革命,能善待狱中政治犯。他与方志敏多次接触,耳闻目睹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感人的气节情操,并为之倾倒。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仍做主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的,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未果)。由于凌尽其所能,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拘押收审。另外,即便与凌凤梧关系不甚好的胡逸民也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第三个人高家峻,又名高易鹏,曾化名毛锦生,浙江绍兴人。当时是个未婚青年,家居杭州。学校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凌、高二人同在军法处,相处甚好。高亦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热血青年被感化也是很自然的。高早就常为失去自由的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琐事。以上三人都有直接参与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可能。但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来,胡逸民和高家峻二人各有一次直接传送文稿的行动。另外,高通过其女友程全昭,胡通过其妻向影心又各有一次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凌凤梧,由于种种原因虽未能直接传送文稿,但他参与策划并配合了高、程这一对恋人传送文稿的行动。方志敏在重托高、程的同时,又重托胡,高、程、凌三人浑然不知,同样胡也不知道方志敏除重托自己外,还重托了别人。很显然,方志敏为保密起见,分别掌握和利用这两条单线。由此可见,方志敏决心与中央取得联系用心之良苦。那么,以上所说四次传送文稿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呢?
  第一次是高家峻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传送;
  第二次是高家峻亲自传送;
  第三次是胡逸民委托其妻子向影心传送;
  第四次是胡逸民亲自传送。
  二、仅有两次成功地送到上海
  这四次传送文稿真正达到目的,已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其一是高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其二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
  关于程全昭第一次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成功地从南昌送到上海,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有证词。
  请看当事人的自述(1978年1月22日):“当时我在杭州一所小学教书,1935年暑假,他(高家峻)要我去南昌,到南昌后,他叫我把方志敏的几封信带到上海,其中一封是给鲁迅的。”程还说,她把给宋庆龄、鲁迅等人的信送出去的当天晚上,“一个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的很时髦的女人来找我,说她是从宋庆龄处来的,她对我说,上海很不安全,要我马上离开上海,第二天我就到了杭州。” 1977年8月25日,高家峻给军事博物馆负责人的信可以说是证词之二。他的亲笔信中提到,“方志敏烈士生前,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文稿是在 1935年7月初,南昌大水(指洪涝)后的第五天,由我从狱中携出,交给程全昭(当时方给程化名为李贞)转送到上海,在宝隆医院前面交许广平同志收的。”由于高、程这一对往昔的情人,一别就是20年,直到1955年才偶然在杭州相遇(此时程早已与他人组建家庭,膝下子女成群),相互谈起往日之事。后又过20多年之后,自然会有笔误或误记。将胡子婴误记为许广平。至于文稿篇名记错更不足为怪,一是因为他只清楚地记得方的主要的(或影响大的)文稿篇名,二是他根本不知道除程全昭传送文稿外,还有他人也受方重托送文稿并同样获得成功。另外,还有些细节也有出入,这也是好理解的。  (ID: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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