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出版业对底层的关注-出版科学

　在现今这个没有时空边界的时代里，在出版物铺天盖地的时代里，何谓底层？对身为出版工作者的我而言，就是那些在视野中日益边缘化的普遍构建了这个时代的底层，社会中被遮蔽、被剥夺的无声群体。这些数量众多的人无知而无畏，无知是原因，无畏是结果。传统伦理在底层的辗转离徙中流失、淡出，最终失去向善的引领力量，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实在地成为生活的本义，于是乎“唯余本能，此即蛮荒”就是现在底层的一个无奈，但又是绝对的写实。“文化文化，文明教化”，出版业站在文化传承的潮头浪尖，在这其间做了一些什么呢？
    当代中国关于底层出版文化的这一现状，使我不由地想到马克思当年对德国粗俗文学的评价，它本质上是一种尚未达到人性高度的变态的反抗方式。也就是说，“理性在欢庆胜利之际却让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复生，允许它在秩序的边缘游荡”。当代出版文化趣味中“粗话”与“暴行”的时尚化，作为一种宣泄生命精力的娱乐活动具有可怜的合理性，但绝不应该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米德的研究表明，心智、自我意识与自我是通过社会互动发展起来的。出版业试图用雅俗共赏和印数畅销来辨明自身的合理性，但文化的向度在知识分子的良知面前是无法用畅销的出版物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的。
    人类不断地调整和改变自身行为，以回应别人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反应。个人是信息的加工者，他们加工信息的方式受社会影响，通过这些加工过程，他们也收集并存储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指导他们感知和理解社会现实[1]。草根阶层从来就没有感到过社会的爱和温暖，少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感到的多是高居于上的漠视和鄙夷。可以这样解释，他们从没有受到过爱的教育，平等的对待，所以他们一旦有机会去对待别人，毫无选择就是冷酷无疑，一则因为他们在成长中没有学习感受过别样的对待，他们不知道、可能也不相信人和人、人和大自然应该、也可以温柔地、平等地、充满同情和扶助地相处。张贤亮的小说《习惯死亡》中这么写道：“我曾经在饥饿和死亡中都感到活得那么有趣，那么兴致勃勃：我从未想过谁应该对中国人的饥饿和死亡负责，仿佛饥饿和死亡本来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内容。”二则人和人要有一体感和同情感才会萌发本能的残忍禁忌。遗憾的是，各不同阶层的人，尤其财富和地位更高些的阶层往下看的时候，往往很难有真正的众生平等之心，把不同阶层的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比如说，我们打死一只小青蛾，并不会感到残忍，因为在我们的概念中，它不是同类也不是濒危保护动物。反之，小青蛾若长了刺，咬我们一口，它的心理也和我们一样，还多了报复的仇恨。在这个层面上，爱，代表了另外一个纯粹的文字项目。或许我们在爱的其实是一种文字符号，在出版业里，爱的资源是和其他行业一般贫困的，通常只是通过对爱的强调，来显示精神上的高人一等。
    过去是未来的镜子，别人是自己的样子，对于这个新时代，出版业并不是霸主，之中多数是置身在确乎不可攀的社会顶层与渐趋隐形的社会底层之间的中间层，努力向上攀爬，同时奋力拒绝、避免下坠的可能与威胁，其实在精神时空中亦是底层，是在时代洪流中无可把握的随波逐流的流亡者。出版者入乎其内地阅读着作者笔下周遭的艰难，哭泣着曾经的家园和来时的路。近代的教养足以使每一个人为自己找到充足的理由。为酗酒，为追逐女人，为不关心公众，为庸碌无为，为出卖朋友。而且可以说得自信，堂皇，还可以恳切。
    出版物就像当前眼下的路标，但上面却没有指向——你往何处去？思想和生活的分离，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基本存在状态。这一事实使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出版者从思想领域凸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现象。思想对现实的批判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知识载体、社会良心，但生活方式向现实的全面回归又迫使知识分子成为现实本身。在文字符号和生活行动的悖谬之间，文字符号的采集和批量生产仅仅堕落为谋食的手段，成为一个掌握特殊技能和被赋予特殊职能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事的商业表演项目。政治最险恶之处在于它必须习于利用人的弱点，似乎出版业也习得了这一本领，当然在利用人心的弱点的同时，更多的只是臣服于人心的弱点。循着常套滔滔而下，与原初的自身行业的神圣大相径庭。很有些出版物就是这样来的，传承文化的职业化使一个人变成出版家，一本又一本地编书、出书。“发现的乐趣，合作的快意，以及获取共识的满足之感”，都退居隐匿了。当然，这样的背景下来谈论对底层真正意义上的关注，不得不持悲观态度——这种土质实在难以孕育出这样的情怀和这样的胸怀！
    对底层的关注不仅是一个供以建筑和宣传理论谋生的知识分子论证的话题，更应该是可以实实在在地从选题的准备和具体动作上体现出来的真切。当然底层对被爱、被关注、被记载的理解不能在文字构筑出来的想象性层面上，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来感受和认同的。虽然出版者因身份而定，没有能力把认为正确的理论融入底层民众、包括也是底层的自身的具体的生活实感之中，从而把爱和责任化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可以付诸实践的日常规范，而不只是在清谈的层面上挣扎。但谈还是比不谈好，虽不能见效于现在，并不意味着将来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