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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代文豪，鲁迅一生著译不断，与出版界的交往自然也相当频繁。其中一家名为北新书局的出版机构，经常出现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中，许广平曾说：“鲁迅和这家书局，历史关系最为深厚。”［1］

　　北新书局1925年创办于北京大学附近的翠花胡同，地点就设在创办人李小峰的家里。李小峰(1897—1971)，字荣弟，江苏江阴人，191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读书，随后加入新潮社，任干事，负责《新潮丛书》和《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发行工作。1920年底，鲁迅开始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授课之余，常到新潮社坐坐。1922年，鲁迅向新潮社提议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并给予极大支持。李小峰后来回忆道［2］：

　　鲁迅对新潮社后期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前期，供给稿件最多且最好的是他，代丛书装帧和精心设计的又是他，为丛书细心校阅，一丝不苟的也是他，而他并非丛书的主编，作经济上垫款的是他，而他当时手头并不宽裕。在《纺轮的故事》和《山野掇拾》发售预约的时候，他还首先预约，而且预约的不是一部而是五部，以为读者倡，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对编校工作那么认真，校样也总是反复校对四五次，经他校阅的书，几乎找不出错误。他所著的书籍，从里封到版权页以至于广告，都是他亲手拟定，正文之前都有自序，有的书后还有后记。

　　1924年，新潮社因多方面原因渐趋解散，曾是新潮社编辑骨干的孙伏园，此时也因故脱离《晨报副刊》，决定自办《语丝》周刊。鲁迅作为“语丝派”的主将， “竭力为之呐喊”［3］，不仅是《语丝》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还为《语丝》承担了四分之一的印刷费用。李小峰虽也位列《语丝》最初的十六位撰述者之中，但他主要做的还是他最擅长的发行工作。在语丝社，鲁迅和李小峰有了更密切的接触。李小峰敏于事而讷于言的个性，很得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师长的赏识。李小峰做发行工作，大约是赚了些钱，“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4］

　　当新潮社同人各自劳燕分飞，最终解散之后，李小峰和孙伏园同鲁迅商量，要办一个书店以推动新文艺的发展，立即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和赞助。北新书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办起来的。

　　鲁迅说：“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5］可见，鲁迅和李小峰之间的早期合作，绝非寻常的利禄之交，更多还是精神上的相投。趋同的出版理念，使作者和出版者合作无间。李中法统计了《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李小峰（包括北新书局）和鲁迅交往的情况：李小峰访鲁迅共123次，书信256封；鲁迅访李小峰共80次，书信 224封；两人同桌共餐34次。有时一日两见、一日两函。其交往次数之多仅次于鲁迅与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和许寿裳的交往［6］。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将自己的书稿交给北新书局印行。鲁迅早期的著作，几乎全部经由北新书局出版。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鲁翁的著作一时热销，北新书局借机在报上刊登 “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的广告［7］，促销本局刊行的鲁迅作品。从这个广告中，我们看出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鲁迅所著、所译、所编的书籍，达到了39种之多，其中创作7种、杂感11种、翻译9种、论著9种、艺术3种。此外，还有关于鲁迅研究的著述2种，即李长之著的《鲁迅批判》和李何林编的《鲁迅论》。从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到第一本杂文集《热风》，鲁迅的代表作几乎都是由北新书局出版印行的，而且都是一版再版。难怪许广平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是“ 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8］。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著作在北新的出版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成就了北新“新文艺书店的老大哥”的出版界地位。

　　2.为北新书局编辑《语丝》和《奔流》等刊物。鲁迅是《语丝》创刊时的支持者和后来的编辑者。从创刊号起，鲁迅几乎就不间断地在《语丝》上发表文章，前后共达140余篇之多。鲁迅主编《语丝》始自1927年12月，那是李小峰将北新书局从北京迁往上海之后，决定在上海复刊《语丝》，力邀鲁迅加盟的结果。从第4卷第1期起，鲁迅正式接任《语丝》主编，其主要工作是，“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9］，北新书局付给鲁迅一定的编辑费。后来由于办刊意见分歧，鲁迅停止了编辑工作，但在李小峰的要求下，鲁迅推荐了柔石接替。柔石共编了26期，一直到1929年9月2日出版的第5卷上半卷，终因与李小峰意见不合而辞职。北新印行的另一大型文艺月刊《奔流》，也是由鲁迅和郁达夫共同编辑的。鲁迅负责“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10］。鲁迅为编辑《奔流》，投入了很大气力，“每月一期，从编辑、校对，以至自己翻译，写编校后记……都由他一人亲力亲为。”［11］在《语丝》和《奔流》之后，北新还印行了刊物《北新》，鲁迅亦长期为之译稿。

　　3.为北新书局推荐青年作家的书稿。20世纪20－30年代，鲁迅周围有一大批革命文学青年。鲁迅对这些文学青年的提携，从来都是不辞劳苦。他曾经对陈梦韶说过，“青年人学习写作，只要尽力而为，人家笑不笑，那有闲工夫去管它。成人是从小孩变来的，成熟作品是从幼稚作品中练习来的，小孩不因自己幼稚而害羞，你们青年何必因自己写作幼稚而怕羞呢？”［12］然而，那些无名的青年后生，作品要想得到出版，又是谈何容易呢。鲁迅最清楚当时的出版现实：“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则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13］。尽管如此，鲁迅依然凭借他个人的影响力，经常向副刊或者书局推荐一些有才学的青年人的稿子。书局之中，就包括北新书局。李小峰这方面的表现，令鲁迅相当满意：“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4］创建初期的北新，在鲁迅眼里，称得上是 “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15］。正因为如此，鲁迅有理由对北新书局寄予着厚望。

　　4.在广州开办北新书屋。北新书屋是1927年鲁迅在广州开设的一家专售未名社和北新书局出版物的书店。鲁迅初到广州时，觉得广州的文坛死气沉沉，市面上贩卖的书籍也很芜杂，于是就想开设一家书店，正好此时北新书局想在广州设立售书处，这正合了鲁迅“运些外面的家伙”的意思。于是就在芳草街44号楼找了几间空屋子开设书店，将北新、未名社的出版物介绍给广州青年。这就是北新书屋。北新书屋虽然历史并不长，3月开张，7月就因为鲁迅要离开广州而匆匆结束，但它是北新书局与鲁迅合作中，很有意味的一件事，反映着出版者与作家之间，行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奥援。  (ID: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