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10月起，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系列图书《三农中国》，至今已出版到第8辑，该书在学术界及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所有关心三农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可。
    在2003年第1辑上刊发了著名农村问题专家、《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的文章《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其中第二条建议就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作者认为取消农业税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中央取消农业税，并就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体制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等问题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但也潜伏着诸多的问题。在2004年6月第3辑上刊发了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教授的文章《当前农村政策调整过猛》，最早系统阐述了简单取消农业税的负面影响。该文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取消和削弱乡村组织体系为诉求的配套改革，将直接导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物品的匮乏。这一判断在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中已得到验证，引起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的高度重视。
    《三农中国》还较早关注新农村建设。在第1辑刊发了《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随想》，介绍了国内最早的新乡村建设试验——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在学界和新闻界引起较大的反响，《经济观察报》派记者对洪湖渔场进行了专访，并作了长篇报道。第3辑刊发了《韩国新村运动及对中国的启示》和《印度卡邦的乡村建设》两篇文章，系统介绍了韩国政府的新村运动和印度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试验。第6辑刊发了温铁军教授的《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以及《老年人协会与老年人主观福利》等文章。第7辑刊发了《新乡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当前新乡村建设的政治社会背景、基本导向和主要途径，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不仅如此，《三农中国》还为县乡干部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县乡干部是农村政策的实施者，对三农问题有着切身的体会和鲜活的认识，他们的声音对科学地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三农中国》自创办以来受到了广大县乡干部的欢迎，正如湖北省南漳县乡镇干部胡晓芹同志在第6辑“读者来信”中所说：“读过《三农中国》之后，我真诚地希望《三农中国》能接纳我们、关注我们，并注重来自我们这个层面的信息及观点”。我们还收到了大量工作在第一线的县乡干部的来稿，比如第4辑刊发的湖南省某乡镇原党委书记陈文胜的《三农问题有多少是由乡镇造成的》，某县干部欧阳中球的《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是否有必要保留》，第1辑刊（下转55页）（上接77页）发的湖北省监利县某乡镇党委书记张晓冰的《乡镇笔记三则》，第7辑刊发的胡晓芹的《谁为乡镇减负》等。以《三农中国》为平台，凝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县乡干部。2005年9月，《三农中国》及主编所在单位在武汉举办了“首届中国县乡干部论坛”，促成了以县乡干部为主力的地方话语的兴起，在三农研究领域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早在2003年10月，由徐勇教授担任主编的《三农中国》第1辑，即在三联书店排行榜上进入前十名。在开卷图书咨询公司公布的2006年2月份社科类全国新书排行榜上，第7辑列第35名。《三农中国》自出版以来，完全依靠市场取得了生存。
    《三农中国》刊发的文章被权威刊物、网站转载的也不少。像王晓毅、李远行教授的《小岗村的悖论》《乡土中国VS城市中国》两文先后分别被《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2005年第1期全文转载，李昌平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医疗合作社》2005年9月与《读书》同时刊发。<<社会科学文摘》杂志也转载本书的多篇文章。
    许多网站转载并向读者推荐了《三农中国》刊发的文章，“求实新书推荐”网这样介绍道：“有关三农问题的话语似乎从未有眼前这样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为城市专业级歌手的热情所感动，似乎通过这些专家的指点，能找到并走出一条农业光明的康庄通道来。”“这本书正是这样一些关注农民、农业富有良知的学者的群体智慧。从这一篇篇论点严密、论据确实的通俗化文章中，你能感到农村当前急盼找到出路的焦虑。”
    《三农中国》收到的读者来信也较多。一位乡镇干部在信的结尾写道：“以上是一个乡镇人在用心读过这本书之后的肤浅无序的感受表白，言不及意，言犹未尽。因为是我把《三农中国》装在下乡走村串户的背包里，在田间地头和夜晚入住农户后读完它，又在工作的间隙趴在农民的饭桌上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杂乱无章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