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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书号调控政策探析

以图书种数与平均印数的比较为视角

田 智
摘 要: 本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分析了我国图书市场1981至2005年的发展特点,预测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进一步探讨了现行书号调控政策与我国图书市场发展趋势的关系。从模型分析可知,我国的图书市场呈现出图书种数逐年增加和平均每种图书印数逐年下降的发展趋势,图书市场的发展要求与书号总量调控政策之间存在着冲突关系。本文建议出版行政部门完善书号调控政策。
关键词: 出版 书号调控政策 图书种数 图书印数


 
 [中图分类号] G23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7)01-0 040-08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 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between 1981 and 2005 and calculating the fu ture trend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time sequence analysis.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SBN control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tr end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been further studied. It has been o bserved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model that the domestic publishing ind ustr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 annual increase in the total numbe r of book titles and the annual decrease in the average print-run duri ng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exists the conflicti 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mand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ISBN contro l po-licy. Reorientation of the ISBN policy by the publishing administ ration has been suggest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Publishing ISBN control policy Number of book titles P rint-run
  1 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我国书号调控政策与图书市场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探讨当前书号调控政策是否符合图书市场的发展要求,政策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以及出版行政部门是否需要对目前的书号调控政策进行完善。
  本文拟从图书行业现行政策入手,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效率,然后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预测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这一趋势与现有政策之间的关系。
  1.1 我国图书市场的出版准入制度和书号调控政策
  我国的图书市场在宏观管理方面实行准入制度,对出版社实行审批管制,《出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2001年12月25日)第一章第一条明确指出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1]。出版准入制度是公共管理政治化的体现方式之一。欧文· E·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中称:“公共服务就其根本而言是一个政治工具。没有任何公共利益能够高于或者超出当时的政府。”[2]他还说:“现代经济社会也是政治社会,离开政治体制为其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经济生活的框架,经济体制根本无法运行。”[3]我国的出版准入制度有合理的理论依据和国情依据。本文不讨论我国图书市场的准入制度,只是在讨论书号调控政策之前,介绍一下我国图书市场准入管理政策的制度背景。
  我国图书市场在微观管理方面实行书号调控政策。我国每年图书种数的总量是受出版行政部门调控的。《新闻出版署关于全国各出版社书号核发办法的通知》( 1997年3月25日)规定:“各出版社新出图书书号总量仍按……规定的每位有发稿权的图书编辑年度5个书号量核定。”[4]即每个出版社的年度新出图书种数是由出版行政部门核定的,出版图书种数只能限制在此范围内。
  1.2 “一号多用”和“买卖书号”的问题
  书号是图书的一种编码代号。从1956年开始,我国的出版业有了统一书号,它是我国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图书的统一号码,印在书的封底或版权页上。从1987年1月 1日起,为了和国际标准书号统一,我国所有出版社执行国家标准局颁布的中国标准书号,由“国际标准书号”(ISBN)和“图书分类号与种次号”两部分组成。由于书号受到控制,书号数量与出版需求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出版社出现了书号不够使用的情况,二是民间资本想进入出版市场,但是受到出版准入制度的控制。购买书号是民间资本为了进入出版市场采取的一种做法。在调控书号的政策环境下,出版市场出现了“一号多用”和“买卖书号”的问题。
  政府《关于禁止中国标准书号“一号多用”的规定》(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 4)957号文,1994年11月14日)对“一号多用”的界定是:“‘一号多用’主要有二种表现:一是多种图书使用同一个书号,即‘一书多号’;二是多卷本的丛套书(含上、中、下册图书)在每分卷册分别定价的情况下,全套书使用一个书号。”[5]
  政府《关于严格禁止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7)53号文,1997年1月28日)对“买卖书号”的界定是:“凡是以管理费、书号费、刊号费、版号费或其他名义收取费用,出让国家出版行政部门赋予的权力,给外单位或个人提供书号、刊号、版号和办理有关手续,放弃编辑、校对、印刷、复制、发行等任何一个环节的职责,使其以出版单位的名义牟利,均按买卖书号、刊号、版号查处。”[6]
  从出版行政部门的角度来看,书号买卖严重扰乱了图书市场的秩序。出卖书号后,有的出版社还放弃了对图书内容的审查,放弃了对图书意识形态内容的监督和控制。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7]
  图书的书号现在却变成了紧俏的商品,除了“一号多用”和“买卖书号”的问题,还出现了盗书号、假书号的现象。“一号多用”和“买卖书号”是我国出版行政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曾经三令五申,出台了不少法规、条例和规章,加大了处罚力度,但是依旧不能杜绝此类现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1.3 书号调控政策的管理效率问题
  对于书号调控政策效率的评估,需要先观察这一政策的效果。“政策的效率必须首先建立在政策的效果上,没有效果的效率是无用的。”[8]
  从政策的目的看,书号调控与出版准入制度的目的是重叠的,都是为了调控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内容。书号的调控更多体现在对图书数量的控制上,而对内容的控制,更多是由出版准入制和编辑方面的初审、复审和终审“三审制” 实现的。因此书号调控对意识形态内容控制的作用并不明显。
  从书号调控政策的总体效果看,我国图书市场每年出版图书的种数受到控制。我们可以在后文的图1(1981—2005年全国年度图书种数散点图)中看出调控的特征。从书号调控政策的作用看,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有限,因为书号调控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和内容。事实说明,对于“一号多用”和“买卖书号”现象,尽管打击的力度逐年加大,但两种现象却愈演愈烈。
  出版社为了节省书号,往往在多卷册图书上使用同一个书号,在书号不够使用的情况下重复使用同一个书号,甚至在国家批准设立的正规出版社之间也存在买卖书号的现象。
  当然,买卖书号现象在民营资本介入的图书出版领域更加普遍。根据《中国出版》文章介绍,我国民营书店数量为7.8万家[9],其中已涉足选题策划和编辑出版环节的工作室不少于2000家,大约是我国现有出版社数量的4倍[10]。这些工作室实质上已经介入了出版这一环节。如果没有买卖书号现象的存在,很难想象这些工作室在出版这个环节上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在图书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种类很多的由民营资本运作却以国家正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图书。出版行政部门要坚决打击这两种现象,而出版行业内的从业者却想方设法躲避打击,继续进行书号买卖。这其中反映的其实是出版行业发展的需求和出版管理政策之间的矛盾关系。
  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11]民间资本没有主办单位,因此不可能申请出版社的资格。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一方面呼吁开放图书市场,另一方面通过买卖书号积极进入图书市场。在巨量资本的冲击下,政策和管理的成本投入与取得的实际效果之比值得分析和研究。 1.4 用定量分析法分析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与书号调控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分析书号调控政策,我们用图书种数和总印数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图书市场的发展特点,预测未来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并分析书号调控政策与市场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我们从定量分析入手,先采集图书市场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分析出发展的趋势及其与书号调控政策之间的关系。
  2 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2.1 数据的采集
  为了了解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我们采集了1981年至2005 年这25年间我国年度出版图书种数和图书的总印数,并得出了每种图书的平均印数。由于没有找到汇总的数据,所以将不同来源的数据汇总,制成了下面的数据表。
  表1 1981-2005年全国图书种数、总印数、每种平均印数表
  
  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网站。其中1981年至198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网站《全国图书出版统计检索》[12],1985年至1988年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图书、杂志和报纸出版数量》[13],1989年至2003年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04》[14],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05》[15],2005年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网站《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16]。
  2.2 数据的分析
  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以绘制1981年至2005年我国历年出版图书种数的时间序列散点图,如图1所示。
  图1 1981—2005年全国年度图书种数散点图
  观察图1,我们发现,从1981年到2005年这25年间,我国出版的图书种数基本上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由于书号调控政策,此直线受到控制的特点比较明显。在这个趋势图上,1990年至1995年的增长较为缓慢,这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19 95年至2005年的增长加快,如果选用1995年至2005年的趋势作为基础来计算,可能会更准确地预测和检验未来几年的趋势,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和不可预见性,为了保证长期预测的可靠性,还是选取25年这一较长时间段的数据来进行计算。根据《定量分析法》中的方法[17],在此采用直线拟合该时间序列数据。直线方程为:
  
y = a + bt
  这个时间序列数据中一共有25个数据点,根据奇数数据项的公式 n = 2m + 1,取时间数列ti (i = 1, 2, 3,… 25)为:
      {-12,-11,…,-2,-1,0,1,2,…,11,12} 在根据公式求出回归系数a、b之前,先列出图书种数直线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法中间数据列表。
  表2 图书种数直线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法中间数据列表
  将表2中的数据代入公式,可以分别求出直线回归方程中的系数a和b。
  a = y == = 103641.84 b == = 7436.9 有了系数a和b的值,就可以求得直线回归方程为:y = 103641.84 + 7436.9t 下面用不一致系数来检验回归方程与实际趋势线的偏差。根据不一致系数u的定义,可求出u的值为(其中i为根据回归方程求出的理论估值):
  这里的u值很小,表明回归方程对时间序列数据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实际趋势与预测趋势的偏离程度很小,预测趋势可信度较高。
  现根据所得方程预测2007年至2011年出版的图书种数。根据该时间序列,可以分别求出未来几年的图书种数:
  表3 2007—2011年全国图书种数预测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无其他因素影响,未来2007年至2011年5年间(“十一五规划 ”的重要年份),我国的图书出版种数将按照时间序列回归方程的趋势继续增长。由于我们选取的是1981年至2005年这25年的数据来计算,因此1995年至2005年的加速增长在预测公式中反应滞后,从而出现近年的实际增长可能高于预测增长的情况。但是,我们考察的重点是趋势,而不是年度预测的精确数字,从长期预测的可靠性角度来考虑,还是应该将1990年至1995年因经济发展波动而造成图书种数增长缓慢的情况纳入考虑,这样的增长曲线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所反映的趋势将更为真实可靠。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观察表1中1980年至2005年这25年间图书总印数的数据,并根据所列数据绘制散点图(见图2)。
  图2  1981—2005年全国年度图书总印数散点图
  观察图2,可以发现从1981年至2005年,我国图书总印数的增长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比较缓慢,绝大部分年份总印数基本上在50—80亿册之间波动,是一个缓慢的波动上升曲线。
  再观察表1,从表中每种平均印数这一列数据可以看出每种平均印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数据绘制出散点图(见图3)。
  图3 1981—2005年全国图书每种平均印数趋势图
  表4 1981—2005年图书种数、总印数、每种平均印数增减对比
  现在我们有了两种趋势图,一种是图书种数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另一种是每种图书平均印数的下降趋势。这两种趋势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图书市场25年来的发展特点。根据对表4中1981年和2005年这两个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图书种数的增长达到769%,而总印数的增长只有15.95%,结果是每种平均印数下降幅度高达86.7%。
  2.3  从数据分析看市场发展趋势与书号调控政策之间的关系
  从数据分析可知,一方面,我国的图书行业实行调控图书总量的管理政策,即调控书号的发放量,按编辑人数计算,调控书号的总量。按照这一政策,如果出版社想增加所得书号,就必须增加编辑人数,但编辑人数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此外,就算增加编辑人数,各省级出版行政部门也会调控一家出版社的书号总量。另一方面,我国图书业的发展特征是图书种数的不断增加和平均印数的持续下降。这表明,20多年来我国图书事业的繁荣靠的是图书种数的增加。图书总码洋的增加主要依靠新出图书种数,而不是总印数的增加。显然,要保证图书市场的繁荣,就必须保证图书种数的持续增加,要增加种数,就必须增加书号发放量。随着图书市场的发展,这个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书号调控政策与市场发展趋势的矛盾关系会越来越突出。
  3 结 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书号调控政策的负面作用,并且给出完善调控政策的初步建议。
  3.1 书号调控政策存在某些方面的负面作用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到图书种数增长的要求和书号调控政策之间的冲突关系。在这种冲突关系下,书号调控政策的负面作用就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我国图书书号增长的幅度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的要求。教辅图书的泛滥就是市场对书号调控政策做出的反应。在图书书号变成竞争成本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利润,出版社便把有限的书号用在文教图书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出版行政部门的政策是鼓励多出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畅销书,而出版社为了生存,纷纷把有限的书号投入经济效益高的文教图书,忽视具有较高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较差的一般图书产品。例如,2005年我国文教图书的总印数占全部图书总印数的75.95%,文教图书的总定价占全部图书总定价的51.93%[18] 。有的出版社甚至把书号承包给编辑,把书号和利润指标挂钩。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对图书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一号多用”和“买卖书号”等现象的存在,扰乱了图书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的现象。由于管理和查处的力度欠缺,市场又过于庞大,监管并不能保证杜绝上面几种现象。不遵守规则的出版社从客观上取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非国有资本对出版环节的渗透不断通过买卖书号的方式进行,管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灵。有些民间资本因无法获得书号而不能“正常”进入出版环节,便转而从事盗版活动。
  第三,书号调控政策客观上使书号成为一种资源,加剧了图书行业的垄断,不利于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下培育市场。书号多的出版社形成书号资源的垄断优势,而垄断正是我国的出版社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原因,因为市场规则失灵的“市场”无法培育出真正市场里锻造出来的竞争力。有些书号多的出版社甚至不思进取,靠出卖书号来维持一定的赢利水平。书号不仅是资源,而且成了可以变现的财富。第四,学术著作、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精神产品受到冷遇。由于书号的调控,限制了学术著作的出版。在书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是学术著作的总量受到限制,二是缺乏经济效益的学术著作往往受到冷遇。以至于出现作者用科研经费购买书号以出版学术著作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状况阻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及时完善书号调控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 3.2 建议:进一步完善书号调控政策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我国图书市场的发展已经提出了逐步放松书号调控的要求。调控书号的目的是对社会意识形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管理。但是,意识形态的监督和控制可以通过法律、条例和规章的完善来实现,适度放松图书的书号调控,并不会造成意识形态的失控。根据《出版管理条例》,调控出版环节的诸多阀门仍然可以对图书的内容进行管理和调控,比如出版准入制、编辑环节“三审制”、内容报批制等。相反,放开和完善书号管理则可以鼓励出版社在没有书号压力的情况下,多出具有较大社会效益的精品好书,繁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因此,在“入世”给我国出版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面前,尝试有序逐步放开书号的管理政策不失为有益的举措。提高我国出版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出版行政部门的重要任务,限制出版图书的种数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则,不利于经营实体竞争力的培育。
  3.3 正视逐步放松书号管制可能带来的问题
  出版行政部门最担心的问题是:放松书号管制后会加剧书号买卖现象,在书号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对图书出版环节的渗透规模会更大。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在调控书号的政策环境下,同样不能控制民间资本对出版环节的渗透,这一政策的目的并没有实现,政策的效率值得探讨。控制民间资本对出版环节的渗透,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对出版物内容进行监督和控制,在现行出版管理体制下,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对出版社的制度建设和制度管理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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