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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出版产业与出版教育 / 张美娟
·数字时代的教育出版 / [美]罗伯特·E·艾文森 著 李 婕 译
·美国对数字出版中侵权现象的应对措施 / [美]谢伊·汉弗莱 著 童 雯 译
·数字时代的出版产业与出版教育 / 张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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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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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与学术期刊

黄艳林
摘 要: 王亚南的一生成功创办了多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为一名学者型的编辑,王亚南办刊必然受到他的治学经历、治学观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办刊思想:治学为办刊之本;办刊当以引领时代趋势为己任;办刊要“百家争鸣” ;办刊是培养学术新人的重要方式之一。探讨并学习王亚南的办刊思想,对今天的学术期刊以至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王亚南 学术期刊 治学 办刊思想


               (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州,350000)
  [分类号] G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7)01-0081-06 [Abstract] Mr. Wang Yanan launched and edited quite a few scholarly j ournals in his lifetime. As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his unique idea o f what made up a good scholarly journal was naturally influenced by hi s own research attitude and his own research experiences:research expe riences are a basic prerequisite for an editor; a scholarly journal is supposed to lead the research trend and provide a forum for voices fr om different schools; a good journal is an arena that fosters creative researchers. We, today's editors,still feel enlightened when we look at his editing principles.
  [Key words]  Wang Yanan Scholarly journal Research Editing princip les
  王亚南(1901-1969),湖北黄冈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翻译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王亚南的一生与编辑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他参加福建事变,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1945年初,他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组建了“经济科学出版社”。他在编辑出版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办了数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以下简称学术期刊)。他提出的“看一所大学主要看三个东西就可以了,一是教师队伍,二是图书馆,三是学报” 的著名观点[1],在大学学报界更是广为流传。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他作为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于他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情况研究尚未开展。本文拟在梳理王亚南办刊活动的基础上对他的办刊思想作一探讨。
  王亚南的办刊实践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1940年9月,他到广东坪石任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1942年2月创办《经济科学》(季刊)杂志。 1944年夏,他离开中山大学前往福建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次年创办《社会科学》(季刊)、《研究汇报》(季刊)。1950年王亚南被国家政务院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在百废待兴的1952年,他率先在全国复刊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的复刊,对我国后来高校学报的复刊和创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王亚南曾受到当时高等教育部的表扬。1957年2月,王亚南主持的《学术论坛》创刊。1958年,王亚南在厦大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印《经济调查研究集刊》,先为试刊,1959年更名为《中国经济问题》,并正式创刊。该刊是我国解放后高校新创办的第一家经济学专业杂志。
  王亚南一生著译四十一部,论文三百余篇。作为一名学者型的编辑,王亚南办刊必然受到他的治学经历、治学观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办刊思想。
  1 治学为办刊之本
  王亚南1927年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1928年结识郭大力,两人决定合译《资本论》,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938年秋王亚南和郭大力同译的《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从1940年开始,他逐渐“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了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2]。他所说的“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运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王亚南自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他创办学术期刊,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王亚南在中山大学经济系任教时,适值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在我国当时大学经济系讲台上大行其道。而王亚南却坚持认为,由于“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因此“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是一样。我是在这个前提的认识下,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的”[3]。 这一概念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同中国社会经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中国化的经济学[4]。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他一面著书,一面于1942年2月创办了《经济科学》理论季刊,王亚南写出《经济科学》的发刊词,提出了经济科学的讨论范围和方法,作为研究经济科学的一个总纲。他陆续为该刊撰写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人——经济学笔记之一》、《中国经济研究的现阶段》、《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等论文。《经济科学》在当时受到经济学界人士的欢迎。
  1945年,王亚南在积极筹备成立“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同时,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研究汇报》(季刊),利用刊物开展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及发展规律性的研究。
  王亚南在《社会科学》和《研究汇报》陆续发表了《混合经济制度论批判》、《中国公有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法则问题》、《论技术在生产建设上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上的中国经济现象形态》、《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中国土地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上的自然条件问题》等论文,提出未来新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在一元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型社会;提出“二重过渡”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不可逾越的过渡性阶段;强调要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力,等等。这些关于新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历史预见性。
  解放后,王亚南以《厦门大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等刊物为研究园地,以《资本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研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所有制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精湛独到的见解,如他对价值规律的研究。1959年《中国经济问题》参加了解放后全国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国内学者大多数意见都认为调节社会主义生产方向和生产规模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不能起调节生产的作用。王亚南通过对马克思有关价值规律理论的再认识,在《中国经济问题》1959年第4期发表《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申论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提出 “不管我们经济学界的思想认识,怎样跟不上实际,和怎样参差,价值规律并不因此就停止它的作用”的观点。王亚南一生治学最大的收获就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成果除反映在他的《中国经济原论》等著作中以外,他创办的期刊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也成为他所创办的学术期刊能够保持旺盛学术生命力的源泉。《社会科学》创办于战争环境下的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刊址从永安迁至福州,一直出刊至1949年6月,与王亚南一直为该刊供稿有直接关系。1959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上,当全国的同行们问到“ 你们怎么以一个系的力量办起《中国经济问题》这个月刊”[5]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答案与王亚南治学对刊物的贡献联系在一起。
  每创办一个学术期刊,王亚南都要亲自写出发刊词,并以自己丰富的治学成果实现着他在发刊词中阐述的办刊宗旨,延续着办刊的风格。于王亚南而言,治学是编辑学术期刊的基础,编辑学术期刊是治学的延续,治学与编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 办刊当以引领时代趋势为己任
  王亚南是典型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从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任政治教员。1933年闽变发生时,他就放下译笔,出任闽变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武汉直接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活动,辗转于内地。通过革命和社会实践,他认识到:“我们的救国之路,应该从剖析社会中去寻找。”[6]因此他选择了社会科学研究为治学重点,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治学归宿点,以教学、译著、办刊等方式去影响社会。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朝野都有抑制文科教育,强调理工科教育的趋势”。他对这种重理轻文的现象深感忧虑,1945年3月王亚南在《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代发刊词)中指出:20世纪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 “由科学的盛衰,可以征之一个社会是前进抑是后退,是在‘文化’抑是‘野化 ’,是在发达过程中抑是在衰落过程中,那却是十分确实的。”他认为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成果对于社会直接间接的利害关系不同,难免出现参差发展的情形。但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历史遭遇说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依为命,相互影响”。因此,“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理解科学是关系国运的东西,丝毫大意不得;我们同时还要理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是一体的东西,丝毫歧视不得”[7]。王亚南以刊物为阵地向社会疾呼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有研究者认为,解放前王亚南所说的“社会科学 ”一词有时几乎就是社会历史发展法则和时代趋势的同义语[8]。
  《社会科学》期刊中,王亚南和郭大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以及傅衣凌的《论乡族集团对中国封建经济之干涉》、郑书祥的《明末国变之史的研究》、谢怀丹的《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简论》、余志宏的《论农业文化系统与商业文化系统》等论文,随着该刊在国统区的发行,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特别是王亚南对新中国经济所进行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探索,更是备受人瞩目。他在1946年《社会科学》的二、三期合刊中发表的《混合经济制度论批判》,论证了“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多重存在的差错理解及其在实践上的一元化指导”观点,由于该文发表在解放战争的国统区,他是以“一元指导”来暗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的[9]。
  王亚南办刊过程中,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探讨,同样具有进步意义。他一直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之症结,在土地问题的解决。《经济科学》就刊登了《从土地分配与使用上反映出来的中国农村社会》、《试论我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等研究土地问题的论文。在永安期间,在王亚南的组织和支持下,由章振乾等人组成农村经济调查组,对闽西的龙岩、上杭等革命老根据地的土地改革情况和经济状况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结果发表于《社会科学》和《研究汇报》。章振乾的《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的研究》等调查报告帮助读者领悟一条道理: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实行土地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只有打碎旧的生产关系的锁链,才能把中国社会那种生气勃勃的生产力解放出来[10]。 1950年,王亚南初任厦门大学校长之时,即发动全校教师对历史形成的重理轻文问题进行讨论,他重申自己一贯的观点,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开展,“文法科人才的需要,定然会一同增大”[11]。在他的亲自策划下,停刊7年之久的《厦门大学学报》于1952年复刊,最初文理各科分别出专刊,他亲自担任哲学社会科学版(初为财经版)主编。在复刊第一号的《编辑后记》中,王亚南寄语学报 “面对着中国新经济的现实,面对着中国建设的需要”开展学术研究。在王亚南任主编期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经济史、人类学等研究特色。《中国经济问题》创办之时,王亚南亲自写出《我们研究经济的方向与实践》的发刊词。王亚南、罗郁聪、蒋绍进等在该刊连续发表了《资本论》系列研究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王亚南的主持下,这些刊物刊载的论文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作了有益的探讨,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3 办刊物要“百家争鸣”
  王亚南治学,以提倡“共学”著名。他曾说“自学应随时不要忽视了共学的重要性,独自一个人学习,易使人流于孤僻,流于孤陋”。他与郭大力翻译《资本论》,共同研究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数十年合作,成为终身密友,成为人所共知的 “共学”典范。而对于反对者的意见,王亚南也总是抱着包容的态度。他认为“ 任何光辉而正确的学说,只是在诸多相反学说的并存中,才显现出来,也只有通过诸多相反学说的论难,质疑,甚至攻击,才能使它从每一视野,每一角度,都阐发出真理的光芒来”[12]。
  王亚南办刊,同样体现了这种“共学”精神。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所接触的教授中,像卓炯那样和他志同道合,用《资本论》的体系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并不多,但他却经常地与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中大同事们,“或谈天,或探讨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13]。《经济科学》创刊后,王亚南征集稿件的对象,也主要是这些经济系的教授和讲师。在《经济科学》1942年第2期发表的《社会价值论商榷》一文中,作者卓炯在指出谌小岑的《社会价值论》“应该换一个名称叫作综合价值论”前,首先谦虚地谈到“如果我认为谌先生的意见有问题,也许我的问题更多”,体现了一种平等讨论的学风。
  1944年下半年,王亚南出任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后,进行了组织和人员调整。原来所里的人员凡是愿意留下的,都让他们留下。他聘请的一大批革命中青年研究人员,“无论在研究项目上,抑在从事研究工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来了个很大的改革”。社会科学研究所里旧的研究人员用不同于新聘请的研究人员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学术,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但王亚南并不排斥他们的作品,正如他在《社会科学》第一卷创刊号的《编辑之言》所指出的:“当作一种学术研究的刊物,是需要尽可能让各人表达自己不同于人的见解的,所以在本刊里面,哪怕是对于同一范畴的文章,对于同一问题,可能有几种说法看法。这看来像是有些不平衡或不调和,但在研究立场上,我们却宁需要把这当作一个特点来支持。” 对于每期《社会科学》上刊登的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文章风格,所里的青年研究者很看不惯,他们甚至问王亚南:“这些人在表面上是幼稚无知,在骨子里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发表他们那样的文章?”王亚南听了之后,风趣地回答说,办刊物要百家争鸣,“我们从反对者得到自由,并予反对者以自由嘛”[14]。
  解放后,王亚南办刊物依然坚持了“百家争鸣”的风格。他在复刊后的《厦门大学学报》第一号(财经版)《编辑后记》中指出:“我们在摸索前进中,需要得到学术界,就本期讲,需要得到新经济学界各方的教正和指导,才把它刊行的。 ”所以,只要他认为学报所刊发文章(如《试论民族形式的字母拟订》、《两段号码法的检字和索引说明书》、《关于福建水上居民的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数民族等问题的讨论》)“属于尝试性的创意”,就会在该期学报后的《编辑小记》重点推出,并“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以资商讨”[15]。
  为了鼓励学术争鸣,在王亚南的主持下,刊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学术论坛》于1957年2月创刊(1959年更名《论坛》,1960年6月停刊)。他亲自写了发刊词,该刊的办刊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观点的论文都能得到发表,有些新观点但还不成熟的文章在《学术论坛》上也有一席之地”[16]。
  王亚南提倡刊物的百家争鸣,但他反对无原则、无休止的争论。他指出百家争鸣 “不是要使大家对于每件事物、每个问题的看法说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相持不下,纠缠不清,争吵得没有结果;或者为争鸣而争鸣”。可见,解放后的王亚南更加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达成“百家争鸣的目的”[1 7]。
  4 办刊是培养学术新人的重要方式之一
  王亚南一向认为治学不是个人的私事,更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因此,他在努力从事科学工作的同时,也以高度的热情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工作[18]。他培养人才的措施之一就是创办学术刊物。
  在中山大学经济系,王亚南提倡学生“自己研究”、“自己学习”[19]。《经济科学》创刊后,上课、研究、讨论、出版,成为他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的良好的教学方法。据他的开门弟子袁镇岳和张来仪回忆,《经济科学》“除向教授、讲师们征集稿件外,还特别组织助教、学生写稿……我们的王老师一直把办刊物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20]。
  陶大镛,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当年王亚南曾力排众议聘任“既没有上过讲坛,资历也很浅”[21]的陶大镛为中大经济系讲师。张来仪,后来的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亚南的开门弟子之一。当陶大镛、张来仪在《经济科学》第 6期发表《中国青铜器时代生产技术研究发凡》、《研究会计学的诸问题》时,均年仅20多岁,而《经济科学》的其他作者如王亚南、石兆棠、任湜上、卓炯等在当时已是国内知名学者。
  1944年12月《社会科学》就完成了第一期研究论文的集稿工作,期间“王亚南十分重视中青年的写作,他亲自动手修改、订正和编排”[22]。他在创刊号的《编辑之言》中这样写道:“其全部作品,显然会分别受到研究者的学力的影响,而在研究水准上表现得有些参差。但如其说,写作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思考训练,则我们这种刊物里面的作品的不十分均匀的现象,今后是还不免要继续维持的。” 从《社会科学》创刊之日始,王亚南就为该刊定下了不拘“学力”深浅、不拘研究水准“参差”,只问是否为“有效的思考”的用稿原则。
  王亚南任厦大校长期间,重视学生的科研工作,他曾在厦大倡议创办《厦大学生科学研究汇报》,作为大学生自己的科学研究园地。《厦门大学学报》、《学术论坛》复刊(创刊)后,他“鼓励青年们积极写作,踊跃投稿”[23]。王亚南在1952年《厦门大学学报》第一号《编辑后记》中写道,“这一期的文章的执笔者,有教授、有讲师助教,其中还有两篇(如《学习实践论与政治经济学的一点体会》及《苏联预算制度的研究》)是由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写的。”《苏联预算制度的研究》的作者邓子基如今已是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回忆当年王亚南对自己的扶持,已著作等身的邓教授仍然认为:“我在当年的《厦门大学学报》(财经版)第一号发表了《苏联预算制度的研究》。这篇文章也是我作为王亚南教授培养的全国第一期研究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成为我学术研究的起点。”[24]
  在1959年出版的12期《中国经济问题》中,以经济系学生集体名义发表的论文有:统计专业三年级现场教学设备利用调查小组的《厦门市第一机器厂设备利用情况抽查分析》(第3期)、《厦门通用机器厂机钳车间设备利用的调查分析》(第 12期);计划统计专业三年级劳动调查组的《中国小型机器制造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第6期);政治经济学专业三年级的《价值规律在当前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第6期)。由本科生作者独立署名发表的论文就达18篇,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已成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如许经勇,他在第5期发表《谈“按劳分配”》时是一名厦大经济系二年级的学生;胡培兆,他在第11期发表《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不应作为高速度的标志》时是一名厦大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受王亚南办刊扶持的青年学子不胜枚举。
  王亚南是一名划时代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一名杰出的编辑。他将办刊与治学相结合,通过办刊,宣扬了先进文化,营造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培养了大批学术新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中国经济问题》至今仍是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编辑学者化已成为时代对学术期刊编辑的要求的今天,探讨和学习王亚南的办刊思想,对于今天的学术期刊以至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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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80页)
  (上接第85页)
  [15]编辑小记[J].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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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袁镇岳,张来仪.春风化雨润心田[G]//王岱平,蒋夷牧.王亚南与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1
  [21] 陶大镛.音容宛在,事业长存[G]//王岱平,蒋夷牧.王亚南与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1
  [24]邓子基.《厦门大学学报》创刊80周年感言[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收稿日期: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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