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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7年第一期  
 
目 录

卷首语
·用于社会 / 罗紫初
编辑学·编辑工作
·应重视学术论文中的学术史回顾 / 姬建敏
·加强专家审稿,扼制学术腐败 / 曾凡盛
·学术期刊专家审稿制的无效性及其有效应对 / 汪再非 张向凤
·社科期刊匿名审稿缘何难实行 / 陶 范
·牌栏目——高校学术创新集散地 / 吴忠才
·谈对“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理解和实施 / 蔡小英
出版学·出版工作
·论出版宏观管理 / 何 皓
·我国书号调控政策探析 / 田 智
·关于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思考 / 梁 志
·出版体制改革研究论纲:问题、思路与内容 / 尹章池 曾建华
·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营销 / 孙玮志
·出版企业文化建设的调查分析报告 / 姚 磊
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专稿
·决定中国出版企业成长的“五个力” / 王建辉
·数字时代的教育出版 / [美]罗伯特·E·艾文森 著 李 婕 译
·美国对数字出版中侵权现象的应对措施 / [美]谢伊·汉弗莱 著 童 雯 译
·数字时代的出版产业与出版教育 / 张美娟
·数字时代的教育出版 / [美]罗伯特·E·艾文森 著 李 婕 译
·美国对数字出版中侵权现象的应对措施 / [美]谢伊·汉弗莱 著 童 雯 译
·数字时代的出版产业与出版教育 / 张美娟
·共商数字时代出版人才培养大计 / 田力娜 黄 晶
出版史•出版文化
·王亚南与学术期刊 / 黄艳林
·泥土中开出的未名之花 / 喻 敏
·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功因素简析 / 张丽明
·2005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 / 范 军 辑录
多媒体·数字出版
·图书出版的搜索引擎营销策略 / 周荣庭 陈 果
·机关干部利用网上科技文献情况调查 / 詹 樱
品书录
·书目著作的历史沿革与当前应变 / 吴永贵 邵 琨
消息•书讯
·本刊主编方卿教授应邀访台 /
出版学·发行工作
·论图书的定制营销 / 徐 军 余世英
·试论新华书店的知识管理 / 黄 璇

 

书目著作的历史沿革与当前应变

喜见2006年《中国图书年鉴》出版有感

吴永贵 邵 琨
摘 要: 本文在回溯我国书目著作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对2006年卷《中国图书年鉴》主体部分的“年度重点书简介”栏目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栏目是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书目,在全面集中展示各年度图书出版精华,深度报道反映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化艺术创作成果,为科研、教学和历史提供系统资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书目 《中国图书年鉴》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7)01-0094-03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recalling history evolution of booklist wor ks in our country,the article analysis "sy-nopsis the key books this y ear", the main part of 2006 volume Book Almanac of China . Authors ta ke this part as a new booklist work which adapts the time's demand. Th e book plays a vital role on three aspects:demonstrates the essence o f books publicated recent years comprehensivly and centrally; gives a report to refl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s and the literary a nd artistic creative achievements; provides the system datum for the s cientific research, the teaching and the history. [Key words] Booklist Book Almanac of China 中国是一个重视典籍和教化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少古代典籍依然保存至今,有些却随着时光流逝而佚失了。我们今天能够对中国古籍的流传和保存状况有所了解,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源流有所认识,历朝编制的公私书目著作,是重要的媒介。
  一
  书目作为人们揭示、报道图书文献的重要工具,其编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隋书·经籍志序》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 清人卢文弨说,《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史记》之《太史公自序》等,均含有目录的体例在其中,可视为古代目录编制的早期萌芽。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受诏领校国家藏书,对汉朝皇室“积如丘山”的图书,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和整理工作,广罗异本,条别篇章,校勘文字,提要钩玄,分别部居,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提要性目录和分类目录——《别录》和《七略》。这两部书目著作所开创的图书分类体系,创立的揭示文献的方法,特别是将目录编纂与学术源流考辨、学术著作评价、学科范围划分等学术问题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书目著作的学术价值,受到各代学者的重视。
  自西汉以降的历代封建王朝,大凡政治稳定,干戈稍息,均祖述刘向故事,以国家之力,组织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文献的校雠整理和编目工作。于是乎,官修史书中的各种艺文志、经籍志,及专门性书目如《崇文总目》等,一路赓续下来,相沿为传统,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为集大成之作。风气所开,历朝私家书目著作也绵延不绝,著名者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郑樵的《通志·艺文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的《经义考》等。这些公私书目,或著录图书的名称、著者、版本,或介绍其体例、内容、成书经过、特点得失等,保存提供了古代书籍的最基本内容,并通过对各大小图书类别学术思想源流的系统介绍,和对学术文化兴衰分合的整体评述,为历朝文人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读书门径和治学圭臬。二
  迨至晚清,中国社会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了西学的巨大冲击。然而,从19世纪末的“中体西用”,到20世纪初的“保存国粹”和“ 整理国故”,检视这半个多世纪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潮,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尽管有所削弱,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外来之学所完全替代。为传统学术服务并作为其重要学术类型之一的书目著作,依然薪火相传,发挥着指导读书治学的作用。1875年张之洞为生童编撰的《书目答问》,“翻刻重雕,不下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乎家置一篇”,在士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胡适、梁启超等人为留洋学生开具的国学书目,同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与此同时,随着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引进,西方的目录学思想和书目方法也很快传入国门。各公私图书馆为方便借阅流通所编撰的馆藏书目,各大小书局为推广宣传所编撰的书业书目,各藏书或研究机构为一书或群书所编撰的各种索引引得等,这些新型的书目类型与传统的各种举要性国学书目一起,构建了近代以来书目著作品种类型多姿多彩的特点,满足着人们读书治学中多种多样的需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新图书馆运动和索引运动,直接推动了书目著作的一时繁荣,目录之学的显学地位得以确立,并在一些大学讲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矢志于文化建设的学人,曾产生将古今图书荟于一炉,以新的书目体例编纂一部中国图书大辞典的宏伟构想。1927年初,著名学者梁启超最先提出了这一计划:“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览者,并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窥也。”这项计划曾得到北京图书馆的资助,组织人员,开展工作,后因时局变动,以及他本人身体不好等困难,被迫停止下来。1931年,学者杨家骆也在其《四库全书大辞典·自序》中,从治学应知图书的内容、版本、存佚、馆藏等方面的情况出发,详细论述了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重要性,并另拟订了具体方案,但也遗憾地未能如愿以偿。
  不过,从历史来看,如此宏大的文化工程,依赖少数学者、少数机构的力量来完成,其不成功,倒也在预料之中。近代与《中国图书大辞典》命运相同,结局相似的文化出版大项目,还有如王云五擘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黎锦熙主张的《中国大辞典》等。以往封建各朝,在编制国家性的大型书目时,无不以天子之威,集国家的人力、物力,敦促完成。而近代从晚清到民国百余年时间,内忧外患不断,政局动荡不安,政府往往自顾不暇,编制国家书目这样的文化建设,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国家书目的缺位与当时民间书目著作和目录之学的繁荣,恰成鲜明对比。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书目编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巨大变化,伴随着新中国出版事业曲折前行的步伐,书目著作的编撰和出版,曾有几次大的起伏。其间由于受到“左”倾思潮和“ 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干扰,书目工作一度出现大的挫折,但总的来看,广大目录工作者还是在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科研发展的需要下,编撰了不少类型各异的书目著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腾飞和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各种专科专题书目、推荐阅读书目、地方文献书目、个人著述书目,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联合书目,被大量地编制了出来,书目著作出版空前繁荣,远迈前代。
  与近代执政者在文化建设中的缺位正好相反,当代书目出版事业之所以形成历史高峰,正是人民政府大力组织和加强领导的结果。相对和平的政治经济环境,计划性特征明显的体制结构,使得国家在文化工程建设中,充任了关键角色,承担了主要力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出版大项目,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无一不依靠于政府的全面规划和大力投入,才得以最终告成,半个世纪前前辈学人力所不逮的文化宿愿,才得以最终实现。而近代书目类型中不应缺席的国家书目,也在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一部接着一部地编印了出来。年鉴性的《全国总书目》,从1955年开始,陆续地分年出版问世。1978年,国家还成立专门的书目文献出版社,组织大批专家,不仅编印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现存中国古籍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和鉴别,摸清了家底,另外还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馆藏文献为基础,对民国时期出版的124000余种图书进行了回溯性整理,编印了20卷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从而填补了国家书目史上20世纪上半叶的空白。
  新时期国家书目的编制,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仅就出版的角度而言,它可从宏观上反映一个国家某一阶段时期各类别图书的消长状况,以及整体的出版轨迹。《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图书12万多种,虽说有所漏收,但基本上再现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的全貌。这一出版数字,几与现存古籍数量相当,表明20世纪前半期我国出版的巨大进步。然而,若与2005年我国一年出版新书超过20万种相对照,今之出版业较之往昔,又是胜出多多。当前图书出版量之大,人们已习惯用“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这一方面固然给人们选择文献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利用文献增加了查全查准的难度。在这种文献日益增长与人们有效利用这一对矛盾下,有一种在范围综合上类似于国家书目,在文献著录上注重选择,在揭示报道上加强深度的书目著作类型,便应运而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和与之衔接的分年度出版的《中国图书年鉴》,就是这种书目著作类型的典型代表。
  《中国图书大辞典》收录图书的时间跨度,起自1949年,讫于1992年,从这42年全国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共84万余种各类图书中,选择了10万种认为是优秀的和有代表性的图书立目,每一条目在著录图书的副名、著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篇幅、册数等基本事项外,重点地扼要介绍了各书的主要特点、内容及其评介。全书正文按学科分类编排,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有序地统辖10万条条目, 22大类包罗无遗,见其学科范围之广。同时在释文上强调以介为主、评介结合,延续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又见其揭示报道之深,从而与一般仅简明性著录的国家书目区别开来,显示了此种书目著作类型的独特价值和时代特点。至于1992年以后出版图书的揭示和报道工作,则由《中国图书年鉴》“新书简介”(2005卷起改为“年度重点书简介”)栏目,逐年地延续下来。《中国图书年鉴》继续在湖北出版,其10%左右的选书比例,22大类的编排体系,评介结合的释文特点,均如《中国图书大辞典》,一任其旧,一脉相传。从篇幅来看,《中国图书大辞典》全书15卷,19厚册,16开全精装,约2500万字,比我国最大的书目著作《四库提要》还要多10倍左右,是我国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书目辞典。《中国图书年鉴》现在也已出版了13卷,每卷均为一厚册。如此规模巨大、前后相接的文化工程,同样得到了政府力量的大力襄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以及现在的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为《大辞典》和《年鉴》的组织协调、资金投入和人力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尤其得益于全国最高出版管理部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组织与号召,将全国五百余家大小出版社发动起来,多年来从不间断地给《大辞典》和《年鉴》积极供稿,从而保证了《大辞典》和《年鉴》的权威性和高质量。2005年底,当《中国图书年鉴》20 05年卷编印问世之际,笔者通过媒体报道注意到,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组织在京主要出版单位领导和有关专家座谈,对《年鉴》的编制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表示今后依然一如既往甚至以更大力度给予支持。在《中国图书年鉴》2006卷出版之际,为了充分体现《中国图书年鉴》大家事大家办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中国图书年鉴》的质量,更好地服务业界,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决定成立《中国图书年鉴》全国理事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中国图书年鉴》的福音。作为《中国图书年鉴》主体部分的“年度重点书简介”栏目,一定能继《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后,继续保持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书目特点,在全面集中展示各年度图书出版精华,深度报道反映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化艺术创作成果,为科研、教学和历史提供系统资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0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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