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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7年第二期  
 
目 录

卷首语
·会用哲学 / 罗紫初
专论·特约稿
·商业化时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 周百义
编辑学·编辑工作
·新时期图书编辑创新素质刍议 / 刘川民
·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流程 / 刘真福
·社科类期刊编辑初审工作浅论 / 申 华
·日语图书的编辑工作 / 黄新路
·科技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与版权页应一致 / 郭俊媛
·情趣向上 眼光向下 / 秦文苑
·时尚期刊的编排设计 / 黄 钺 李 燕
·农业科技图书作者队伍建设之我见 / 黄 宇 舒 薇
出版学·出版工作
·宏观出版资源系统的理论研究 / 刘宝瑞
·读图时代“图文本”的优劣得失 / 喻 纬
·出版产业竞争力的分层立体评价模型 / 廖建军
·学术期刊的浮躁现象及其对策 / 李 建
·课标教材出版招投标的几个特性 / 刘棣辉
·我国动漫出版的营销策略 / 黄 婷
·洞察中产者读物的观念意义与传播渠道 / 郑 虹
出版史•出版文化
·邵洵美的出版实践 / 邵绡红
·商务印书馆的谋“国”之臣高梦旦 / 杨丹丹 陈哲文
·20世纪前半期的商务印书馆给我国现代出版企业的启示 / 潘文年
·两脚踏中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 鹿丽萍
多媒体·数字出版
·博客文体初探 / 刘 飞
·网络杂志的运营模式探讨 / 张 炯
品书录
·思想在语言中升华 / 李东红
博士论坛
·论科技出版的制度竞争力 / 方 卿
·出版竞争推动近代教科书的进步 / 吴永贵
出版学·发行工作
·我国图书营销中的几个问题分析 / 谢新洲
·试析学术图书“卖书难,买书难” / 胡 磊
·出版社在图书营销中的区隔构建 / 毛菁华

 

出版竞争推动近代教科书的进步

——以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为例

吴永贵
摘 要: 近代教科书出版竞争十分激烈。旧时坊间的教科书竞争,从动机上讲,是因为利之所在,从最终效果上看,却促进了教科书质量的改善、编写的创新、价格的下降、印装的进步和服务的提高。本文以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为个案,对上述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 教科书 出版竞争 中华书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7)02-00 15-07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of textbook publishing in latter-day China was very intense. From the motivation angle, the competition was driv en by profit; but as a result, it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textbook s, innovated the compiling and writing, decreased the prices of the te xtbooks, got ahead the printing and binding, and advanced the services .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xtbooks published by Chung Hwa Book Corpora tion as cases, and expounds the above-mentioned five aspects in detail .
  [Key words] Textbook Publishing competition Chung Hwa Book Corporat ion
  翻开民国时期《申报》上的图书广告栏,我们就会发现,广告幅面做得最大、花样名堂做得最多的有两类图书,一是规模庞大的丛书,如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等,还有一类就是教科书。每年春季开学前的一二月份和秋季开学前的七八月份,是各校选购课本的黄金季节,也是教科书广告最为硝烟弥漫的季节。教科书以其巨大的出版市场,可观的商业利润,在吸引出版新人纷纷问鼎的同时,也对老牌出版家时时构成威胁。因为,教科书市场蛋糕虽大,却也数量有限,同一块地盘上的竞争,结果只能是此消彼长。于是乎,先来的便不让后到的,得少的却又嫉妒拿多的,挥戈相向,不绝如缕。开学前的教科书广告大战,就是这种竞争显在化的表现。从广告内容看,主要的是大家争说自家之长,也不时地见到有人站起来揭他人之短。既有人胆敢挑战,就有人不甘雌伏,你来我往地在报纸上大打笔墨官司,甚至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
  中华书局作为过去的教科书出版大户,也是这场竞争中的主角。从笔者在《申报》上收集到的有关资料看,中华书局既做过挑战者,也做过应战者。作为挑战者身份出现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13年8月,中华书局登报攻击商务印书馆的秋季共和教科书,数说对方课数参差,不合部章;将旧本割裂成书,不敷应用;课本内容有所顾忌,不言甲午赔款数额;定价过高;底面多系单页;字形过小一共六大缺点[1]。第二次是在1930年8月,指责世界书局该年一二月出版的《初中本国史》,抄袭了中华书局1923年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中的有关文字、地图,侵犯了中华的著作权。中华书局分别于8月14日、8月16日、8月18日隔天在报上公开悬赏大洋二千元,征集检举揭发世界书局的证明材料。这两次中华书局的气势咄咄逼人,但对方也不甘示弱,都分别作了回应。作为应战者身份出现的有一次。那是在1933年六七月间,有人向教育机关散发一种“京市各小学评选小学国语教科书总评分数表”的传单,传单中,以世界书局的《第三种国语读本》分数最高——91分,而以中华书局的《小学国语读本》分数最低——62分,其他如商务、开明、大东各家的国语读本也都一一打了分。对于这一向壁虚造的有损中华书局利益的名单,中华书局当然不能坐视不顾,起先是登报请求各教育机关公鉴[2],后又联合商务、大东、开明等一起刊登南京市社会局批文以辟谣[ 3]。
  从上述中华书局的一系列动作中,我们已可初步看出过去教科书出版竞争的激烈程度。其实,在报上做广告,还只是教科书竞争方式之一种,属于推广宣传上的竞争。其他如质量上的竞争,服务上的竞争,价格上的竞争,无时无刻不在交织着进行。在竞争方式上既是多种多样,在竞争手段上也表现出五花八门。竞争者并不总是刀光剑影,有时为了需要也相互协商,甚至相互联合。如1921年12月31 日,中华书局就曾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签订了一份关于销售小学教科书协议,协议共计21条,内容有发售折扣、回佣、赠品、对分局补贴数额的限制,以及违约罚款等[4]。再如1924年至1930年,为了抵制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中华书局曾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组织了一个国民书局,股本额共计20万元,商务出三分之二,中华出三分之一,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想一举打垮世界书局[5]。无论是互不相让的彼此争斗,还是订立条件的协议联合,究其实质,都是为了各自的商业利益。
  旧时坊间的教科书竞争,从动机上讲,是因为利之所在,从最终效果上看,却促进了教科书质量的改善、编写的创新、价格的下降、印装的进步和服务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中华书局教科书编写史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下面,笔者一一进行叙述。
  1 竞争有利于教科书编写质量的提高
  竞争局面的存在,给使用教科书的教育部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而教师们在对多家版本的教科书进行选择时,首先不能不考虑的一点,大概就是教科书的质量。教科书若与教学要求不相符合,再优惠的价格,再体贴的服务,也是无济于事。这就迫使教科书出版部门始终把教科书的质量因素放在第一位。
  在这一竞争格局中,中华书局既与别人竞争,也构成别人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书局既是这场竞争中的主体,又是这场竞争中的客体。作为主体,中华书局受到了竞争对手的逼迫,不断地在教科书编写的速度上、编排的体例上、对学生心理生理特征的把握上、对教师实际教学的体贴上、对教育界意见的征集上,都作了自己尽可能的努力。从实际产生的效果看,应该说,中华书局教科书的质量也堪可自慰。肯定的消息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教科书审定部门的审定批语;教育界的有关评论;实际教育部门的采用情况。
  审定部门的批语代表着权威部门的意见。这些意见,除了依据一定的政治标准外,主要还是从一定的教育原理和实际教学要求出发得出来的结论。因此,这些批语虽不能说十分的中肯,却也具有某种代表性。由于批语的权威性既可证明教科书发行上的合法与否,又可成为实际教育部门选书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十分注意宣传自己的中华书局,便在报刊上大量登载这些批语。从刊登的这些批语来看,有不少书是被教育部推称为善本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且举中华书局《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级第一册》的审定批语作代表,借以看出教育部审批教科书的一般着眼点。
      呈,暨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级第一  册均悉。当将原书交与国语统一筹备会审  查,兹据复称:现据审查干事公同查得这书教  材活泼,适应儿童身心发育的顺序,而且尚有  文学的趣味。全册分量,比向来各书大约增  加一倍,可见极注意于反复练习;生字生词的  增加并不见多,所以教学上材料丰富而不致  使儿童感受困难,可算现行各种国语教科书  中善本。书中间或有可斟酌的地方,已经加  签,一一批明,应如何批示,请复查定夺施行  等语。据此,应即准予审定,作为初级小学用书[6]。
  如果说,审定批语代表的是官方的意见,那么,教育界人士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教科书评论,则代表了民间的立场。早年的《中华教育界》很注意转录这些评语,为自家的教科书做别样一种宣传。如1913年8月号的《中华教育界》就转录了《独立周报》对《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华中学地理教科书》的评语。9月号转录了《独立周报》对《中华中学英文文法教科书》的评语,以及《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三家报纸分别对《新制中华初等小学教科书》《新制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新制中华初等小学算术教科书》的评语。10月号转录了《时事新报》对《新制中华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的评语。11月号转录了《神州日报》对《新制中华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新制中华高等小学算术教科书》的评语。这些评语多是作肯定性的评论。因为是自家的刊物转录,不排除专拣那些中听的评语转录的可能。而《复兴月刊》1卷10期(1933年)上的总题为《小学教科书之总检讨》的一组评论文章,则排除了嫌疑的可能。该组文章共涉及教科书三百余册,以书局为单位,一一进行评论。一位署名百刚的作者评论了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其中以对小学国语教科书的评论,用力尤深,所费笔墨也最多,涉及中华书局小学国语读本达六种之多,分别是《新小学初级国语读本》(1923年)、《新小学高级国语读本》(1924年)、《新中华初小国语读本》(1927年)、《小学初级国语文学读本》(1927年)、《新中华高小国语读本》(1928年)、《小学高级国语文学读本》(1928年)。作者用了大量篇幅逐一指出了每种国语读本的瑕疵,最后给出了一个总评。兹录如下:
      上列六部中华书局之小学国语教科书,  以目前通行之同种读物之标准衡之,均不失  为善本。虽瑕瑜互见,但瑕不掩瑜。最足称  道者:为所选读物大多思想中正,少煽动激  越之词;编排依序而进,无躐等格之病;印  刷装订方面,虽不无尚待改进之点,但字体  之变化,误植之仅见,具见能郑重其事,非粗  制滥造者可比[7]。
  至于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实际被采用情况,由于文献无征,现在已很难确知具体的销量。陆费逵在1932年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和印刷业》一文中说:“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供给什三”[8]。以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身份,陆费逵所言当有所据。想一想,全国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学校,都在使用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华版教科书质量之高。
  作为竞争的客体,中华书局以其雄厚的实力,“郑重其事”的编辑作风,也无不时时给对手树立着质量上的高标。1912年,中华书局像一匹黑马突入教科书市场,一举成功,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教科书出版界的地位,也同时宣告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几乎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在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教科书市场基本上是由商务、中华两家平分秋色。1923年世界书局问鼎教科书,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以后又有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儿童书局、正中书局等多家出版社涉足教科书领域,竞争更形精彩。在中华书局二十六年的教科书出版生涯中,一直就是各家最为强劲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中华书局教科书在日渐改进的同时,也必然迫使对手跟着水涨船高,从而推动了我国教科书质量总体上的进步。
  我们说,在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我们不能不提到商务印书馆,并不仅仅因为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代教育发展中最大的教科书供应者,更为重要的一点,还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陆续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确立了我国近代教科书编写体例的基本范式,具有开启山林之功。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中华书局,当然也不仅仅因为中华与商务一样,在全国教科书供应上居重要位置,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华书局的崛起,把最有力的竞争机制带入了教科书出版界,为我国教科书总体编写质量的提高,注入了最有活力的生长素。这一点,当时的人们就有深刻的认识。如1917年中华书局因经营不善,发生“民六危机”,几至停业。一度谋求与商务联合,最终未果。当时商务就有反对联合的声音,理由是多一家竞争,对商务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陆费逵也曾说过:“我国教科书因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9]。
  2 竞争有利于教科书编写的探索与创新
  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为我国教科书出版的自由竞争提供了可能。虽说,民间自编的教科书要遵循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但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内容,一般都属“原则”的范围,这些“原则”在教科书中的体现,却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激烈的教科书市场竞争,使得各家教科书编写者在注重教科书编写质量的同时,也很注意走特色化发展的道路。把“一纲多本”中的“ 多”,落实到同中求异上,靠特色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我国近代教科书编写史上,留下了许多可贵的探索者和创新者的足迹,其中也有中华书局的脚印。
  我国坊间用语体文编写教科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此之前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用文言编辑的。但在白话文教科书编写史上,有一件事必须提起,那就是191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国民学校)》中,曾尝试在每册后附有四课白话文课文。这一举措,虽说极不彻底,但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有不同凡响之处。当时的教育部在审定批语中,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    查该书最新颖处,在每册后各附四课,  其附课系用官话演成,间有与本册各课相  对者。将来学校添设国语,此可为其先导,  开通风气,于教育前途殊有裨益。至各册  所用文句,其次序均与口语相同。令教员  易于讲授,儿童易于领悟。在最近教科书  中洵推善本[10]。
  中华书局对这一得风气之先的举动,也感到十分自豪,引为标榜号召的资本。19 33年5月17日,中华书局在《申报》上,为其《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教科书》作一整版巨幅广告,广告中列举了中华书局二十余年来对教科书的贡献,首先谈到的,就是这套《新式教科书》。除此之外,中华书局还特别谈到:“近数年各方对于小学国语科只重文艺,不重知识,本局独以文艺为工具,而注重知识。至算术科低年级注重游戏,中、高年级注重技能,并加商情、簿记等,都早与‘新颁课程标准’吻合。”借以说明自己在教科书编写上,时时争先一着。
  我们说,各家在教科书编写上的探索与创新,有利于不断地积累新的经验。而这些新的经验,一旦被教学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就可成为往后教科书编写的基础,又可为教育决策部门制定新的课程标准提供决策上的依据。近代教育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3 竞争有利于教科书价格的降低
  激烈的竞争,使得出版者对教科书的质量不敢有所马虎,特别是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大出版社,更是十分注意自家的声誉,延聘通人,精心编制。在大家都很注重编写质量的情况下,要想在质量上高出对方很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同一时期商务、中华的教科书,在编写上可能是各有特色,但很难说谁就一定比谁好。在这种情况下,同行间的竞争,就要比服务的好坏,比印装的优劣,比书价的高低。《中华教育界》15卷12期上,刊登了一篇王克仁写的《小学教科书问题》的文章,其中就谈到当时教育界选择小学教科书的种种现状,共列出了七种,“看书价的贵贱”便是其中的一种。
  因为使用教科书的学校要“看书价的贵贱”,书局间的教科书价格战便不可免。 1912年中华书局的崛起,不仅抢占了商务的教科书地盘,还迫使商务降低书价,以对付这个虎视眈眈的新来者。商务决策人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方面的资料。《张元济日记》1912年6月3日杂记中有“本日约印(锡璋)、夏(粹芳)、高(梦旦)、俞志贤诸人到编译所,议定新编教科书廉价发售、照定价永远对折”。《郑孝胥日记》1912年9月18日记有“至印书馆,商教科书减价事”。11月11日记有“ 夜,赴张菊生之约,商议初高等小学教科书扩充销路事,将以敌中华书局”。11 月16日记有“至印书馆,菊生、瑞芳商加赠教科书事,计每年须损十五万”。 1917年,中华书局发生了“民六危机”。15年后,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总结了其中的三条原因。有一条就讲到书价:“同业竞争激烈,售价几不敷成本”。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倾销办法是:购教科书一元,加赠书券五角,购杂书一元,加赠书券一元。中华也只好照此办理[11]。可见,书价确是抑制竞争对手的一个有力的杀手锏。1924年,商务、中华为对付世界书局而合谋出来的国民书局,使用的核心武器也是书价,广告上说,“普遍直接的优待全国小学 ”,不仅书价定得比世界的低,还买一送一,半买半送[12]。
  降低书价,对教科书经营者来说,当然不无损失,而对教育的发展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旧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书价不能不成为广大求学青年要考虑的经济问题之一。课本费的下调,对穷苦读书子弟而言,诚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支持。
  旧时课本费下降的幅度究竟有多大,笔者手头缺少可供具体比较的资料。这里且援引1921年中华书局在报上做十周年纪念时的一段广告语,有一节谈到了书价的变迁:
      本局是完全华人自办,创始于民国元年,  和中华民国同时产生,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这两个小孩子应该合做十岁的整生日,给全  国同胞留个纪念。本局力薄能浅,在教育上  文化上没有什么成绩,非常惭愧,但是有了  本局以来,教育界得着:
      便宜的书(从前教科书每册二角的,民  国以来只售五分,这九年里教育界省的费大  约二三千万元)。
      进步的书(从前出版的书,差不多没有  改革进步,这九年来,仅本局革新四五次了)[13]。
  从每册二角降到每册五分,未尝不是竞争的结果,而为教育界节省出来的二三千万元费用,也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说书业竞争有利于教育,这二三千万元就是一个明显的铁证。
  当然,不管竞争如何激烈,教科书价格的下降终究还是有一个底线,即书价不能低于出版成本。出版界偶一为之的低于成本出售,主要是为了推销积压过时的教科书,或是用来作为挤垮新来乍到者的手段。若将其作为经常行为,其结果只能是关门大吉。因此,彼此间的竞争,最终会使各家教科书的定价大致相当,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微利的水平上。上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书价就是这种情形。当时曾有人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五家出版社出版的现行小学算术教科书的书价进行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各书定价,如依页数多少的比例计算,都相仿,平均四十页的书,定价约是八分(不过设色的版本要贵些),而实价往往是照定价六折卖出,那么可以说是低廉得很了 ”[14]。
  4 竞争有利于教科书印刷装帧的进步
  评价教科书的质量,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标准。笔者在前文所说的编写质量,只涉及教科书的内容方面。教科书中有关开本的大小及形态的选择、书籍外观部分的设计、书心的图文版式编排、字体字号的选择、插图的绘制、纸张油墨等印刷材质的选择、图书装订的方式等形式方面的问题,也会对教科书的使用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供儿童使用的小学教科书,尤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小学课本,儿童每天抚摩翻阅,纸质不能不坚韧厚实,装订不能不坚固牢靠。小孩视力尚未发育完全,字形如果过小,行距如果过窄,印刷如果模糊,纸面如果反光,则不能令其久读,且伤害目力。而字体的变化、插图的绘制、颜色的搭配等,都有利于调动儿童学习的兴趣。因此,教师为学生选择课本,除了有编写质量上的要求外,还有印刷装帧上的要求。旧时全面展开的教科书竞争,自然也没有忽视这一方面。
  中华书局很早就注意到这方面的宣传。早在1913年1月,陈寅在《中华书局局报》第1期上,介绍中华书局1912年出版的六套教科书对我国教育的四大贡献时,就把 “本局各书,体例形式,字体大小,行款疏密,皆准世界最新之法,极合儿童心理,尤无害于生理”[15],作为其中的贡献之一。在《申报》上,这一类的广告语更是屡见不鲜(见表1)。
  表1 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宣传其教科书印装方面的内容一览表
    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书局出版的几乎每一套小学教科书,都注意到它的装帧印刷方面。而且从中华书局在报纸上越是到后来越是详细具体的告白中,也大致可推测出中华教科书在印刷装帧方面的进步。若翻开各时期中华的教科书,这一推测便可很快得到证实。许多在后来的广告中所具体指陈的,也恰是以前教科书中不曾做到的。
  中华书局在教科书形式方面的进步,未尝不是一种同业竞争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出版界,被1卷8号的《中国新书月报》称之为“教科书潮”,许多中小规模的书局纷纷问鼎教科书出版领域,形成我国有史以来教科书出版最为异彩纷呈的时期。中华书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装帧印刷方面所迈的步伐最大,进步也最快。在此以前,教科书中的插图少,用彩色印刷的更是少见。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也与中华书局的情形大致相似,因此被教科书评论界所诟病。而到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情况就大为改观,1933年商务和中华还分别出版了五彩精印的小学教科书,以供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儿童使用。
  5 竞争有利于服务质量的提高
  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旧时的教科书市场是一种典型的买方市场。既然僧多粥少,各教科书出版部门少不得要与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所在地的中小学校搞好关系。这种搞好关系,按照正面的理解就是服务。当然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也确有负面的情形存在,比如说,请客送礼、给回佣、拉拢士绅对学校当局施加影响等[16]。这些,笔者这里都存而不论,只谈服务的一面。
  对一般中小学校来说,学期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开学时的学生报到,一是学期结束时的学生考试。学生考试跟出版部门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学生报到,因为要发放课本,这就与出版发行机构发生了联系。如果课本不能在开学前及时地发到学生手中,或者出现课本数量不够分发的情况,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要说书店对学校进行服务,首先就该落实到教科书货源的充足与快速供应上。旧时主要的教科书出版机构都集中在上海,为了将教科书就近方便地供应到全国各地,一般大的书局都竞相在全国各大城市普设分支机构。通过分支机构,直接与当地的学校联系,并由分支机构就地供应教材。中华书局开办第一年就先后设立了分局九处,代办分局十余处[17],随后几年增至四十余处,并将这一数字长期保持下来。
  大书局在全国普设分支机构,是我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书业组织方式在国外也不曾出现过。陆费逵在对中国公学商学院学生的一次演讲中,讲到其中的原因。他说:
      譬如以分店论,查外国书业之分店,至  多不过三数处;若我国则不然,如敝局与商  务印书馆分店,各多至三四十处。然所以如此  者,亦有二故:(一)币货不良,价值不定,而  分销处买卖不多;安能代受此种亏累。(二)  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则运输为艰,且分销  处资本极小,不能有充分之预备,于是内地  学校需要课本时,每感不便,此又不得不自  设分销[18]。
  开设分店,对教科书出版机构而言,是一种营业上的需要,而对交通不便的内地学校而言,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服务。
  出版部门对学校的服务,还可体现在及时地提供教科书出版信息这一点上。各大出版社除了登门拜访和在报纸上大做教科书广告广而告之外,还向各地中小学校直接寄发教科书目录,赠送教科书样本。在新一套教科书初出版时,还随样本寄赠编纂说明书。在过去的中华书局,寄赠之事是一种日常化的经营行为,并设有专门的机构——推广科专门负责。翻开昔日的《申报》,每每看到教科书“函索即寄”的声明。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竞争的加剧,寄赠的范围,更扩大到具体的课本。且看下面的一则广告。
  中华书局赠送小学教科书各科第一册
      敝局此次出版“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教  科书”,体例之佳,内容之精,允称独步;印有  样本,分赠各学校。近来迭接各校来函索阅  正书,以便选用,兹特定赠送各科第一册办  法如下:一、惠下邮票一角,即将初级国语、  卫生、常识、社会、自然、算术、音乐七科之第  一册教科书普通本寄上;二、惠下邮票二角,  即将初级七种及高级之国语、社会、自然、卫  生、公民、历史、地理、算术八种之第一册教  科书普通本一并寄上。来函请详叙姓名、地  址、校长姓名,并请加盖校章;每校以一份为  限[19] 。
  (下转29页)
  (上接20页)
  就学校这个立场来说,各出版社主动寄送过来的教科书目录及样本,有助于学校教师及时地了解教科书出版动态。同时通过翻阅样本和编纂说明书,也能较切实地把握各教科书的编纂特点,从而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教学需要的课本。就此而言,各书局提供的寄赠服务,确是落在学校需要的实处。
  参考文献
  [1]《申报》1914年8月8日至8月23日广告[Z]
  [2]《申报》1933年8月31日广告[Z]
  [3]《申报》1933年9月9日广告[Z]
  [4][5][9][12]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2:64,70,9, 70
  [6]《申报》1923年3月8日广告[Z]
  [7]百刚.读完一百三十九册小学教科书后[J].复兴月刊,1933(10) [8]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和印刷业[A]//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G]. 北京:中华书局,1957:277
  [10]《中华教育界》1916年5卷1期广告[Z]
  [11]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A]//回忆中华书局(上册)[G].北京:中华书局,1987:74
  [13]《申报》1921年2月12日广告[Z]
  [14]吴增祥.小学算术教科书评论[A]//小学教科书评论[G].南京:正中书局,19 36
  [15][17]陈寅.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J].中华教育界,1913(7) [16]王建辉.王建辉自选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45 [18]陆费逵.我国书业之大概[J].中华书局月报,1923(4) [19]《申报》1933年6月16日广告[Z]
  (收稿日期:20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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