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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7年第五期  
 
目 录

专论·特约稿
·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 / 柳斌杰
·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 / 柳斌杰
·中小出版社数字出版的困境与对策 / 周百义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的“慢功” / 宋晓华
·层次分析法在选题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 杨学忠 郭华良 梅传声
·因特网学术资源及其在编辑初审中的应用 / 曾 莉 吴惠勤 黄晓兰 宾仁茂
·参考文献引用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分析 / 常思敏
·刍议如何提高高校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 / 鲁 斌
·地方高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的准确定位 / 吴海霞
·审稿人选择:问题、原因与对策 / 鄢子平
出版学·出版工作
·商业出版与国际出版:出版业的两次飞跃 / 翁昌寿
·2006年我国期刊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 吴 锋
·从SCI看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 倪天赐
·小语种文学出版:文学出版市场的新拓展 / 莫颖亮
·科技期刊的学术经营 / 柳晓丽
出版史•出版文化
·拜经楼主人吴骞的编辑刻书活动 / 徐学林
·论清代“扬州二马”的刻书特色 / 秦宗财
·论书话文体的基本特征 / 王成玉
多媒体·数字出版
·试析我国图书按需出版 / 周 林 朱振梅
·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电子教科书的发展战略与前景(二) / [英]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斯特灵大学信息服务处 著 徐汉斯 译
·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其经营特色探析 / 朱 勇
·从“老大学”到“老中学”…… / 徐 雁
品书录
·读《亲历出版三十年》 / 蔡学俭
·《出版笔记》对编辑学的贡献 / 阙道隆
发行学·发行工作
·“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因素探讨 / 张利洁
·浅谈大中专教材的网络营销 / 亢博剑

 

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

柳斌杰



                              (新闻出版总署,北京,100703)
    尊敬的学校、学院各级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以武汉大学教授的身份给大家讲课。我要讲的题目是: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我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一、文化体制改革是个战略全局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要从我们的时代、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各项事业的改革,特别要从十六大以来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思考讲起。主要有三个观点。
    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文化的边界已经突破了国界线。从整个全球来看,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已经相互交融,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从我国来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中,文化的全局性、战略性地位和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作为新兴产业突飞猛进,这已经是一个现实。所以,中央从“三个代表”开始,就把文化提到了党的三大支柱之一,提到了国家发展的全局上看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已经把文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十六大继续深化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通过改革文化体制,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在这个前提上来看,文化不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事业发展的一个全局问题。从发达国家的实例看得更清楚,比如美国,它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2.从我们时代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是以改革为旗帜的时代,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成其为邓小平理论。所以我们党在纪念建党85周年的时候,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革命阶段,大约用了28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是建设阶段,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也用了28年的时间;最近的28年时间是改革。所以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用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来概括。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阶段,我们今天投身改革就像革命时期投身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文化是我国产业、人民生活的重要部分,当然应该在我们的体制之中,所以也应该投入改革的洪流之中。中央领导曾经说:“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既要宣传改革,又要深化自身改革。脱离了改革轨道,文化能发展吗?”十六大之后,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但是当时文化领域的改革举步维艰,大家普遍过度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否认它的一般性。所以改革的精神没有体现出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改革是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发展的动力,以改革的精神去推动发展、推动管理,文化才能真正繁荣。
    3.我国现行的文化体制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必须要加快改革。今年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因为它与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已经不相适应,文化生产力还没有充分解放出来。表现有五方面。
    (1)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今天,我们经过二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要适应这个变化。这是历史唯物论的最主要的观点。但是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往往想用意识去决定存在,用主观主义去决定经济发展,主观上希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建成共产主义,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后来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正确认识之后,发现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我们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原因。既然经济体制变了,那么文化体制当然也要发生变化。
    (2)与社会运行的体制环境不相适应。过去我国是计划经济,一切资源配置、一切产品分配都是按计划进行。最早是错误认识价值,把价值、价格作为内部核算的方法。现在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整个体制要求我们以市场来最大限度地配置资源,调节利益关系。这个体制要求我们相应的各项体制要与之相适应,而我们目前的文化运行方式是不相适应的。简单地说,就是别人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我们还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运行,当然就很难适应。
    (3)与人民群众文化精神需求不相适应。今天的人民群众已经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群众,看样板戏、读红宝书,大家都去看一样的电影。由于时代的进步,人们在思想上的需求出现了个性化、多样化的倾向,文化生活中的选择性、独立性越来越强,不是看一样的戏,不是读一种书、听一样的歌,已经步入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世界中。所以我们文化生产部门,首先是出版行业,作为一个文化生产和传播的部门,我们要满足各种层次、各种文化修养、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要体现丰富多彩。而我们今天还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为什么盗版书、盗版音像制品、盗版软件到处盛行?其中有经济原因,比如价格问题,盗版和正版的差价问题,也有成本等其他一些经济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满足各种人群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有这么大的市场,但是没有这么多的产品,就给其他盗版带来了机会。举例来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每年进口的外国电影大片约20部,但实际上国内流行的大片却有4000多部。因为出租需要、人民需要,我们还不能满足他们。图书也是一样,实际上我们的图书市场是比较开放的,引进外国图书的权限在出版社和进口公司,他们可以大量地引进。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06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2006年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2386种,但是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在我们国内流通的还有上万种非正常渠道引进或出版的书籍。这么大量的产品为什么有市场?因为人民群众有需求,要是没有市场,估计也搞不成。所以在六中全会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议中,把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改成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换句话,如果满足了这个需求,文化产业就发展了。
    (4)与技术进步不相适应。近年来技术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革命,计算机、互联网和数字化这三大技术支撑的传播技术的革命,给我们新闻出版行业带来了最大的挑战。有人说这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传统的文化生产、传播模式被现在高新技术所代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出版体制不改革,我们还继续计划经济的那套办法,仍然没有人投入技术领域,不去开发、研发新技术,不推广应用新技术,那么我们的传统出版业就要崩溃,就要被别人所代替。大家可以调查一下,现在应用数字出版的不是出版行业,而是IT行业、电子信息行业。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我们的政策许可,他们完全可以代替传统出版业。那么我们现在的政策是给传统出版一个改革、发展的机会,让它尽快进入新的技术领域。所以我提出两大任务:一是传统出版业要向现代化进军,二是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生产、流通模式。不进行这样一个改革,只是叹息,是没用的。因为技术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也不会同情弱者。要记住:要用新的体制来适应高新技术发展的需要。“十一五”规划中,国家重点支持数字化发展,其中都以技术为主导,因为最困惑的问题之一是技术问题。传播手段快捷、传播范围大、不受国界限制等等这些情况都使我们现在的体制不适应。大家都沉溺于国营事业单位那种落后体制,就没有投入、产出的机制,哪有人去投资搞高新技术开发?
    (5)与国际文化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现在的文化弱势越来越明显。出了国界,看不到中国有什么声音和文化。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在经济上很有影响力,影响到美国、欧盟、日本,这世界三大经济体都离不开中国。尽管美国有的人大量地制造摩擦,但是美国的老百姓还是喜欢中国的产品,喜欢中国的劳务,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影响美元的权威和美国的就业,这显示了我国的经济地位。有了经济地位就有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唯独在文化上我们还处于弱势。世界文化信息总量之中,中国这些年来没有超过4%,影响世界的100种书、100个作家、100种日报中都没有中国的。在国内,我们感觉这个报纸了不得,这本书发行量巨大,比如于丹的书发行量300万册,这都算不上什么。世界上发行量1000万册的书一年有100种,影响力比我国的畅销书要大得多。这种弱势与我们的经济、政治地位不相适应。所以,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文化“走出去”,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现在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文化不是我们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体现,而都是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发行的书也是作为外宣产品出去的,演出也是无偿提供的,不是靠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的。互联网的领域更是别人在主导,它要是改变,我们就得跟着改变。互联网的汉字库也是在美国人手里掌握着,比如“珞珈山”组不成词,因为美国人还没弄清楚“珞珈山”到底是什么,因此也无法找到这个词组。现在我们每年要支付美国几十亿美元的专利费,否则我们的手机、网络全都是外文的。
    “十一五”期间,国家立了一个项目:建立中华字库。中科院、社会科学院、语委、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建立了一个项目组加紧研究,我们要花大价钱把中华字库建立起来。因为美国人毕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不够,所以他们研发的汉字不够用。比如姓名的字比较复杂,他们掌握不了,这必然影响到我们的发展。汉字是中国的,但是字库为什么在美国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没有领先,计算机系统美国领先,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所以现在我们文化的发展与整个信息化的要求不相适应。这就要增强对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出版社好好的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是体制上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局部所能决定他的,不管什么行业,整体上要转入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目标。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上“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也是一个标志,文化行业能例外吗?
二、出版体制改革
    1.出版业是文化产业中重要的、最具产业特征的行业。出版从原理上讲是一个加工制造的过程。不论是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还是音像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把文化意识物质化,用载体把它积累下来,传播出去。创意是教授、专家、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事情,它是我们的原材料,而我们是属于加工、推广这个阶段。教授、专家、作家他们创造了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而出版是一个加工过程,包括编辑加工、制版印刷,也是一个加工环节。出版物市场推广属于流通,也非常具有产业性特征。发行市场是一个市场问题,印刷业是地地道道的工业,由机械、设备制造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工业过程,更具产业特征。现在的版权研究,是知识产权转变为生产力的过程。它是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更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国际上知识产权相关行业这个概念既包括了文化也包括了经济、工艺、设计,所以现在的创意产业范围很大,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文化创意产业当然包括了文化的问题。我们把它归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把它和党的宣传工作联系在一起,强调意识精神,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有文化都包含价值观的问题,在价值观上自然要有一个选择。不同制度、不同理论指导下的文化价值观自然是不同的。所以在当代四大文化价值观主导世界的条件下,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这个价值观,我们就要坚持这个方向。
    从经济属性来看,出版是一个制造过程、市场流通过程,表现了突出的产业特征。既要重视产业属性,就不能忽略它的经济性。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发展文化产业,有些单位忽视了文化品位。文化属性被忽视,把它等同于一般产品,为了赚钱,淫秽、色情、不良信息等都出来了,那就生产了文化垃圾。所以,两个方面都要重视。
    出版业本身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产业属性、文化属性都不容忽视,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局面。复杂不在于事物本身复杂,而在于认识复杂。有的人强调政治,有的人强调经济,有的人可能强调文化。这样使得我们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强调意识形态的,就忽略了改革;强调产业属性的,就特别突出改革,试图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办法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忽视了文化的品位。文化产品没文化,甚至是文化垃圾,这也是目前引起反响的一个问题。什么东西都当作文化产品招摇过市、欺骗群众,那是不行的。因此文化体制改革选择路径的问题很重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出版发行体制改革首先要把握三个方面。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中央文件上讲,这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提。思想观念不转变,不能站在与时俱进的立场上去看待今天所发生的问题,那么旧体制、旧教条是无法突破的。尽管文化体制改革搞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目前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思想不解放,观念没有转变,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我建议,大学在这方面还要继续做出成绩来,帮助人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2)把握方向是关键。改革也有方向选择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是要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这是没错的,这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就解决了的问题。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具体从出版来说,这个改革的方向始终也有干扰。
    一种是“左”的干扰。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没有根除,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影响很深。这些年主要是经济领域里彻底否定了“左”的一套,而文化领域方面,“左”的影响没有完全根除。我们的先进武器,飞机、大炮、火箭、导弹都是企业制造的,没见过走偏了,怎么造几本书的出版社转企,就怕走偏了?企业体制是一种管理方式,更何况我们出版转制后仍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北京某报有一篇讨论说“企业管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控制力的管理形式”,相反事业单位是没有约束力的。
    另一种是右的干扰。就是要把我们的新闻出版体制引向全盘西化的道路,照搬他们的一套。这也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宪法》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是充分的。但西方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不自由,这是一种偏见。美国电视台的主要主持人跟我当面辩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人民的基本权利是有保障的,他说我为共产党的体制辩护。我跟他说这是事实,我当即举例说明:中国的电视台有1900多个频道,广播有2300多个频道,报纸有1900多种,期刊9000多种,加上地方的内刊有17000多种,互联网站70多万,加上会议、讲台的演讲人,每天公开发言的人1亿多人,谁能管住这么多人的言论?这还怎么能说我们言论不自由?所以中国的言论、新闻是很自由的,出版也是自由的。我们充分保证出版自由,作为公民你写什么、画什么、做什么,完全是自由的,没有人去干涉。比如你要是在家里写淫秽小说,没有人去干涉。在什么情况下有限制呢?就是在向社会推广时要选择。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是公民利益。如果要把色情书推向社会,危害青少年,那就涉及社会责任的问题,我们需要选择,这是我们出版管理的原则。我们作为国家出版机构,负责向社会推荐产品的时候,要有选择,要把关,要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这是我们出版管理和新闻出版的责任。再来看外国记者的自由,外国记者到中国来采访时,比如奥运会期间,在什么地方采访,采访什么人,是否需要中国人为你服务,都由外国记者定,都没有任何限制。这难道不是新闻自由?外国敌对势力总是在我们新闻出版的管理制度上做文章,企图把我们引向右的方面,学他们那一套,为他们的“颜色革命”打开方便之门,这一点我们是有高度警惕的。所以改革的方向是极其重要的,要把握正确的方向,排除“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
(3)步骤要妥当。思想统一了,改革的思路、方向都有了,步骤上也要和我们的实际相适应。我们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先行试点,逐步推开。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原则。
分类指导,是因为我国差别比较大。从地域上来说分为东中西部;从社会运行态势来讲,有市场化程度高的,有市场化程度低的,还有刚刚进入市场化的,比如新疆、西藏;从企业单位来说,出版机构也有不同,有的是经济条件好的,有的是经济条件很差的,有的是难以维系的。所以要进行分类指导。
    区别对待,是因为出版业的职能不同。有的是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不赢利也不能进入市场的,有的是可以在市场上竞争的,有的单位政府委托的职责多,有的单位少。这些都要区别开来。所以文化体制改革、出版体制改革都要区别不同情况去对待。
    先行试点,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十六大报告把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讲得很清楚,之后中央就开始进行试点,在全国9个省市35家文化单位进行试点,我们新闻出版单位有21家进入了第一批的试点。试点任务到目前也已经基本完成,试点的经验在报纸、文件上都会逐渐登载。今年1月份还组织了改革报告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报告。第一批试点比较成功,体现了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反映了企业发展的实际,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凡是改制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的增值保持在40%以上,企业的利润增长都在20%以上,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人员进行了优化重组,自然利润就提高了。今年仍然要一边试点一边推广。
    这是出版体制改革首先要把握的三个方面。解放思想的问题、方向把握的问题、步骤安排的问题,都很重要。要是步骤安排不慎,操之过急,职工的认识还没统一或者是方案不正确,搞完之后还得再来一次,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为了防止文化体制改革出现反复,所以要逐步推开,改革一个成功一个。
    2.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步骤。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改革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体制、机制的创新为重点,解决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的问题。具体来说有这样一些要求。
(1)改善宏观管理。目前新闻出版的管理体制仍然存在问题,所以要改善宏观管理。具体要求是改革后要做到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
    (2)转变政府职能。过去政府既办出版,又管出版,直接插手出版单位各种具体事务,市场经济不允许政府有这种超越法律的权限。今后必须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离,管办分离,政、企、事各行其道。政府资本与投资给企业的资本也要分开,资产关系和行政关系不是一码事。政府的职能是管理,企业的职能是经营,事业的职能是服务。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公共服务。政府是公共机构,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为几个企业的问题。
    (3)塑造市场主体。既然是市场体制,那么就有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所以塑造市场主体,需要有大批出版企业脱颖而出。这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没有企业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市场,这是起码的常识问题。
    (4)完善市场体系。使市场真正在配置资源上发挥主导作用,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完善投资体系、流通体系。投入就要有资本,资本就要有来源,我们过去的出版单位、政府部门、协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多是挂名主管主办,实际很少有投资,资本市场没有形成,更没有流动起来。如出版环节上国家资本占绝对主导,在发行环节、印刷环节上大量吸收社会资本,包括外资。集中配送、连锁经营、信息化管理,这些现代物流方式、整个流通网络要建立起来,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
    (5)创新微观运行机制。每个企业、每个单位微观运行的机制要创新。不能再沿用过去计划经济遗留的东西,造成生存的困难。从资源配置上来说,计划分配已经过时;从企业运行来说,不生不死,没有进入退出机制;从企业内部管理来说,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有用的人进不来,没用的人出不去,企业缺乏活力。有的单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市场分配能干事的人干不了事,想混的人混得很舒服。这种体制怎么参与国际竞争呢?所以微观运行机制的创新,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改革的目标是要形成“两个格局”“两个体系”。第一个格局是国有资本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第二个格局是以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让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开放格局。两个体系分别是市场体系和创新体系。市场体系与我们整个经济的市场体系是相一致的,出版企业要融入到整个市场竞争中去。创新体系是要突出自主知识产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我们民族创新的能力,为国家实现创新型目标服务。文化是一个最具创新的行业,文化一旦不创新就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光彩。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文化,复制别人的知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空白,没有给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增加一点新东西,就枉为一代人,所以要创新。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历史文化上沉淀下来的东西都是一代一代的创新积累起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有自然寿命的,唯独文化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文化创新可以永垂不朽,历史留下的只有创新。达到中央所提出的“两个格局”和“两个体系”,那么这一阶段的任务就完成了。
    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要如何去完成这些工作呢?
    要按照十六大所讲的,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要区分开来。要按照两种不同性质去设计改革,这是实际操作中要注意的。所谓公益性文化是政府出资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例如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就出版业来说,人民出版社主要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主要负责马列主义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少数民族因为人数少、市场化程度低,要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国家就要扶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业;下一步对民族出版单位实行汉民分开,民族文字出版完全是国家行为,由财政负责出版。还有盲文出版社、党报、党刊等,也要国家扶持。代表国家水准的文艺乐团,国家、省市广播电视和新闻传播机构,这些都是属于公益性文化单位。当然这些单位今后也不是我们现在的事业单位的概念,而是完全的独立实体。比如人民出版社,他是事业单位性质,但是国家任何钱都不会给,是自收自支单位。国家在什么情况下给予补贴呢?就是出版国家需要的、党需要的、而市场又小的出版物。例如要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先预算成本,你能销售多少套,剩下的国家给予补贴。这就是按照项目补贴,今后国家文化补贴都是按照项目补贴。比如延边出版社出版韩文书,要出多少,用在什么地方,这个预算国家补贴。其他的一概不管。除了这些单位,其他的都分批逐步转制。转制要分为两次,第一次是由事业转向企业,再进一步,就是由单一的国有企业转为股份制。这是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中央的文件上规定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股份制。现在很多出版社即使是单一的国有的出版单位也实行了国有股份制。比如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纪出版集团、新华发行集团都改成了国有股份制,组成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来管理。目前大多数企业在进行第一次的转制,发行系统已经在进行第二次的转制。
    在企业微观的机制创新上,目前转制企业完全实现人事、分配、劳动体制改革,走向了新的体制。按照国家试点,依次核销不良资产、库存、债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人员上,采取多样政策,主要是不搞下岗再就业。文化体制改革不搞下岗再就业。因为文化人不同于产业工人,他的文化修养和知识能力足以适应几个单位的工作。那么文化企业的人员精简怎么做呢?就是分流安置。这涉及到利益问题、保障问题。可以区别对待,“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加入了“中人中办法”,中人是指到离退休还有5年的人。老人按照事业单位的办法给予保障,新人由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给予中人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愿意在现行体制下退休的,按照事业单位的保障;如果认为自己有竞争力,那就跟新人一起进入改革。有的集团创造了一个办法,成立了一个文献出版处,把人民出版社的中人收编到这个出版处作为事业编制,人员都退休了,这个处也就没有了。最重要的还是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管起来,只出不进等。
    在发行体制改革方面,目前的问题不是改制的问题,而是垄断经营留下的痕迹,地区封锁,条块分割打不破,我们讲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就是空话。要培育跨地区发行集团,通过收购、兼并、重组、股份制等等措施,来组建跨地区发行集团。就报刊改革来说,分为两个方向进行。首先是分清两种性质。党报、时政类的报刊和非时政类的报刊。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目前主要实行编辑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管住编辑宣传,放开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党报也要经过消费者检验。除此而外的其他报刊,都要转企改制。
三、改革中的出版业
    1.改革中的出版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从大局上来说,改革中的出版业正在发生“大变革”。 胡锦涛总书记在六中全会上讲了“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 “四个深刻”是指经济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动,利益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两个前所未有”是指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四个深刻”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这对我们出版业来说是适用的,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判断社会问题,不能用一个方面去评价,而是有综合标准。在社会复杂的大环境下,我们判断任何事物不能只是一个字,而是一个过程。比如说过去我们总是用好坏来评价时势,这是极端化。其实判断事物的标准有真假、是非、好坏、善恶等多个方面,不同的侧面要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面对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要抓住它的深刻本质,抓住它的主流。因为社会问题是复杂的,要看它的本质。比如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影子。但是社会总体的趋势决定社会性质。要用先进的世界观来看待社会。另一方面,宏观管理关系已经明确,政府的职能转变加快。现在全国各省区市,除了两家之外全都实现了政企、政事分开。政府回到自己管理的位置上来,把经营的自主权还给企业,还给市场。宏观管理关系已经明确,而且已经到位。
    2.新型市场主体作用日益明显,转制企业发展良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无论是开拓市场、跨地区经营,还是文化“走出去”,都有了主力和领头羊。一些出版发行企业集团公司通过上市募集资金60多亿元,资产实力大大增强。
3.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的产业格局开始形成。在形成产业格局方面、资本市场形成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在一些环节上开放了外资、民营的投资,向世界公布了我们开放投资的目录。大批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印刷、发行业的民营企业超过国有企业,数量增多。在印刷领域,我们现在有2400多家合资的印刷企业,中国目前最大的印刷厂都是外资的,完全成为世界印刷基地,成为继美国、欧洲之后的第三大印刷市场,产值已经接近1000亿美元。其中有外向型的,加工了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印刷品,包括出版物。美国几十家名刊名社的印刷实际上都在中国,所以在整个出版的资本构成方面,已经形成了国有主导、民营、外资相结合的趋势。另外一个资本市场的开放,主要想通过上市、投资来募集文化发展的资本。目前在文化行业上市的公司有19个,新闻出版领域也有一些,比如北京传媒、博瑞传媒、新华传媒等,还有目前正在上市的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这些上市公司都有一定的规模,每家募集的资金至少20亿元,可以大大充实我们的资本实力,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创造物质条件。
    4.市场体系在逐步发育。近年来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投资很大,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的连锁总部已达到29家,地区性的有49家,所连锁的盟店超过6000家。市场体系逐步在建立,将来我们进一步扩大统一配送,连锁经营,加强全国网络建设。在市场开发上,我们要巩固城市,开拓农村,向国际市场延伸。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要转换市场,没有与之相对接的市场机制,那么这个市场机制就是假的,不起作用的。找不到市场,也就找不到消费者。要找到市场,这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实现的关键。如果没有市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为零。出版一本再好的书,没有人阅读就没有社会效益,卖不出去,就没有经济效益。有的人认为社会效益就是评奖,用一句调侃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是投资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获奖是最终目的,仓库是最后的归宿”。现在要树立一个观念,占领市场,就是占领阵地。比如美国的大片、日本的漫画、韩国的电视剧,它们并没有什么专门阵地,但是它们找到了中国这个市场,所以它们风靡中国。我们要学习人家用文化产品占领市场,而不是空话大话,强迫别人接受。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
    5.“走出去”的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整个出版业“走出去”的愿望和意识得到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出版业非常活跃。比如说每年全世界的重要书展有40多个,中国的形象得到树立,特别是法兰克福书展展示了中国的形象,推出了一批能够受到世界欢迎的出版物。今年我们还要参加莫斯科书展,中国是主宾国。莫斯科书展是俄罗斯“中国年”250项活动中的三个重大项目之一。这是在国际市场上亮相的机会。当然,这不仅仅是出版业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经济形势的好转,世界上兴起中国文化热等种种客观条件使得竞争力提高,改革推动了发展,国际竞争能力得到提高,从以引进为主逐步走向以出口为主。从总量上来说,我国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关键是不强。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中国出版业的当务之急。
    6.公共服务体系能力得到加强,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过去的出版业比较封闭,与社会联系很少,而现在的出版业与过去大大不同,我们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公共服务工作不断加强。具体有三个方面:(1)公益性的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党和国家服务的出版产品进一步增多。(2)为人民群众直接服务的工程项目也不断实施,比如“农家书屋”的建设,在所有的农村每一个村要建一个书屋。由政府主导,社会捐助,群众参与,农民自行管理,解决长期以来农村没有书读的问题。过去搞“三下乡”也有送书下乡,但是效果不佳,所以“农家书屋”建设是文化公共服务重大工程。再如我们倡导全民读书活动,提高文明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加大全民阅读活动推广力度,农家书屋的建设,反过来也是开拓我们的图书市场,让我们的书走进千家万户。(3)关系国家文化积累的重大出版工程,古籍整理等,也是国家的公益事业。
    7.法制日趋完善,国家政策投入力度加大。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文化传播的立法,每年都要出台很多政策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管理体制在深化,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的实现,将会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我国出版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1)整个行业思想观念比较滞后,相当多的单位对改革发展持等待、观望的态度。(2)利益调整带来深层次矛盾,一些单位主管主办之间的矛盾突出等。(3)主体不强,主业不大,包括集团和出版社,在主体、主业上下的功夫不够,出版业增长率落后于国民经济。(4)结构调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置资源的办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事实证明,要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下调整结构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动态条件下才能收到实效。(5)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文化体制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
    改革已经给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带来了实力、活力和竞争力,但目前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仍处于攻坚阶段。今年的任务是在高等学校出版社、中央部委出版社和非时政类报刊社三大类出版改革上求得突破,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要有实质性进展。地方性的改革按照转企改制的模式,由地方党委负责推进。为重点推进高等学校出版社、中央部委出版社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已先后选择100家试点,加紧制定方案,逐步实施到位,预期会有更大突破。
    总的来看,出版体制改革势头很好,但问题也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要求政府、出版单位还有高等院校,特别像武汉大学这样具有出版高层次研究人才的单位为我们出版业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中央领导对于我们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一直是给予高度评价和有力支持,最近又提出了加快进度、加大力度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巩固出版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总结推广试点单位的经验,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出版产业,为建设一个世界出版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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