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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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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扬州二马”的刻书特色

秦宗财
摘 要: “扬州二马”集收藏、校勘、刻印于一身,一生中收藏刻印了大量图书。其刻书特色主要体现在:追求功德美名的刻书目的观,服务学术的文化价值观,收藏、刊刻、鉴赏三位一体的刻书资源观,奉儒术为正统的刻书选题观,追求精品的刻书质量观。
关键词: 清代 “扬州二马” 刻书特色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 7)05-0080-03
  [Abstract] Two Mas refer to the two brothers in Yangzhou who devoted their lives to collecting, correcting and printing books during the Qi ng Dynasty, and hence contributed a lot to Chinese academy. They print ed books inevitably for fame and academic popularity, and it served as a source for collection, printing and appreciation. Besides, they cho se the books for printing to hold Confucianism in esteem. Additionally , they also pursued quality of printing product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Two Mas in Yangzhou  Printing charact eristics
  明清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藏书为后盾,积极加入私人刻书的行列,“扬州二马”便是典型代表。表现在:其一,刻书数量很多;其二,刻书精美,有“马版”之称;其三,具备清代私家刻书不图市利、崇尚学术的一般特征。学界关于“扬州二马”刻书的专文有一些,这些文章大多关注“二马”藏书的丰富及典籍的刊刻,如罗蔚文的《清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琯》[1]、阚宁辉的《马氏兄弟与小玲珑山馆》[2]、张翔的《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藏书》[ 3]、徐学林的《清代藏书家马氏兄弟的刻书》[4]等。本文专对“二马”的刻书特色作一些研究。
  1 “扬州二马”及其藏书与刻书
  “扬州二马”系指徽籍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马曰琯(1688—1755),字秋玉,一字嶰谷。马曰璐(1697—1761),字佩兮,一字半槎。清乾嘉时期祁门城里人。其祖父、父皆业盐于扬州,遂定居扬州。马氏兄弟继承祖业,继续经营盐业,为扬州徽商巨富之一,因兄弟二人财产不分彼此,志向相同,又均多才艺,同以诗名,故人称“扬州二马”。马氏兄弟雅文好古,考校文艺,酷嗜典籍。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词》等诗文集,马曰璐著有《南斋集》、《南斋词》等诗文集。家有丛书楼,藏书甲大江南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373种5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北京四库馆开办,马曰璐之子马裕献藏书776种。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马曰璐编有《丛书楼书目》,从中大致可以了解马氏兄弟藏书概况。“二马”家设刻印工场,在短短60年左右时间里,前后刻书达五六百卷,而且装帧、字体,堪称精美。这在手工刻印时代,是很不容易的。
  2 “扬州二马”的刻书特色
  2.1 轻市利,重功德美名
  “二马”刻书属私刻范畴,既不同于官刻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也有异于坊刻对市场利益的追求。“二马”集收藏、鉴赏、刻印于一身,虽为盐商,但藏、刻书均属个人喜好性质,功德传世的旨趣远远多于商人唯利是图的习性。他们的藏书往往无偿供人翻阅,甚至给那些前来借阅者免费提供衣食住所。他们为刻印友人著作,不惜巨资,一生乐此不疲。姚世钰去世后,“二马”周恤其家,并收拾其遗文,出资开雕付印。全祖望称赞说:“可谓行古之道者也。”[5]阮元把“二马 ”与扬州其他巨商进行比较分析说:“马氏兄弟在扬业盐,资产并非首富,而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其稽古能文之效也。”[6]其实,能令“二马”“名闻九重”,不是“稽古能文”就能做到的,更多的因素还是在于马氏丰富的藏书和精致的“马版”。功德意识也影响了他们的刻书选题标准,即符合主流社会需要的图书,他们不仅要大力购求、保护,而且尽其所能勘误、刊刻,以此造福子孙,奉献社会,实现功德传世的目的。
  2.2 尚学术,服务于学术研究
  “二马”虽为贾者,却极其崇尚学术、尊崇儒者。这种意识决定了其刻书必然服务于学术研究。首先,他们藏书号称富甲江北,但并非秘不示人,而是慷慨地向广大学者文士开放,支持他们利用藏书,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如惠栋、全祖望、厉鹗、陈章、陈撰、金农、姚世钰、高翔和汪士慎等都来投靠马氏。惠栋曾题诗谢马曰琯曰:“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7]全祖望“南北往还,道出其间,苟有留宿,未尝不借其书……其得异书,则必出以示予”[8]。著名诗人厉鹗也同样得到“二马” 的优待,《清史列传》记载:“鹗搜奇嗜博,馆于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者数年,肆意探讨……”[9]其次,不惜巨资刊刻经史文集,尤其赞助当时文人文集的开雕梓印,这为当时学术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清稗类钞·鉴赏类》云:二马“世人所愿见者,如《经义考》之类,不惜千金付梓”。第三,“二马 ”花费大量的财力、精力、人力用于考证书籍版本、辨别源流、订正讹误,对学术的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祖望称颂道:“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沉酣深造,屏绝世俗剽贼之陋,而又旁搜远绍,萃荟儒林文苑之部居,参之百家九流,如观王会之图,以求其斗杓之所向,进进不已,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闭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韩江先正实式凭之,而励励与葛氏争雄长乎哉。”[10]
  2.3 购书、藏书、刻书互为表里
  其一,“二马”购书充实了藏书,丰富的藏书又为刻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马”藏书闻名海内,但其藏书没有家世渊源,完全靠自己收购钞录而创建起来,这与鲍廷博藏书不同。“二马”凭借雄厚的财力,“至今日而文明日启,编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无其力耳。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値其时,斯其所以日廓也。”[11]“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12]其二,丰富的藏书为“马版”的诞生提供了可能。姚世钰在《丛书楼铭》中将马氏丛书楼与江浙一代的藏书楼相比较:“若近代所称天一阁、旷园、绛云楼、千顷斋,以暨倦圃、传是楼、曝书亭,正恐不及也”。正是凭借丰富的藏书资源,再加上“二马”本人勤于校勘,为他们刊刻精品书提供了可能条件。第三,刻书反过来更丰富了藏书,提升了“二马”的声望。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评价的:“马征君曰璐丛书楼、玲珑山馆,考证、校雠、收藏、鉴赏皆兼之。”[13]
  2.4 崇儒尚儒的选题观
  在徽州重教兴学之风的濡沐下,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梁启超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清初文化繁荣的贡献,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14]“二马”正是扬州盐商刻书的代表,“好儒”的文化观念,决定了他们的出版理念。在刻书选题上,他们尊奉儒家经典为正统,既刻印前儒经典,清儒佳作,如著名学者戴震、王士祯等人的作品,都是其乐于刊刻的目标。如在准备刊刻王士祯的《感旧集》时, “二马”就曾与卢见曾反复商讨[15],既反映了其选题之慎重,也表现了刻印的浓厚兴趣。
  “二马”酷嗜诗词歌赋,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着海内名士。“二马”结邗(韩)江诗社,时常举行诗文酒会,宴请名士。钱泳赞道:“(曰琯)与其弟曰璐俱能诗,好客,为东南坛坫。”[16] 杭世骏称赞马曰琯道:“喜交四方名硕,结社韩门,人比之汉上题襟,玉山雅集。”[17]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18]举办诗文酒会,与文人学士赋诗唱酬,是“二马”追求儒雅生活的重要部分。相应地,与友人唱酬的诗文集,也是“二马”喜欢辑刻的选题。他们即兴赋文吟诗,还有专人记录,随录随刻,“嶰谷诗社,以樊榭为职志,连床刻炉 ”[19]。刻印至成书速度极快,其发行也极快。几乎当天就可完成,甚至3天内还来得及重刻,“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20]。酷嗜诗文的“二马”,自然视此类出版为人生一大乐事,故此他们一生中曾多次辑刻,有《焦山纪游录》《邗江雅集》《林屋唱酬录》等唱酬文集传世。
  2.5 务求精审的精品意识
  “二马”刻书的精品意识,更突出表现在书籍的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订上。首先,“二马”将藏书仔细辨别,考订版本,整理归类,编辑《丛书楼书目》。校勘时,马曰琯将不同版本的书籍同时放置书桌上,互相参比印证。常常“不至夜分不息,而双镫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讹本,而架阁之沉沉者,遂尽收之腹中矣”[21]。其次,延请著名学者、校勘名家等共同鉴赏、考订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栋、厉鹗等人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他们探讨时,往往“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一旦得到满意结论, “卽浮白相向”[22],情趣盎然。厉鹗每过扬州,“幸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与商榷……念与二君用力之勤,不忍弃去”[23]。第三,讲究图书形体的精美。马氏所刻之书,字体娟秀,首尾如一,版框整饬,墨色均匀,雕刻精美,装订考究。“二马”专门“聘善手数人写书脑,终岁不得缀”[24]。《清稗类钞·鉴赏类》引前人评论说:“小玲珑馆马氏重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气动墨中,精光四射,视西安原本,几几青出于蓝。”当代学者谢国桢对雍正己酉(1729)年“ 二马”刻印的《韩柳年谱》推崇备至,称赞它“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25]。如此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马版”的美誉名至实归。
  注 释
  [1]罗蔚文.清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J].扬州大学学报,1982(Z1):205-208 [2]阚宁辉.马氏兄弟与小玲珑山馆[J].江苏图书馆学报,1988(6):37-39 [3]张翔.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藏书[J].晋图学刊,2001(2):75-77 [4]徐学林.徽州刻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08-110 [5][8][10][11][21][22]全祖望.鲒亭集外编: 丛书楼记[M].四部丛刊本:卷20,姚薏田墓志铭
  [6][12]阮元.丛书集成新编: 淮海英灵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乙集卷3
  [7][18][20]李斗.扬州画舫录[M].扬州:广陵古籍,1984:卷10虹桥录上,卷8 [9]王钟翰.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71,马曰传 [13]叶德辉.书林清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卷9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6 [15]卢见曾.雅雨堂诗文遗集[M].清道光二十年刻本:卷2,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 [16]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20
  [17]单渠,佶山.两淮盐法志[M].嘉庆十一年修扬州书局重刊本,1870:卷46,人物四,文艺
  [19]陆谦祉.厉樊榭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23]厉鹗.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序言 [24]金天翮.皖志列传稿: 本传[M].民25年刊本
  [25]谢国桢.明清史谈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收稿日期:200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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