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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7年第五期  
 
目 录

专论·特约稿
·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 / 柳斌杰
·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 / 柳斌杰
·中小出版社数字出版的困境与对策 / 周百义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的“慢功” / 宋晓华
·层次分析法在选题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 杨学忠 郭华良 梅传声
·因特网学术资源及其在编辑初审中的应用 / 曾 莉 吴惠勤 黄晓兰 宾仁茂
·参考文献引用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分析 / 常思敏
·刍议如何提高高校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 / 鲁 斌
·地方高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的准确定位 / 吴海霞
·审稿人选择:问题、原因与对策 / 鄢子平
出版学·出版工作
·商业出版与国际出版:出版业的两次飞跃 / 翁昌寿
·2006年我国期刊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 吴 锋
·从SCI看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 倪天赐
·小语种文学出版:文学出版市场的新拓展 / 莫颖亮
·科技期刊的学术经营 / 柳晓丽
出版史•出版文化
·拜经楼主人吴骞的编辑刻书活动 / 徐学林
·论清代“扬州二马”的刻书特色 / 秦宗财
·论书话文体的基本特征 / 王成玉
多媒体·数字出版
·试析我国图书按需出版 / 周 林 朱振梅
·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电子教科书的发展战略与前景(二) / [英]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斯特灵大学信息服务处 著 徐汉斯 译
·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其经营特色探析 / 朱 勇
·从“老大学”到“老中学”…… / 徐 雁
品书录
·读《亲历出版三十年》 / 蔡学俭
·《出版笔记》对编辑学的贡献 / 阙道隆
发行学·发行工作
·“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因素探讨 / 张利洁
·浅谈大中专教材的网络营销 / 亢博剑

 

从“老大学”到“老中学”……

(雁斋读书漫笔之一)

徐 雁
摘 要: 从启蒙到小学,再到中学而后大学,是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阶段。本文通过分析《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二书,回顾了施雅风、张维、钱穆、张思之、钱学森等成名人物自由学习、各具人文风采的中学生活,以及胡适、蒋梦麟等大师在大学里随意选择和调换科系的自由选学做法,意欲给现在的中学教育活动提供一点启迪意义,指出在高等教育制度上,学生如何选择科系,在中国的现当代是有着严重断裂的。
关键词: 老中学 中学教育 自由学习 老大学 选择科系


    [关键词] 老中学 中学教育 自由学习 老大学 选择科系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7 )05-0087-04
  [Abstract] From enlightening to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and university, all that are one’s crucial life stages. By analyzing two books, Middle School in the Past:Key Stage of Education and Study in Life, Hu Shi Chooses Specialty: the University Life of the Great Mast er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iddle school life of Shi Yafeng, Zhang Wei, Qian Mu, Zhang Sizhi and Qian Xuesen, which involved free study s tyle and humanity concerns; and intends to give edification for the mi ddle school education. It also tells us that the great masters, such a s Hu Shi, Jiang Menglin, made their own choice in selecting and changi ng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and points out that between Chinese moder n and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re is a grave fracture of students’selection of specialty and department.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in the past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Free st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Selection of specialty and depart ment
  (上)
  今年早春,为了查考李德伦先生《眷恋“附中味儿”》一文中提到的他的音乐老师、老北平师范大学“校花”李惠年的事迹,于是“结网读书”到了傅国涌编集的《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版),本地书店没有买到,便急忙短讯武汉出版界友人,终于从该书责任编辑的样书中觅得一册,得以一读。
  确实,从启蒙到小学,再到中学而后大学,是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阶段,但只有入口起步走好了每一个前段,才能真正走得好下一段。这中间,根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理学家、冰川研究专家施雅风先生晚年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学生活》一文中的体会就是:“在人生旅途中,十二三岁至十八九岁的中学阶段,求知欲最旺盛,基础知识学习的好坏,对世界和社会认识怎样,能否独立思考以至创作,将影响终生……”,随后他表示:“今年虚度86岁,常怀念抗日战争前1931—1937年间比较自由学习的中学生活。”
  可注意的,是这“比较自由学习”六个字。如今开卷阅读《过去的中学》内各篇文章,令人难忘的首先就是这一点。
  作者在1931年12岁时,上的是离家四里地的南通私立启东初级中学:“这个设在农村的初中,条件简陋,没有电灯、自来水,只有三间教室,三个班级,课程也不全,如没有音乐与美术课,没有实验室,老师学历不高,都是通州师范毕业的。但学得比较扎实,教师每月工资50元左右,都单身住校,安心教书”,“学校设有小图书馆,订有几种报纸,借书自由,随意阅读,有体育场要踢足球,常有班级间的比赛,由体育老师指导”,至于如今常为中学生厌倦所指的语文课,作者记述道,当“九一八”、“一二·九”日本侵华战火燃起时,他的一年级班主任、中国语文兼地理课老师陈倬云老师:
  在黑板上画地图,标出日军侵略地点,促进我们对地理知识的爱好。陈先生在语文课上讲解与诵读岳飞的《满江红》词,文天祥的《正气歌》,法国都德在普法战争法国失败后,德国侵占亚尔萨斯省时写的《最后一课》,广州黄花岗72烈士之一林觉民在参加清末广州起义前夕给爱妻的一封信等,极大地激发学生牺牲自我、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
  课堂作业不重,记得只有陈老师每周五责成学生写上一篇作文上交。陈老师利用星期六与星期天,改评学生的作文,至星期一,按他所评优劣次序发给学生,先发到的名次在前,当然很高兴,后发到的,看了老师评语,知所不足,努力改进。陈老师又提倡对有些文章要琅琅上口,念读多次,能背下来。他摘集著名小说的某些章节,油印发给学生阅读。他还示范为学生写社会上礼尚往来和起草公文的应用文知识。这一些,都为学生的语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一个人的生性都是无知的和懒惰的,因此教育活动和教师职业才应此而生,它们是人类理性的高明产物。初一年级时的作者,“缺乏学好功课的自觉性,随兴所至大量看课外书刊、小说”,结果在期末考试中排名到了半数以后,受到了他兄长的训斥,以考取省立高中相勉励,到初中毕业时,成绩跃居全班第二,并成功考取交费较少的南通中学。在高中阶段,他继续用心读书,但成绩只位列中上等级,所幸“课外自由时间还比较多,我仍然阅读了很多书刊和文艺、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直至考上浙江大学史地系。
  他在晚年总结六年的中学生生活,认为中学教育活动的成功,首先需要“有学问和人品都好的老师,各门课程要均衡发展,教科书要有多种,让老师选择。除正规学生作业外,学生有比较多的自由看书活动时间,有老师指导下的各种自愿结合学习组织的活动……”,真是宝贵的经验之谈。
  其实,何止施先生是如此认为?
  钱穆先生笔下的常州府中学堂的国文老师,日常生活“庄严持重,步履不苟”,犹如道学先生。而一旦上了讲坛,立马语言诙谐、动作滑稽,“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而课余学生可自由选择学校组织的各种游艺班,他说自己的那些文艺爱好就是如此培养起来的。
  张维回忆中的北师大附中的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或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钱学森则评价,董先生“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我们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董老师”。李德伦则指出北师大附中的“味儿”,“就是指附中多年来积累形成的校风”,他说正是当年语文老师随口一句指点:“人活着,就是要活得更像个人的样子”的话,给了他长达六十多年的影响和鞭策。他认为:
  “这个校风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富于幽默的谈吐和爱好体育健康活泼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具有广阔的视野。学校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在必修课程外,安排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各种选修课,根据各人爱好来选读……”
  张思之追忆六十余年前的语文课,最难忘记初中语文老师王资愚先生讲唐诗宋词的声情并茂,以及高中语文兼任教师傅肖岩先生(傅庚生)吟诵和讲解李清照《声声慢》的传神阐述……“当年我的老师无人限制学生阅览课外读物,即使是所谓‘闲书’、‘杂书’!”他认为:“学生的发展只可引导不能限制,个中教训,古今雷同,中外无异。”
  正如那时的语文老师各具风采一样,老学堂的校训也是各有人文个性的,无锡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是两个字的“弘毅”(徐铸成《三师使我走向成熟》),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是“勤、慎、诚、恕”,天津“贵族学校”耀华中学的是“勤、朴、忠、诚”(资中筠《何谓素质教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是“诚、爱、勤、勇”(散木《感念师大附中》),南开中学的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中间包含着当年教育家们多少经验的思考在啊。
  早在1984年春,钱学森先生就曾经发表谈话说:
  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80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当时师大附中很穷,经费不足,但是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学生的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对学生诱导而不是强迫……外语是情景教学,创造语言环境。
  钱先生最后的两句话纯粹是批评的直言:“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要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兴趣。我主张学生多学点文言文,可以采用多种教材。”
  《过去的中学》有一个副书名为《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而《胡适选专业》也有一个副书名是《大师们的大学生活》,两书可谓地造天设,珠联璧合。
  (下)
  《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版)是一部收录了包括蒋梦麟、冯友兰、杨亮功、田炯锦、梁实秋、李济、何炳棣、费孝通等学术界成名人物有关各自大学生活的回忆文集,凡16篇。书名的立意,出自1958年 6月5日,胡适在台湾大学法学院所作的一次讲演:《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一年又到金榜题名时。在高等教育制度上,学生如何选择科系,在中国的现当代是有着严重断裂的。给予大学生入学后,自己可以随意选择和调换科系的自由选学做法,既有诸多大师如留日的鲁迅弃医从文,留美的蒋梦麟由农学转教育学、胡适由农学转文学等诸多成功范例,但也不乏如《围城》中求学失败的清华大学 1933届毕业生“方鸿渐”同学。钱钟书先生在小说里写道:
  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人因天生无知而须后天求学,学得知识在心,习得技能在身,以求社会之用和时代之需,这是人生的宿命。在“知识为本、市场经济立国”的现当代社会里,求学失败必然带来人生的惨败,小方年近而立却无所立,乃成为现代知识青年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社会学典型。而这,也许正是钱先生想要通过《围城》告诉人们的某种深刻教训。
  那么,如何确立人生选择科系的标准呢?早在半个世纪前,胡适自己以一个六十八岁的“过来人”资格再三告诫台大的学生道:
  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蒋梦麟先生自述的转科系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在自传《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曾有《负笈西行》一章回忆自己的留学经历。如今被编者以《负笈留美》为题,选载于《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一书之中。蒋先生到美国旧金山后遇到的第一个房东是柯尔太太,她“很健谈,对中国学生很关切。她吩咐我出门以前必定要关灯;洗东西以后必定要关好水龙头;花生壳不能丢到抽水马桶里;银钱决不能随便丢在桌子上;出门是不必锁门;如果我愿意锁门,就把钥匙留下藏在地毯下面……”,由华入美的基本生活习惯入流的问题解决以后,紧接着是如何改变自己“半盲、半聋、半哑”的语言交流问题,随后遇到的还有从上海南洋公学的偏文科转学农科的科系选择问题。
  他当时的思虑是:“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末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同时我幼时在以耕作为主的乡村里生长,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为国家,为私人,农业都似乎是最合适的学科”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私心的考虑,认为“如果能在田野里多接触新鲜空气” ,对自己的身体一定“大有裨益”。
  当蒋先生在半年之后受到启发,认识到教育人才较之培育动、植物对中国的社会改造将更有作用时,他决定转向社会科学,于是选择了教育学,“我的大学生涯也从此步入正途……我的知识也在大学的学术气氛下逐渐增长”,他理性地自省到,“中国传统教育似乎很偏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我对知识的兴趣很广泛,可能就是传统思想训练的结果”。
  可贵的是,蒋先生还逐步建立起来了一种在自己的阅历中悟得的思想方法,并行之而有效,那就是“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他说:
  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我想,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心里有了这些观念以后,我渐渐增加了自信,减少了羞怯,同时前途也显得更为光明。
  蒋梦麟先生后来的事功,足以证明当初他转系求学的成功。
  当年胡适出国时,他的哥哥曾经特地嘱咐他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结果在他修习农学后,才发现“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因为他发现,其实自己感兴趣的是哲学和史学……
  因此,他才在自己成名以后的公开讲演中,“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而对美国公众讲演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的需要,以及对于由“对英、法、德三国文学兴趣的成长”而引发的对中国文学的眷恋,尤其是由着自己求知的兴趣,认真完成的对于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三大“学科程序”所应得的学分,使他完成了由农向文的科系转移。
  当胡适学成归国,在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有田炯锦(1899—1977年)在《北大六年琐忆》中回忆说:“在北大本科四年,听过许多教师的课,而印象最深者为 ……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每授一课,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发挥道理之用语繁简,恰到好处。我以后到美国上学,先后进过五个大学,听过十几位教授的讲课,只有意利诺大学政治系嘉莱尔先生,其讲课内容之丰富,表达之高明,可与胡先生相伯仲。”
  这说明胡先生晚年所自诩的:有时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复称“思想史家”,却从不明白自己“主修何科”“所学的是什么”,也从未以其为憾,真是一种成功者的自负!难怪他在讲演中要直言批评说:
  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视,带着近视眼镜去看自己的前途与将来。
  胡先生的告诫,是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其实《胡适选专业:大师们的大学生活》一书所能提供的,不仅如上述。无论是朱家溍先生被迫报考机械和水利系不取,而再考名登辅仁大学国文系(《辅仁求学记》),还是听从父亲安排,以求“既高尚又稳妥”医生职业的吴阶平先生(《用医学的眼光看协和》);无论是杨亮功先生在北大读中国文学三年而转学教育学(《五年大学生活》),还是李济先生遵循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所指示的读书法(《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本书确实能予人以思想启迪多多。
  (2007年6月19日夜)
  (收稿日期:2007-07-07)
  
 (ID: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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