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宋木文同志新著《亲历出版三十年》（以下简称《亲历》）和几家报纸发表的讲话与文章，深感《亲历》是一部记述新时期出版改革与发展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高屋建瓴，实事求是，史料翔实，论证周密，其事可信，其文可征，其人可敬。以我的有限学识和出版实践评论这部著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只能从我的经历和认识出发，谈一些读后的感受和体会。

　　从“文革”结束迄今的三十年中，木文同志前期参与并主持了全国出版行政领导工作，后期离开行政领导岗位后，仍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版协主席的身份，继续关注出版和版权事业的发展。不论前期或后期，我同他都有着工作上的联系和生活上的交往，在我心目中，他既是可敬可亲的领导者，又是可以相交和信赖的朋友。“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出版部门机构飘摇不定，人心涣散，工作百废待兴，局面十分困难。正是因为有木文同志在内的全国出版行政部门的一批领导人，向上紧紧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支持，向下密切联系广大出版基层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才有了出版领域的诸多拨乱反正，结束了“文革”十年造成的出版一片荒芜局面，才有了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颁布及以后一系列经济、财政政策的实施，才稳定了队伍，端正了方向，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推动了新时期出版的繁荣发展。现在来看这段工作过程似乎是轻而易举，读《亲历》的有关篇章会深感这一切多么来之不易。我也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与木文同志等出版界领导人有着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感受，读到《亲历》中若干重大决策制订和实施的曲折过程，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是1986年我担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主要领导时，首先面临全省图书发行萎缩局面，在上任伊始召开的一次发行会议上，叫难之声不绝于耳，发行萎缩迫使出版社出书难加剧。恰逢伍杰同志路过武汉，正好请他出席会议指导，得以稳定人心。1988年新闻出版署适时颁发了《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使我们明确了以发行改革促进出版社改革和两者相互促进的指导思想。深入进行发行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图书销量上升，出版社工作因之取得进展，出版发行工作被动状况有了很大改观，随后的出版会议上欢笑代替了叫难。这次读到《亲历》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当前改革的形势要求把出版社的改革与发行体制改革连在一起，捆在一起，作为整个出版体制改革的两翼，作为改革的整体来推进；而把连接着出版社与市场的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作为出版体制改革的重点进行突破”（548页）。这是木文同志对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湖北当时就是这样做的，取得了明显效果。

　　1991年，木文同志到湘、鄂两省视察出版工作，在湖北，足迹遍及宜昌、襄樊近十个县市。他十分重视新闻出版机构建设，在老河口市饶有兴致地听取了该市新闻出版局的汇报，肯定了该局经常管理同“扫黄打非”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和做法。他深有感触地说：“看来出版行政管理要抓好基层，基层不活，全局不活。” 他的抓好基层的思想对我触动很大，这次视察也有力地促进了湖北地市县新闻出版机构的建设。

　　1993年，木文同志离开出版行政领导岗位，我在此前已离职任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主编会刊《出版科学》。由于约稿，我们之间的联系逐渐多起来。收入《亲历》中的许多重要文章曾在《出版科学》上发表过，如《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关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通信》《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出版单位主办主管制度的由来与调整的探索》，有的是应刊物之约撰写，有的是主动给刊物赐稿。在与木文同志联系写稿过程中，我深为他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所感染，也为他详查史实论据、周密逻辑推理、认真严肃写作的学风和文风所折服。文章的一字一句以至一个标点符号都力求准确表达，往往付印前还字斟句酌修改文稿。我很同意谢宏同志读后感中的一段话：“木文同志如果不做署长，可能会是很有成就的出版专家、学者、管理者；如果木文同志没有这样的研究，光是做署长，也不会有这些研究成果。”（2007年6月6日《中华读书报》）上述文章的写作说明了这点。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木文同志深厚的学识修养。《中国出版通史》是填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空白的重点著作，从先秦到当代，皇皇九大卷，历时六年，近五十位专家学者参与编撰。编撰中有两个认识不一致的重大问题，一是出版起源，有几种不同观点；二是出版下限怎么写，难以把握。木文同志作为《中国出版通史》的顾问，在2006年8月5日的编撰会议上作了写好两头的讲话（已收入《亲历》，见896—900页）。讲话提出，不要把出版起源的某种观点绝对化，不能以现在的出版概念去否定古代的出版活动，不是确定一种观点而否定其他观点，不要相互排斥，而要用事物发展的观点，将几种看法相协调、衔接、融合，将其作为发展中的一种进步，一种阶梯，作为一个从出版萌芽到成熟、从不完整到完整的发展过程加以阐述。在讲《中国出版通史》下限时，他强调要保持与中央重大决策和重要理论指导方针的一致，同时在具体写某些事、某些人时拉开一点距离，要做些冷思考，有一点历史眼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木文同志的讲话，一下子豁然开朗。他站在全局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把这两个难解的结给解开了。讲话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不仅统一了思想，同时促进了编撰过程。

　　当前正在深入进行出版体制改革，我们要建立的出版体制，不是计划经济的体制，不是西方的出版体制，与工商企业的体制也有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亲历》中许多关于这方面的实践和思考，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柳斌杰署长在题为《“出版人”的责任和智慧》的书面讲话中，对《亲历》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亲历》提供的不只是一部书和历史，而是出版人的责任和智慧。他要求正在出版现职领导岗位上工作的每一位同志，都应当好好读读这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著作，了解出版业走过的艰难历程，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尽心尽职，做好本职工作。这实在不是应景之语和溢美之辞，而是出自内心的大实话，同样体现了“出版人”的责任与智慧。祝愿几代出版人共同创造的出版事业，走向更加繁荣发达的新阶段。

　　（《亲历出版三十年》（上、下），宋木文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出版，定价118.00元。）

　　（收稿日期：2007-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