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笔记》对编辑学的贡献-出版科学

　　刘杲同志出过三本文集。第一本《刘杲出版文选》和第二本《刘杲出版论集》中的作品，绝大部分是担任国家出版行政领导职务时写的，其中虽有许多个人见解，但又是代表出版行政领导机关讲话，带有职务作品性质。第三本《出版笔记》则是1993年底退居二线以后写的，发表自己的见解，属于个人创作。《出版笔记》中的作品分出版、发行、编辑、版权、议政、序跋等类。我的阅历有限，水平不高，无力全面介绍它的研究成果，只能就它对编辑学的贡献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重点谈《出版笔记》对编辑学的贡献，还有一点考虑，就是刘杲同志在这方面花的精力多，成果丰富，影响深远。从1992年10月到2006年2月，他一直担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连续干了三届。在这十余年中，他一方面团结组织研究队伍，精心规划研究活动；一方面身体力行，带头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其中使我深受教益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2003年10月，刘杲同志发表了一篇对话文章，题为《出版：文化是目的　经济是手段》（122—129页，本文中未注篇名的页码均指《出版笔记》的页码）。文章在分析出版业为什么不断发生问题时说：“原因很多。我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正确处理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没有完全到位。能不能考虑……进一步提出：在出版产业中，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文章接着从各个角度详细论证了提出“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原因和依据。这个论断鲜明而新颖，在出版界引起了广泛反响。赞成者认为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反对者认为脱离实际，不合时宜。

　　其实，他提出这个观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翻开《出版笔记》，宣传出版工作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己任的作品比比皆是，其中论述最全面、最系统的当数《牢记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134—158页）。这篇文章是 2004年作者在出版业“三项教育活动”培训班上的讲话稿。文中提出：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服务的对象是读者；内容是文化；途径是市场（在第三届全国音像电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的讲课提纲中，增加服务的条件是技术，服务的载体是产业，服务的保证是队伍），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阐述了“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出版观。刘杲同志所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为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这是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的集大成之作。

　　“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论断，是否只适用于出版业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诊断是从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中必然得出的结论。不肯定“文化是目的”，只讲两个效益的结合，常常是只要经济，不要文化，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论断，适用于需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的其他文化传播业。“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可以换一种说法：“文化传播：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这是一种出版理念，也是一种传播理念；一切文化媒介传播的目的都是传承文化，建设文化。

　　这种传播理念和编辑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以为这种传播理念也是一种编辑理念，一种编辑观，即文化传播编辑观。从出版这个局部来看，这种编辑观是出版学的理论基础；从文化传播这个整体来看，这种编辑观是普通编辑学的理论基础。编辑活动的性质、功能和发展十分复杂，编辑人员的职业责任、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都和它有密切关系。从下面各节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密切关系。 2　编辑学研究的发展思路与前景

　　关于编辑学研究的发展思路，刘杲同志提出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支编辑学到普通编辑学的构想。他在《致’95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的信》中说：“编辑学的研究从图书编辑学入手，对很多同志来讲，可能条件比较成熟。向外还有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多方面的编辑学研究。向内还可再分为辞书、科技图书等不同图书的编辑学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刘杲出版文集》566页）2000年4月，他重申“编辑学理论研究由个别到一般，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扩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进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 ”（345页）的发展思路。2003年4月，他又论述了分支编辑学研究和普通编辑学研究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说：“普通编辑学及分支编辑学研究，是先设计一个普通编辑学，再演绎到分支编辑学；还是各个分支编辑学都成熟了，然后再归纳为普通编辑学？恐怕难于区分先后，应该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378页）上述发展思路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在编辑学创建初期，研究者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的人占相当大的比重。从研究图书编辑学入手，有利于发挥他们的长处，能较快地取得研究成果。研究图书编辑学到重点研究图书编辑学的著作，如《实用编辑学》《书籍编辑简论》《图书编辑学概论》等，率先于1986年、1988年和19 89年出版，便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发展思路又是高屋建瓴，富有远见的。在倡导图书编辑学研究的同时，提出开展普通编辑学研究的任务。这样设想的依据是，分支编辑学与普通编辑学存在内在联系，普通编辑学的原理寓于分支编辑学之中。而图书编辑活动历史最长，是编辑活动最典型、最成熟的类型。随着图书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可以逐步认识编辑活动的共同本质和基本规律，为构建普通编辑学打下基础。根据这种发展思路，中国编辑学会在刘杲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了编辑规律（特别是编辑基本规律）、编辑活动的共性与个性，以及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研究，都取得较好的成果，为继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而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和著作，勾画出编辑学学科体系的基本轮廓。

　　1999年12月，刘杲同志又进一步谈到普通编辑学研究的前景。认为“中国编辑学的成熟当在下个世纪的中叶。”“成熟的主要标志：社会科学界和出版界都基本认可的理论体系，公认的学科带头人，出版、科研、教学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 ”“编辑学应当为编辑接受。编辑人才的培养应当具有更多的理论指导和理性思考。”（342页）刘杲同志预测普通编辑学的成熟在本世纪中叶，是比较冷静、理智的看法。目前有些分支编辑学的研究活动尚未充分展开，新媒介的编辑工作尚在形成和演变之中，对编辑活动共同本质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必然受到限制。因而普通编辑学的成熟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既要看到分支编辑学到普通编辑学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以建立普通编辑学为最终目标，又要看到实现最终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这就是刘杲同志关于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完整构想。

　　刘杲同志关于编辑学学科性质的意见，最早是在《致’95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的信》（《刘杲出版文集》566页）中提出的。他在信中说：“编辑学属于应用科学。它来自对编辑实践经验的概括，又用来指导编辑的实践活动。作为应用科学，包括编辑的应用理论和编辑的应用技术。这两个部分都是编辑学研究的内容。 ”他的上述观点鲜明精彩，富有说服力，很快就成为学界多数人的共识。

　　以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例如，他在《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中说：“编辑学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我认为，编辑学是应用科学。因为，编辑学有很强的实用性，不属于基础科学；有相当的理论内涵，不能限制为应用技术。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编辑学应当包括基本理论和实用技能两大部分。实用技能是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此外还应当有编辑史。实践经验是理论的基础。编辑史提供的是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321页）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重申了编辑学是应用科学的论断，还勾画出由编辑业务、编辑理论和编辑史组成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

　　编辑学属于应用科学的论断，对编辑学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它帮助研究者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提出合理的奋斗目标，既避免脱离实际、面壁虚构理论的化身，又避免只重业务知识、轻理论知识的狭隘经验主义。学会成立以后，按照建设应用科学的要求，在编辑业务、编辑理论和编辑史等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就的研究活动，为构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2000年4月的编辑学理论框架研讨会上，刘杲同志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如果说编辑活动就是出版活动的一部分，那编辑学就是出版学的一部分。可是这从横向和纵向的两个方面都覆盖不了。传播学如何？从传播两个字的含义来讲，是可以的，就是文化传播。但是从现代传播学来讲，有个麻烦，因为现代传播学已经被定为大众传播学了。而编辑活动并不都限制在大众传播活动里。这怎么办？出版有局限性，传播也有局限性。有的同志提出，传播学能不能扩大、能不能增容？这值得研究。”（346页）

　　我对刘杲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曾作过一些思考，并在2001年发表的《编辑学理论纲要》中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普通编辑学，和出版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并无隶属关系。由于时间短促，思考不深入，对三者的关系未能展开论述。六年之后，刘杲同志在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中，再次谈到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并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他说：“这个问题被涉及的频率很高，不过迄今为止似乎尚无定论。原先以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编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是文化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为什么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呢？因为编辑活动的范围大于出版活动的范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弄清这一点，有利于编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出版学的发展。”（412页）接着他举出两个例子说明出版学、编辑学没有分清造成的影响。一是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结果是编辑专业的职业资格；一是高校不能按照编辑人才、出版人才的不同要求确定培养目标。他这次发言没有提编辑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因为2000 年4月的发言和这次发言已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编辑学是文化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不是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刘杲同志的上述意见，对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只有被捆绑在一起的编辑出版学，没有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编辑学和出版学，何来作为独立学科、反映各媒介编辑活动共性的普通编辑学呢？出版学又怎能根据出版的特点，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提供指导全部出版活动的原理和方法呢？我希望编辑学、出版学界的同志都来关注这个问题，通过讨论、交流形成共识，以便编辑学、出版学都能作为独立学科健康发展。

　　刘杲同志在《出版笔记》中多处谈到编辑规律问题，尤其重视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研究。例如：他在1998年年会上的发言中说：“什么是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呢？能不能这样概括：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 ……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历史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它一次又一次淘汰那些落后的、粗野的、愚昧的东西，同时留下比较先进、比较文明、比较科学的东西。”“编辑活动的基本客观规律就是从这里派生的。不仅选择，还要加工。加工是创作的延伸和作品的增值，是编辑附加于作品的创造性劳动。”（313—314页）下面又接着论述选题策划、审稿加工各环节中的选择活动，层层剖析，鞭辟入里。

　　在《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中，他重申上述观点而有所发展。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选择，包括选优和创新。加工，包括内容和形式的优化。传播，包括复制成果和服务受众。”（321页）

　　另一篇集中谈编辑规律的文章是《编辑规律学习笔记》（405—408页）。文章的内容包括以下各项：“客观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编辑活动的规律和编辑活动的本质是同一的。”“编辑规律具有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按照编辑规律办事，就是坚持客观性和科学性，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编辑人员是主体，作品是客体，传播文化是目的，选择和加工是手段。”以下各段对传播、作品、选择、加工等逐项进行简明扼要的诠释。

　　这篇文章提出编辑活动本质和编辑活动规律具有同一性的新观点，给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另一种角度；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表述作了修改，将复制成果排除在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内涵之外，比上引321页的表述更加合理；强调“坚持传播文化、服务公众的目的是编辑活动的社会责任”，“是编辑人员安身立命的基石 ”，则切中时弊，震撼人心。全文首尾贯通，浑然一体，是刘杲同志对编辑规律问题全面、系统的论述。

　　当然，认识编辑基本规律需要经过长期探索的过程，目前编辑学界仍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我以为刘杲同志的贡献，不在于他是否提供了学界公认的观点，而在于他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和教育。

　　《我们是中国编辑》（367—369页）这是为学会会刊《中国编辑》写的代发刊词。作者以诗的语言和饱满的热情，全面阐述编辑的职业责任和职业理想。其中反复强调的是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和出版界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六七家报刊纷纷转载。

　　《我看复合型编辑人才》（384—385页）这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其中谈到：“ 崇尚文化是中国编辑的优良传统。当代中国编辑应当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己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是编辑的神圣职责。”这是对编辑职责的明确表述。

　　《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312—313页）这是1998年的一次讲话稿。讲话的开篇就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化典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在世界上引以自豪。那么，我们给后人留下什么呢？”“如果拿不出跟我们的辉煌历史相称的、跟我们今天重要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出版的成果，我们向当代和后世怎么交代？”“我希望从提高图书质量、多出精品、奉献传世之作的高度，强调编辑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推动编辑工作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效率。”这里谈的是编辑的职业追求。虽然是针对图书编辑工作说的，但其中倡导的讲质量，抓精品，追求经典性和长远生命力，同样适用于其他媒介的编辑工作。

　　《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409—413页)这是2006年的一次讲话稿。讲话中提出的第一个新问题就是编辑活动的价值取向问题。认为“在利益驱动变得空前强大的新形势下，编辑活动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文化价值取向与商业价值取向的关系以及对编辑活动业绩的考核如何真正体现正确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已经成为编辑学研究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410页）怎样正确处理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讲话中没有正面回答。但从作者的一贯主张看，不能因追求商业价值而牺牲文化价值，是必然得出的结论。

　　《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391—404页）这是全面论述编辑职业的文章，一共写过三稿。第一稿题为《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随想》，发表在《新闻出版天地》1997年第6期上。2002年修改为第二稿。《出版笔记》收入的是第三稿，是经过八年思考之后重新改定的，内容更具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其中归纳的12个“正确对待”的口诀，是简明易记、具有可操作性的编辑职业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