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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7年第六期  
 
目 录

卷首语
·本期的卷首语,请管理员修改 /
专论·特约稿
·创新是推动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 / 郝振省
编辑学·编辑工作
·试论编辑发现的思维品质 / 江 凌
·编辑加工中语言学的运用 / 于华东
·电工电子教材名词术语规范与常见错误探讨 / 韦晓阳
·书脊设计中常见问题论析 / 田海明
·图书成本控制的途径与方法 / 卓少锋
·校对人员如何提高磁盘稿的校对质量 / 张德智
出版学·出版工作
·试论我国出版者权的法律保护 / 赵 杰 谢 波
·集中管理——现阶段我国出版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 / 梁 峰
·新办科技期刊的四个定位 / 方 熠
·学习辅导类报刊的分版思考 / 闫银夫
·非医学专业出版社医学图书出版的策略 / 胡章程
出版史•出版文化
·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 / 李明杰
·略论缪荃孙编刻丛书的特色 / 杨洪升
·近代黄冈陶氏刻书考略 / 王海刚
港澳台出版•国外出版
·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电子教科书的发展战略与前景(三) / [英]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斯特灵大学信息服务处 著 徐汉斯 译
·布瑞尔学术出版社的商业模式 / 郑保荣 刘道静
品书录
·《书林清话文库》后序 / 徐 雁
·新的开拓 新的奠基 / 肖 舟
出版学·发行工作
·浅论科技期刊的经营策略 / 宫月华
·网络催生的特殊作者群:网络写手 / 严 红

 

新的开拓 新的奠基

——读《出版学基础》《出版学基础研究》兼议出版学的研究

肖 舟


  一
  前不久收到罗紫初先生寄来的两本新著——《出版学基础》和《出版学基础研究》。第一感觉就是著者在为成果定名时就很是费了一番思考——没有用通常的“ 概论”“导论”“原理”作书名,却是用了“基础”来统括他们的研究,有着深层的道理。出版学的确立是二十多年来困扰着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主要难题,不在此行之中是很难体会到的。
  它们勾起了笔者二十多年前的回忆,当即翻箱倒柜,终于找到22年前决定着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命运的一份文件。这是当时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发的《出版情况》第35期,发于1984年8月30日,其中刊载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在我的记忆中,这封信的全文好像还没有公开发表过(此文已收入《胡乔木谈新闻出版》— —编者),现辑录如下。
  
教育部:
  七月二十三日报告阅悉并同意。
  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此点姑不置论)。有一些近似编辑回忆编辑经验一类的书籍,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韬奋的部分著作和一些老报人的回忆里就有这样一些资料,近年出的书叶集(花城出版社)和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前些年出的重庆新华日报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回忆录(?)、三联书店纪念录(?)等,亦可资参考之用。类似的书可能还有。上海出的辞书研究是一种刊物,是专讲辞书编辑的,但内容很多可以举一反三。在历史上,我国著名典籍的编辑经验也有不少记载,不过需要收集整理而已。(顺带说,我还建议编辑专业应设辞书学、目录学、校勘学[中国就有这两类的书],编目、标题、注释、摘要、插图、索引等的研究和试验,印刷、出版、发行知识等科目。)据我猜测,国外的这类书籍一定是会不少的,例如:三联书店1963年出的《为书籍的一生》就是一本很有用的参考书。循此以求,则参考书究竟必非无法收集,是在有心人的努力罢了。
  我的知识太少,如找周振甫、吕叔湘、萧乾、杨宪益、叶君健、张志公(以上只是随意举例)诸先生,以及一些有定评的刊物、丛书辞书、年鉴的编辑,一定会提出许多具体的指示,使艰难的第一步便于成行。这是就北京说,上海、天津当然也不会缺少这样博学而热心的学者。
  这封信写给教育部(因不知直接主管人员),似乎有点大而无当。但为促成这个专业(或编辑、新闻专业)的诞生,我宁愿不惮烦言。教育部高教司可否协助北大、南开、复旦三校具体筹备此专业人员在暑期开一小型讲座,请京、津、沪的几位老编辑略有准备地分头讲几个题目,帮助筹备者能写成一门或几门课的教学大纲?因各出版社老编辑年老任重,请他们到校兼课的希望可能不大,当然我不反对。
  胡乔木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这封信中,乔木同志全面具体地谈到了编辑专业(后来发展为编辑出版专业)开创的蓝图及科目设置,除了编辑学的内容之外,还涉及多种相关学科:印刷、出版、发行等。
  据我所知,在此前一年(1983年),当时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就创办了发行专业。如按编辑出版学这个大范围来概括的话,武汉大学应该是全国同类专业的先导,领开拓之先。而且必然涉及编、印、发等诸多系列课程。
  为什么要回顾这一段历史?这是因为笔者同样经过了这一艰难的初创时期,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规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它必须科学、合理,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其中的难点就是出版学。
  当时的编辑学研究如火如荼,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参照。而出版学呢,成果寥寥,但是作为这个新兴专业,不开这门课,不进行这方面的教研必然成为漏洞,自然也带来专业建设上的倾斜、缺失。这恐怕是二十多年前困扰着各校办学的一大难题。
  它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对它的界定上。出版界对“出版”这个概念通行的有三种定义。
  第一,指把著作制作成图书报刊的工作。在物质载体不断出新的今天,也扩大到音像等一切可以传播知识信息的形式。它所涵盖的实质是制作过程,即指编辑在出版流程中“印”的阶段,也有专门的机构,如出版社中的“出版部”。这就是通常指的“小概念”,也是狭义的出版概念。
  第二,中概念。即通常所包含的出版三大板块:编、印、发。我国出版机构所指的“出版”即为此。这是最常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概念。
  第三,大概念。即广义的概念。这是在中概念的基础上,加上了“评、读”两个环节。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编辑出版界的权威人士提出来的,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这一观点认为,出版物如果真正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是编好印完卖出去就了事,必须注重后两个环节的开发。必须把“评”作为编辑出版的一个重要内容去对待。“评”除了其学术功能以外,或是作为出版物的重要宣传手段,或是给出版物造成它外部销售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只有通过 “评”这一环节,才会全面而充分地让读者完成“读”这一环节。读者读了,理解、吸收、消化了,无论接受与排斥,才算真正完成了出版,完成出版物作为一种物质的精神产物所达到的全部功能。这是一种很有见地、极有道理的说法,虽然热过之后又被社会逐渐冷落,但其不失为一种持之有据的定义。
  就以上不难看出,二十几年来研究出版学之难的第一障碍就在于怎样界定“出版学”的范畴,它必须和应该包括着什么内容。作为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首先也就会碰到难以回避的专业性难题:如果用中、大概念去阐述,那么,好了,一个专业,甚至一个系都会被这一门课把整个教学囊括进去,这自然不可行。在几年的苦思冥想之后,权宜地采用出版的“小概念”,成就了一门专业课:出版学概论。范围定在“把著编译者创作的精神产品,通过‘物化’的手段,在法制的制约和管理下,广泛地复制为可以输送给受众的出版物的综合过程”。
  “出版物化”的过程是广义出版流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和编辑过程异常相似。都是在出版的目标和共性基础上,充分体现出“出版物化”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大量的具有创作个性的复杂精神劳动。这一过程中的几十个环节,成百个变化着的因素、条件,都要进行准确选择和优化,才能相当完美地将精神产品转化为推向社会的物质商品。
  此后十多年,我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出版学建构的探求,还特别为这种学理进行分析,可惜收获不大,准确地说,难就难在找准切入点,也很难厘清和编辑学等兄弟学科的关系。
  二
  但是,无论怎么难,有如何多的问题在搅扰,出版学的大厦也必须要建构起来的。否则,“编辑出版学专业”在高校众多的学科就无自己的立锥之地。
  1984年,叶再生先生出版了他的《编辑出版学概论》,这是国内第一本联系到出版学的著作,它涉及到出版历史、现状、趋向等方面。对编辑出版(注意:不单单从出版的角度,而是将编辑和出版二者合成)的原则、内容、形式、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及国际出版概论都作了论述,对编辑出版工作从经验到理论的转化提升,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但从中还没有清楚地看到“出版学”的轮廓。
  1992年,彭建炎先生编著了《出版学导论》,这是国内首部冠名研究有关出版学的著作。它力图将出版学的框架树立起来,将出版的历史、功能、作用、基本原理、组织系统和结构、业务流程,甚至有关出版的经济学理论也概括进来。 1997年,令人企盼的《出版学概论》终于问世,它是在千呼万唤之中,集中了出版科学研究的精英,由时任出版界领导职务的袁亮先生主编完成。它是国家教委 “八五”规划教材,同时也是新闻出版署教材的重点项目,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所出17本丛书中的一册。之所以引起关注,就是因为它应达到示范、定音的意义和作用。
  全书介绍了出版物、出版工作、出版系统、出版过程、出版原则和方针、出版法制、出版自由、出版队伍、出版与社会的关系、出版与市场、出版中的国际交流、出版管理、出版现代化等,内容全面而繁复,并以开放的角度,将不同的学术观点容纳其中,力图集思广益地探求出版规律,建构出版学的框架。
  笔者当时参与了丛书的编审,太盼望这本力作能够在编辑出版界起到振聩和定鼎的作用,给这一学科打好基础,然而,社会反响并没有预期的那样乐观,特别是在出版界。
  难就是难题,但无论如何学者们也必须攻破它。
  2002、2003这两年,是出版学研究的深化时期,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余敏主编的《出版学》、邓本章著的《现代出版论》及张志强主编的《现代出版学》等,这些著作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出版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出版的理论与实践,出版的宏观与微观,出版的发展与创新,出版的环节控制与经营管理,出版人才的培养与建设,出版法规的阐释等几乎所有出版要素都有着全面、系统的论述。有的著作甚至还划出理论出版学和应用出版学的范畴,是一种突破性的尝试。
  在国外,早有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出版过以《现代出版学》题名的著作。但其主要是反映日本出版概况及学者对日本出版研究的综述,并兼及有关编辑出版、媒体的各种问题。虽然也偶有涉及出版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却似乎与我国学者追求的目标不太一致,说的不完全是一个内容。
  自然,更不用说学者们早已熟悉的所谓“出版圣经”——英国出版商斯坦利·昂温在1926年就问世的《出版概论》,美国出版商德索尔于1974年出版的《出版学概说》,大抵也都是如此,并没有给严格意义上体系化的“出版学”画出大致的轮廓。
  三
  一门学科的生成、发展历来要置于两个必然的前提条件下:一是社会(或自然)的要求,这是历史、社会及科学的进步使然,即迫切性,有着“无它不可”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学科本身的特殊:它的内涵已具备成为有别于相邻学科的学术系统,有自身发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空间。出版学就整个出版事业而言,上述的条件不言自明。“书籍记录着历史,历史创造了书籍”,这一出版人熟稔的格言,完全可以说明出版学建构的需要与必然。
  从20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学者就直感地提出过“出版学”的概念,但其所指并不明确。直至20世纪60年代,日、韩学人相当热衷于“出版学”的研究,虽力达完备,却语焉不详,思路、脉络也不很明晰。最有代表性的即为前面提到的清水英夫的大作,它恐怕是世界上第一本以“出版学”标题的著作,但其意义和作用,却在于肇始,而不在于体系和内容。
  再以后,世界对“出版学”的研究聚焦,一类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人类的出版活动,充满社会和人文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版学框架;而另一类则是从商品化的视角,从经济、法律、管理、技术等诸多方面去体会其中的经营之道。这从我们引进的各种西方译著中不难看到。前者以我国学者为代表,后者以美、英等国家的出版商(家)为典型。
  经过数十年的积淀,“出版学”的架构亦是归一趋同的大势。在笔者看来,罗紫初、吴赟先生等人的《出版学基础》及《出版学基础研究》可说是这么一种提炼和升华。
  就这两本姊妹篇的著述、编纂情况,凡熟悉出版学就里的人都会觉得颇为巧妙:《出版学基础研究》是配合“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学》学习的参考书,分为《观点集粹》《术语精要》《习题解答》《案例实证》《论文索引》《论著推介》《模拟试题》七大部分。将这一难度很大、颇有学术争议的所有资料置于前,再着手完成《出版学基础》一书。这就占了主动,占了先机,将有关“出版学”中一切的一切都摆出来,然后再去提炼、著述,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虽然是国家级教材,但却不完全是“编”的。《出版学基础》是一本介于教材与专著之间的书。它从探求出版的规律与内涵出发,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经营管理学、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学,还密切联系到出版的新兴高科技等学科,试图从更为宏观的角度,高屋建瓴地说明出版的内容,概括出版的本质。
  著者的工夫显而易见:想方设法、苦心孤诣地为出版基础定位;力求从全新的视角去为出版立言;很是精细地欲和二十余年来已轰轰烈烈的编辑学划出都能认可的“楚河汉界”,但又科学而不舍地强调和它的联系。难就难在这里,妙也妙在这里。
  就出版学的建构而言,核心在于出版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学科性质、特点、研究目的、与相邻学科的联系和区别、总结研究手段和方法、展望出版学的发展趋势,以及要前卫地提出解决的专业问题,等等。本书将出版学定位在社科类的应用学科上,指出其特征一是应用性研究;二是“以一个具体的社会部门和系统(即出版发行)作为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三是出版学应该也必须“对出版实践有着非常直接而明显的指导作用”(第15页),特别强调这种指导意义的专指作用,并且提出了系统的出版学方法论。
  早在上世纪末,罗紫初教授就出版了《出版学原理》一书,世纪之交,又出版了《出版发行学基础》,其间,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辛勤坚韧地求索让人感慨。而到了今天的《出版学基础》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系列。持一家之言,达自圆己说。
  一门学科的建立与认可,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戮力而为。以罗紫初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中坚,坚实地拓出了极具开创性的一大步。
  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社会一旦有了新发明、新科技,首先用于军事上,继而则施惠于出版。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史充分证明这一点,人类自己历来如此眷顾这个产业。当下,以计算机为龙头的高新科技给传统的出版带来了千年一遇的变革,出版人都感受到了这种翻覆。其中最显目的,就是荧屏正在覆盖着纸面,网络正在迅速地改变着精神产品的物流。
  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之后,计算机网络能把人类社会、把出版带到哪里?现在任何高明的科学家、出版家都难以预测。可以肯定的是,冲击会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深广,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图书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出版更不可能消亡,反而会在高新科技的助力中升华。
  从另一角度来说,社会越是发展,精神产品在社会总体消费中的份额就会越大。出版,这种兼具精神与物质双重生产特性的产业,必定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许多发达国家的出版业竞相成为支柱产业就是明证。然而出版市场的繁荣前提是法制化,而这一点,恰恰是出版学研究的重头课题。笔者以为,这也正是《出版学基础》要继续强化研究的内容。
  (《出版学基础》,罗紫初、吴赟、王秋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定价32.00元;《出版学基础研究》,罗紫初、吴赟、马北海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定价45.00元。)
  (收稿日期:200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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