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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一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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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编辑的现代意识 /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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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辑绩效考核的认识与思考 / 徐英英
·根据实洋/总成本曲线对图书印数进行优化控制 / 黄新路  张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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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出版文化
·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业遭遇的重创 / 王 静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 胡程立
·丛刊和丛刊的异化 / 徐柏容
·王振羽《梅村遗恨:诗人吴伟业传》读后 / 徐 雁
港澳台出版•国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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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提价和它生长的传媒时代 / 黄 端
·未来图书销售之道 / 赵 文
·浅谈如何建立“农家书屋”长效运行机制 / 吴天侠
·发行集团应重视“三支队伍”建设 / 吴启中

 

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业遭遇的重创

王 静
摘 要: 本文从资产损失、营业缩减、编辑出版生产力下降三个方面,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出版业遭遇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打击,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而衰。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出版业 重创



[中图分类号] G23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01-0081-03
[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heavy losses of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reduction of capital, business and produc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also tells us that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urned prosperity into decline at that time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Publishing industry Heavy losses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进犯卢沟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了序幕。8月13日,日本海陆空三军大举攻击我上海守军,淞沪战役爆发。到1937年底,抗战不到半年,华北危急,平津早已沦陷,沪战不利,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在这种大动荡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以北平、南京、天津为次中心的我国现代出版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抗战前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被彻底遏制,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而衰。
1 资产的损失
战争给予出版业以重创,首当其冲的是资产上的损失。这种损失,有被日军故意炸毁的,有被敌人强行劫掠的,有在转移和疏散中丢失损耗的。“八一三”事变中,“各家厂屋之在租界外者,多有损毁”[1]。那些原本本钱小、基础弱的小出版社和小印刷厂,不少从此陷入绝境,再无复出。对于那些大的出版和印刷机构来说,虽不至于到致命的地步,但房屋建筑、机器设备、书刊文具等有形资产的毁坏,从记录的材料来看,却也是异常怵目惊心。
商务印书馆,全国出版机构中规模最大者,在八年抗战中所受的损失,亦为全行业之首。被日军轰炸、焚烧、查封的商务分支馆和工厂达34处(重复遇难不重复计)。机器仅上海、香港两地就损失365台,加上长沙前后损失的2台共367台。被日军“征用”的铜模、字铅、纸张、油墨等原料无算。仅珍珠港事变时上海、香港两地被没收的书籍即达1520万册。完全炸毁的房屋建筑达10处,严重损坏的有13处[2]。
中华书局,因上海总部的发行所和印刷厂在租界范围之内,“八一三”事变中损失尚小,但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大祸便随之降临。发行所和书栈中的书籍文具,被日军拉走和销毁者,数量多达60余卡车,半载后虽曾收回一部分,然不及被毁之数的万分之一。由原中华书局印刷厂改组而成的“永宁公司”,在“孤岛”陆沉后,被侵略者指定为“军管理”,交由所谓的“华中印刷公司”经营,由日本人主持,所有印件,任意拆迁,原贮物料,任意取用,损失十分惨重。中华书局设于香港的印刷厂,1941年12月8日,先是中弹两枚,接着房屋及货栈被日军侵占,所有机器材料及账册文件等,均陷于敌手。其他遍布各大城市的分支机构,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1948年中华书局股东常会所作的《十年来之报告》中,列出查明有损失的各分支局数量,共达42处之多[3]。
世界书局,在沪战开始不久,即遭到敌人疯狂的破坏和无耻的掠夺。《申报》(上海版)1938年11月21日,以《两慰问电》为标题对此作了报道:“本市世界书局,为国内三大书局之一,出版教科图书,素为社会欢迎,对于文化上确有相当贡献。本月二日,该书局发生炸弹案,各界甚为关注,纷纷前往致问。……又讯,在虹口大连湾路世界书局印刷总厂内,装订完成之大量书籍,前曾由日方先后选出两批,总数约达四百万册,一并运驶回日。昨日上午六时,又有第三批书籍装入麻袋,约共一千余袋,总数又有百万册上下,由运货汽车运至汇山码头,装上运输轮安特劳夫号,转运赴日。”
开明书店,在日军进攻上海的第二天,总管理处、编译所及所属的美成印刷所,便为炮火所毁,仅存梧州路的发行所和外地几个分店,损失达80%以上[4]。仅存的一点货资、存稿以及借来的印刷器材,在租船运往武汉的途中,又遭日军抢劫。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这四大书局,是抗战前中国出版业的中流砥柱,无情的战火摧毁了他们的基业,也大大损害了整个中国出版业的元气。
八年抗战期间,战火随时局的变化而蔓延,出版业也一次次经历着浩劫。1938年8月,长沙“文夕”大火,这一把火,使来不及撤走的长沙大小书局,绝大部分化为灰烬[5]。1944年春,湘桂战事爆发,衡阳动摇,桂林市当局下令撤退,被称为战时“出版城”的桂林出版业,苦于书籍笨重价廉,无法出高价租到车皮把书运走。许多出版业者,只带走了纸型,城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存书,与桂林城一起同归于尽。而有能力运走的出版业者,在撤退途中又遭遇两次大劫。第一次是1944年7月间,柳州车站附近专堆托运书籍的仓库发生火灾,第二次是金城江火药库爆炸,祸及堆书的临时仓库。从桂林城中抢运出来的书刊,经过这两次大火,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安全到达重庆的,估计不到百分之一二[6]。
重庆作为战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也是出版业集中地带。既为都城,便成为侵略者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重庆是中国遭受日机野蛮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城市。1939年5月3日、4日,在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下,《新华日报》印刷厂、编辑部、营业部被炸毁;《大公报》排字车间被掀翻;《西南日报》馆被荡平;《新民报》和《国民公报》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都邮街的商务分馆被烧;白象街的商务货栈中弹,房屋被毁;冉家巷的生活书店总管理处,陷入火海包围;读书出版社新装修的门面房,成为一片瓦砾;广益书局的所有货物于1938年5月25日被敌机悉数炸毁,这个前后曾印行1000多种图书的老牌书局,亦就此歇业[7]。
2 营业的缩减
战争造成出版业的巨大创痛,不仅限于有形资产的损失,严重的创伤还在于营业的缩减和编辑出版生产力的下降。战争年代,物力维艰,许多读书人颠簸流离,购买力大为削弱。战火摧毁了大批学校,在校学生人数锐减,直接影响教科书及相关参考图书的销售;而另一方面,迁到后方的大批学校,又因运输及印刷能力方面的一时不济,一度还出现“书荒”,两两相加,出版营业上的损失,可想而知。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图书市场先后被敌人侵蚀。敌占区的图书营业情形,可谓萧条至极。沦陷后的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1938年一、二月份的营业额计7950元,仅及战前同期的16%,减少了41855元;天津分馆,1938年一、二月份的营业额计694元,仅及战前同期的1.47%,减少了42056元;保定分馆,则几无营业可言[8]。中华书局在沦陷区的原有分支馆同样命运悲惨,停歇的停歇,没有停歇的北平、青岛、张家口、邢台、保定、太原等分馆,也只能以文具、仪器、古书、工具书等应市而已[9],不能有什么作为。抗日的书刊断不给卖,一般的图书也往往会触犯敌人的禁忌,原来作为出版业大宗的中小学教科书,因敌人实行奴化政策,而被禁售或没收。另外,战时交通困难,运输力量不足,邮路常有不通,均给出版部门的营业,造成许多不便和无形损失。
3 编辑出版生产力的下降
在编辑力量和印刷生产力方面,战时与战前相比,亦出现了相当大的倒退。战祸发生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大书局迫于形势,纷纷裁撤员工,许多训练有素的编辑离开了岗位。战前中华书局编辑所职员总数有166人之多,“八一三”事变后,仅留少数人员保管文件,维持对外关系,其余均被解聘。193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依赖雄厚的编辑力量,共出版图书杂志约500册(种),总计2800万字[10],这样的出版规模和速度,在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大敌入侵后编辑人员不得已离去,其直接结果是许多期刊告停,出书数量随之锐减。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中华书局的《新中华》《中华教育界》《小朋友》,开明书店的《中学生》等在战前非常有影响的文化教育期刊,都是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宣告停刊,而且一停刊就是好几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日出新书已达3.33册(种),自“八一三”后,商务则告诉读者“自十月一日起,每日暂出版新书一种”,缩减到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到1942年以后,就连旧书重印加在一起,商务也达不到“日出一种”的地步了[11]。在出书结构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中华、世界在注重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一般图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到了抗战这一非常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的三四年时间里,书局经营者从销量考虑,大量缩减了一般图书和学术著作的出版。这种出书结构的调整,从文化发展的长远来看,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战争迫使中国出版业向大后方转移。在后方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出版业,面临着印刷水平落后、印刷力量不足的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后方的出版造货,主要依赖上海“孤岛”和香港。出版者宁愿舍近求远,不避千里路遥,将书稿或纸型送往上海和香港印刷,然后又将堆头笨重、运费高昂的图书,不无危险地运回内地销售,反映了大后方印刷能力之薄弱和出版人的无奈。原本基础很差的大后方印刷业,抗战开始后虽慢慢得到发展,但跟上海和香港相比,依然显得印刷价格既高,质量又不好。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昔日的造货基地上海租界和香港,先后被日本占领,国外进口的纸张来路又随之断绝,大后方的印刷用纸和机器材料顿时紧张起来。在抗战后期,纸张甚至实行配给制,当地的土纸也派上了大用场。为了节约,版面尽可能细密,文字印在又黄又脆的土纸上,往往模糊不清。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翻看那个时期印制的粗劣如此的出版物,确能深刻体味到,战争打击之下出版业的艰难。对那个时期那种条件下出版人所作的文化努力,亦不难生出由衷的敬意。
注 释
[1][3][9][10]十年来之报告[R].中华书局股东常会,1948-03-28:2
[2][8][11]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C]//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47,153,159-167
[4]章士.章锡琛与开明书店[J].出版史料,2003(3):76-85
[5][7]熊复编;张定华等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50,374-375
[6]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N].大公报,1947-05-18
(收稿日期:2007-11-10)
 
 (ID: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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