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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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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略谈冯梦龙通俗读物的编辑思想

胡程立
摘 要: 冯梦龙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通俗文学编辑巨匠。他编辑通俗读物的主旨是浅、俗、真,即浅近明白、通俗易懂、情理皆真。这一指导思想对现代大众文化出版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冯梦龙 通俗读物 编辑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01-0084-04
[Abstract]  Feng Menglong, a famous popular literature editor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The keynote of his editorial works is simple, popular and authentic,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modern mass publishing business.
[Key words]  Feng Menglong Popular literature Editorial thought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号墨憨斋主人,南直隶长洲人(今江苏省苏州人)。明末清初杰出的通俗文学大家,也是一位富于编辑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编辑巨匠。他一生编辑了大量的小说、戏曲、时调、笑话、谜语以及科考辅导读物,其中以“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等拟话本、文言小说类编、传奇、民歌成就最高。他把这些“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读物提到了“六经国史之补”的高度,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民间文化财富。
1 生平及主要编辑成就
冯梦龙出生于明中后期封建统治阶级的名门世家[1],封建家庭对冯梦龙的要求和希望,自然是读书、仕进。冯梦龙一生热心于科举,不忘怀于仕宦。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并不如意,二十岁左右成为诸生,56岁时才取得贡生资格。青年时代的冯梦龙才情跌宕,风流蕴藉,文从简说他“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2]。冯梦龙兴趣广泛,博览群书,精研典籍,在“澜翻廿一史”的同时,干着“修词逼元人,纪事穷纤委”的事,“笑骂成文章,烨然成霞绮”[3],不同于一般只读四书、揣摩八股、应举赶考的士子。钦佩者称奇人,鄙视者呼狂士。
冯梦龙科举上的失意和“学道毋太拘”[4]的学习态度,使他既能接触封建文人的经史子集,也能接触流传在民间的通俗文学,造就了他旷达不羁、徵逐秦楼楚馆的狂士性格,甚至一度过着“逍遥冶艳场,游戏烟花里”[5]的生活。崇祯三年(1630)他取得贡生资格,任丹徒教谕,四年后出任穷乡僻壤的福建寿宁知县。其间,一介书生的冯梦龙经济状况甚为窘迫,为求得衣食来源,选择了坐馆和编书。从万历三十年(1585)前后收集时兴歌曲起,到崇祯初年约三十年间,他的主要社会活动是从事编辑工作,把精力倾注在通俗文学上。
冯梦龙所做的编辑工作是各式各样的:采访民间口头创作,编辑成书,如《挂枝儿》《山歌》;从各代正史及野史笔记中搜集可笑可憎的事态,略加点评成书,如《古今谈概》(即《古今笑》);辑集上百种单篇话本,作一番整理加工成书,如“三言”;依据一部书,撷英去繁,评纂成书,如《太平广记钞》;搜集情节可观的戏曲,删除枝蔓,按谱订正成书,如《墨憨斋定本传奇》;增补修改他人的作品成书,如《新平妖传》《新列国志》;采集名家新制,依谱查定,细加批阅成书,如《太霞新奏》;整理历史资料,以智导人,提倡情教而编纂成书,如《智囊》《情史》。
他在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正是借助于开创性的编辑思想和精当的编辑手段来实现的。冯梦龙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史上最具个性和最活跃的时期。明中叶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商品生产和交易日益繁荣,沿长江、运河以及京辅一带,大都会兴起,市民阶层渐有声势,他们为中国出版业准备了新的读者群。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削弱了封建专制统治,刺激了明代私人出版业的繁荣,思想文化领域吹进一股强劲的人文主义新风。以冯梦龙为代表的一批市民文人,他们敢于公开张扬自我意识,既是市民的精神领袖,又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主要领导者和创造者。当时的书商为了适应市民群众的需要,曾约请他们从事写作和编辑,为冯梦龙刊行《醒世恒言》的叶敬池,与冯梦龙同时的凌蒙初,都是晚明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他们与市场息息相通,揣摩广大读者的需要,或自写自编,或辑集前人著述中某些专题材料,加以评赞批注,编纂成书,报酬以银两计,可以认为他们是近代职业编辑家的前身。这在中国编辑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2 冯梦龙编辑思想的灵魂
冯梦龙称赞民歌“最浅最俚,亦最真”[6]。这实际上是他编辑通俗文化读物的主旨。“浅、俗、真”构成他编辑思想的灵魂。“浅”是浅近明白,“俗”是通俗朴素,“真”是真实,出于至情,情理皆真。
2.1 对“浅”的尊重
我国古代,民歌、小说、戏曲难登大雅之堂,不为封建正统文化界所接受。顾炎武《日知录》认为,词人的“淫词艳曲”,“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8]明代在俗文化繁兴的背景下,民歌流行广泛,影响很大,形成“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9]的局面。它以浅显易懂、真实生动的强大艺术力量,影响了李攀龙、李开先、俞琬纶等一大批文人,冯梦龙更是其中的主帅和领头者,使他们开始爱上这类为正统士大夫所不屑一顾的通俗作品。俞琬纶在《打枣杆·小引》中云:“街市歌头耳,何烦手为编辑,更付善梓若欲不朽者,可谓童痴。吾亦素作此兴,尝为琵琶妇陆兰卿二百余首,间用改纂。不谓犹龙早已为之,掌录甚高,点缀甚之。”[10]
冯梦龙深受李贽、袁宏道等激进派思想影响,将民歌、戏曲与小说同汉文、唐诗、宋词等量齐观,在他看来,民歌山歌虽是桑间濮上的田夫野竖口头创作,但因情真而文真,显示其可贵之处,他在为《山歌》所作的序中说得很清楚:“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竟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真情不可废。”他编的另一本山歌集——《挂枝儿》,共三百九十首,有集自民间的歌谣,有伎女赠送的小曲,也有文人的拟作,绝大多数来自民间。冯梦龙编辑此两集,持很审慎的态度,有选择、有去取、有更订。“凡认为平淡乏味,悉不辑录;全篇尚奇、真、自然,而内有败句,便更而存之;虽平淡无味,但凡流传已久,则姑且保存弗去”[11]。冯梦龙对民歌的编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想倡导一种向民歌学习的风气,充分体现了他对民间文学的尊重。要是没有冯梦龙的编辑工作,这些口头创作的民歌也许在传唱中自生自灭,永远消失在时光隧道中了。
除此之外,冯梦龙在他一生的编辑实践中,还多处体现了他编书求“浅”的精神。冯梦龙认为宋李昉所编五百卷《太平广记》,卷帙浩繁,内容博奥,因而流传不广。于是芟繁就简,缩编为八十卷,并加以评点解释,刊刻成《太平广记钞》,作为前者的普及简编本发行,受到读者广泛欢迎。李长庚《太平广记钞序》谓:“(《太平广记》)宏肆幽怪,无所不载,犹龙氏掇其蒜酪脍炙处,尤易入人,正欲引学者先入广大法门,以穷其见闻。”[12]这一评价很有见地,并非溢美之辞。冯梦龙编的应用文大全《折梅笺》,从契约、请帖、礼单、贺词、祭文以及信函乃至情书格式,应有尽有。他以其旷世之才编这样一部浅显的实用读物,正是他编书求“浅”的实证。
2.2 对“俗”的追求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13]。在冯梦龙看来,文艺作品要发挥社会教化的功能,首先要通过传播,为读者所接受。因此,他把作品的通俗化视为传播久远的重要因素。通俗实际上代表了市民阶层的读者需求。冯梦龙早就注意到市民商人这一读者群体。万历十四年(1586),他在沈德潜家中看到《金瓶梅》钞本,便极力怂恿书坊购刻此书[14],既显示了他的商业眼光,又显示了他作为编辑家对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敏锐认识。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叙》(署绿天馆主人)中说:“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他把通俗看成是图书能否受到读者欢迎、“谐于里耳”的关键,所以致力通俗成为他终生编辑工作的追求。举“三言”为例,“三言”120篇,涉及男女爱情的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反映城市生活中官僚之间、家庭内部之间矛盾的题材约占到五分之一,还有一些为歌颂友谊及反映神仙怪异之类的题材,有的小说甚至是以当时发生的真人真事为基础编写的,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可在《明史·沈炼传》中找到影子。冯梦龙在编“三言”的过程中,所采明代拟话本占大部分,这些话本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题材贴近现实生活,象《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篇描写商人的小说,就像当时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其中夹杂着因果报应与劝戒,十分切合明代市民阶层读者的口味。
冯梦龙所更定的剧本、订正的词曲谱,也都是为了剪去讹误杂芜,确定正声。吴梅在《顾曲塵谈》中评价冯梦龙更定的剧本:“曲白工妙,案头、场上两擅其美。”[15]冯梦龙力纠明人传奇多只顾案头阅读把玩的特点,充分考虑剧本要易于在舞台上表演获得观众认可,在更定时既讲究句子的口语化、生活化,又讲究语言的雅致、韵味。因此,他编定的戏曲,出现了坊间“竟购新剧,甫属草,便攘之以去”[16]的局面。由他更定的剧本中有许多一直演出不辍,现今昆曲演出中的《春香闹学》《游园惊梦》,采用的仍是他修订的《牡丹亭》定本。
2.3 对“真”的坚持
真情渗透在冯梦龙编辑的全部文学作品中。男女之情作为人情的基础,成为他编写小说、词曲和剧本的灵魂和血肉。作品的故事和作者的美学理想,通过至情达到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冯梦龙借助编辑活动,表达他针砭时弊、改良政治的愿望,并借此影响人、教育人,这是职业编辑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正如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通俗读物不是“一时的兴奋剂”,而是“早晚果腹的食粮”,要使民众成为健全的公民,则“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都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受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17]。冯梦龙编辑《桂枝儿》和《山歌》,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编辑《智囊》和《智囊补》是为了用智慧之火照亮黑暗的人世社会;纂辑《笑府》《广笑府》和《古今谭概》是为了揭露和鞭挞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美可代舆人之诵,而刺亦违乡校之公,此诚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快事也”[18];而《情史》的编辑,则是“择取古今情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19]。“三言”的编辑,亦不例外,他把这三部小说集命之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用意是:“明者,取其可以道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20]这就是说,要通过这些小说来劝谕世人,警诫世人,唤醒世人,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21],使之成为“六国经史之辅”[22],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然,由于所处的时代及世界观的局限,冯梦龙用来教育世人的,并不全是进步思想,但其进步意义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应当特别指出,他的“真”是代表市民阶层情感的真。与这一读者群情感的沟通,在冯梦龙是非常明确和自觉,从而孜孜以求的。
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商业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市民文化”[23]。虽然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但大众文化的内核不变。大众作为这一文化的主体,既是制造者,又是传播者,更是消费者。表面看,大众文化似乎浅薄庸俗甚至令人有泡沫感,但不能不承认隐藏于光怪陆离之中的对真、善、美亘古不变的追求。一代通俗文学编辑巨匠冯梦龙,坚持以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启迪民智,以“浅”“俗”“真”的作品来影响人、教育人,对于现今的出版工作者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 释
[1][11]陆树仑.冯梦龙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9,83
[2]文从简.赞冯犹龙[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9
[3][4][5]王挺.挽冯梦龙[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1
[6]冯梦龙.挂枝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40
[7]顾炎武.日知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609
[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
[9][1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52,652
[10]俞琬纶.打枣杆·小引[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48
[12]李长庚.太平广记钞序[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32
[13]冯梦龙.警世通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71
[15]吴梅.顾曲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
[16]冯梦龙.墨憨斋订本永团圆叙[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12
[17]顾颉刚.通俗读物的重要性[N].云南日报,1939-01-08
[18]梅之.叙谈概[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12
[19]冯梦龙.情史叙二[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34
[20]冯梦龙.醒世恒言序[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85
[21]冯梦龙.古今小说序[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80
[22]冯梦龙.醒世恒言序[C]//(明)冯梦龙撰;高洪钧校.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85
[23]邹广文.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2
(收稿日期:2007-11-27)
 
 (ID: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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