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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二期  
 
目 录

卷首语
·努力实现宣传思想工作总要求 / 珞 珈
专论·特约稿
·数字复合出版催生出版新业态 / 田胜立
编辑学·编辑工作
·试论校对的两种功能 / 周 奇
·从再版教材开发谈教材开发平台建设 / 王冰平 唐圣平
·可遇可求话选题 / 杨进刚
·品牌图书的炼成及相关构成元素广告特性的设计 / 雷绍锋
·科技期刊编辑部实行目标管理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 曾 莉
·名牌栏目——学术集群的形成与凸显 / 吴忠才
·谈现代图书编辑的“博”与“专” / 刘川民
出版学·出版工作
·地方出版集团主业发展困境及应对策略 / 黄 嗣
·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 陆小静
·试析科技书刊互动 / 高 炜 陈小滔
·创新:出版的生命 / 陈国平
出版史•出版文化
·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后方大转移 / 吴永贵
·我国近代第一个词书专业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 汪家熔
·浅论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 / 陈 静
港澳台出版•国外出版
·在对立的声音中寻找真理 / 田力娜 徐丽芳
·自然出版集团的学术期刊出版模式 / 刘锦宏 闫 翊
品书录
·中国图书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研究的力作 / 刘苏华
·《藏书与读书》的心路历程 / 徐 雁
博士论坛
·试论出版评论 / 范 军
·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 / 方 卿
发行学·发行工作
·报刊发行的资本运营 / 黄 端
·期刊活动笄经典案例及其启示 / 杨青
·网络杂志出版现状及推广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张腾军 张贤平
博士论坛
·关于出版学本科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 / 周蔚华
·试论出版机构供给行为的经济学机理 / 吴赟

 

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后方大转移

吴永贵
摘 要: 本文论述了抗战爆发后我国出版业退守于内地,是适应战时环境所作的必然而又明智的选择,也是出版文化人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信心所在。并指出抗战期间出版业的迁徙,呈现着据点分散不一、机构游移频繁的特点。重庆和桂林,因为各方面条件相对优越,成为大后方出版业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出版业 转移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02-0076-03
[Abstract] The paper deliberates the fact that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transferred to inland is an advisable and necessary choice in Anti-Japanese War, this transfer also exhibits publishers’firmness and confidence to insist on Anti-Japanese War. Further,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s existing in this transfer,and narrates two distinct publishing cities,just Chongqing and Guilin.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ublishing industry Transfer
“七七”卢沟桥战争打响以后,包藏祸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地侵占我领土,屠戮我人民,掠夺我财产,摧毁我文化。我国的教育、图书馆、出版等文化事业,均遭到侵略者丧心病狂的破坏。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不屈的出版人并没有坐以待毙,一方面设法保住财产,另一方面则有目的有计划地转移阵地,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艰苦营业,以出版为武器,宣传抗日主张,鼓舞国人士气,传承文化香火,保存祖国文明一线于不坠。
“七七”事变发生时,上海的一些出版者,就预感到战争有祸及东南沿海的危险,一方面向政府建议,希望政府协助上海的印刷工厂内迁;另一方面则未雨绸缪,着手进行紧急的财产处置,以应不测。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租界中区,租赁了临时厂房和仓库,把在华界和租界东区的工厂内的机器、材料、纸张和书籍等,迅速地进行了安全转移[1]。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也“告诫员工,及时准备,应付时艰,先将应造之货,限期完成,分运各处,以免日后货源之枯竭”[2] ,另又将位于上海租界澳门路的印刷总厂,与美国人沃特生商妥,改为合资之永宁公司,试图打着美国人的牌子,借资掩护。
面对战争的巨大威胁,出版者在自保财产的同时,有关今后出版生产的调配与安排,也在积极重新布置。1937年11月2日,中华书局决定将总办事处移至昆明,原上海总办事处改组为“驻沪办事处”。总经理陆费逵本人亲自前往香港,居中策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在沪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向商务董事会提请建议,将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内迁,打算以长沙为出版重心[3],并在重庆、昆明、桂林、赣县、西安各设一工厂,分区印刷供应教科参考书籍。他亦于1937年11月离开上海到香港,着手扩充港厂,添置机器,建造仓库,接着,又身往长沙,亲自督促建厂工作[4]。商务、中华全国最大的两大书局上海总管理处的先后撤消,表明了昔日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已不再继续有全国出版中枢的可能。离开原来的大本营退守于内地,是出版业适应战时环境所作的必然而又明智的选择,也是出版文化人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信心之所在。上海其他的大、中、小书局,如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亚东图书馆、北新书局、美华书局、儿童书局、黎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或者与商务、中华一样,将指挥机关——总管理处移至他处,或者全部撤离了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战前为出版次中心地区的情况,也大致与上海相似,除了歇业和被接管的外,余者大多迁往战争后方。
大敌当前出版业主要力量的集体性大迁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然而究竟迁往何处,一时则难有定所。战争形势变幻不测,出版人只能是见机行事。从抗战期间出版业迁徙的路线和过程来看,确也呈现着出版据点分散不一、出版机构游移频繁的特点。在抗战初期,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出版业,一时间十分繁荣,重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出版业,亦显露出过去未有的新气象。而到了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则成为大后方出版业的集中地带,恩施、邵阳、蓝田、衡阳、耒阳、贵阳、曲江、上饶、泰和、赣州、金华、丽水、永安等若干中小城市,亦相继跃为一省或数省出版发行的新兴据点。与战前出版业主要集中在沪、宁、平、津等大城市,尤其是主要汇聚于上海的这样一种出版格局相比,战时大后方的出版据点,显得要分散了许多,不稳定了许多。抗战伊始,武汉因为是国民政府大部分党军政机关的迁移之所,长沙因为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广州因为是沟通海外的主要枢纽,天时与地利的结合,一时间凸显了各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期。尤其是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更是当时全国出版机构最为云集、出版事业最为繁荣的地方,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一共有57家出版社在此地出版书刊,计出新书总数550余种,期刊超过100种,鼎盛时更达180种[5]。而到了1938年10月,随着华中、华南战事告急,三大城市先后沦陷,刚刚兴起的出版繁华,也顿成明日黄花。桂林的情形也大致类似,只不过出版繁荣期较之武汉、广州,相对长一些而已。
战时出版机构的行止,要说有什么流动的规律,大概可以说出版人往往从主观上,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相对而言,文化基础较好,交通较为便利,尤其是政府教育机关和文化人汇聚的地方,作为发展基地。重庆和桂林,就因为上述各方面条件都相对优越,而跃升为大后方出版业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重庆原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出版历史较为悠久,木刻雕版印刷早已有之,兴办近代报刊,亦开全川风气之先。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重庆,据1935年的统计,已有较大的印刷局17家,大小书店40余家。这固然难以与当时出版业发达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相提并论,但对于落后的西南地区而言,却居于先进者的前列。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成为战时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促进了重庆出版业的雄飞,特别是在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更是盛极一时,一举取代了昔日的上海和战初的武汉,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仅从1942年和1943年两个年度全国十三区的出版统计数字中,即可见一斑。见表1[6]。
 表1 1942年—1943年重庆地区出版概况
同重庆一样,桂林也称得上是历史文化名城。抗战时期,桂林是广西省的省会,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政治中心。桂系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宽松环境。桂林出版业一时称雄。赵家璧——当时桂林出版人之一,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7]:
在一横一直的两条马路上,像样的店铺不下一千家,大小书店却占去了百分之五。假如把没有铺面的出版社计算在内,出版业的单位在百数以上。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遍销路约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二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五千为单位,出版物中不免有不少剪剪贴贴的东西,大部都是正当的读物。
发行的网线,也遍及全国,以桂林为出发点,沿潮桂、粤汉铁路可以销到长沙、曲江;从耒阳转交公路,可发至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利用西路公路,桂林的书先运到贵阳,再由贵阳分运昆明、重庆。重庆市场可以消化桂林书刊的半数。再由重庆西发成都,北发西安、兰州。桂林的四张报纸,广告收入有四分之一是出版业的新书广告。桂林的酒菜业,也以出版业视作最大的主顾。当地百业中以出版业为最活跃。广西的地方当局也给予出版业相当的鼓励和帮助。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桂林出版业如此发达,个中原因,赵家璧亦在文中作了分析:第一,广东、湖南、江西生产的大量土纸,质地较好,因铁路、公路的便利,运费不高,售价较低;第二,从汉口、长沙撤退的印刷所,大半没有去重庆而来了桂林,使这里的印刷条件较好;第三,桂林是西南公路铁路交通的中心,运输交通迅速方便。最后,赵家璧特别予以强调的,也是他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由于从上海、香港内撤的文化人,大都居留于桂林,使这里的出版文化环境优越。确实,桂林出版业的发达,与这个地方文化荟萃、人才济济大有关系。广州、武汉沦陷以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以及华南的广东等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辗转内迁。有人统计,抗战期间,先后来到桂林的文化人达千名以上,其中著名者有郭沫若、李四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邵荃麟、陶行知、胡愈之、徐悲鸿、黄新波、杨东莼、张曙、千家驹、邹韬奋等人[8]。
考之抗战期间兴起的出版新据点,哪一个又不是因为文化人的一时汇集,而催发本地书业繁荣的呢。昆明,这个边陲城市,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中法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接踵而至,昔日文化落后的面貌便为之焕然一新,出版业亦因之而勃兴。湖南的蓝田镇,由于长沙多所中学的陆续迁入,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学校区,使得这个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由原来的几家图书纸张印刷店,猛增至书局书店24家,期刊18家。恩施、邵阳、曲江、金华、丽水等地,是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战时省会之所在,各省文化人一时云集,出版业便雨露春风,适时而起。与书为伍的文化人,需要出版业为他们供应精神食粮,需要出版业为他们印行书刊著作;同样,以书为业的出版业,亦仰仗于文化人为他们作文章的著述,依赖于文化人为他们作市场的购买。出版业与文化人的关系,是鱼水相连、兴衰与共的关系,和平年代沪、宁、平、津的出版业是这样,战时大后方的出版业亦复如此。
战时出版业的后方大转移,具有十分深远的出版历史意义。它保存了中国出版业的有生力量,使其在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刻,得以保持文化的一方阵地,保证了战时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精神食粮的供应,对鼓吹抗日救亡,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而出版业的内迁,也促使和帮助了原本较为落后的大后方文化事业,包括出版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各地区的文化史和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注 释
[1] [4]汪家熔.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M]//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33
[2]十年来之报告[R]. 中华书局股东常会,1948-03-28:2
[3]商务、中华的总管理处,后来并没有迁往预先的目的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商务、中华的中枢在香港,香港沦陷后,两家都把总管理处迁往陪都重庆。
[5]熊复,张定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42
[6]苏朝纲.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出版业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J].出版史料,2004(2):71-73
[7]赵家璧.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N].大公报,1947-05-18
[8]李名魁.建国前的广西书业界[M]//新华书店总店.书店工作史料(第三辑).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365
(收稿日期:200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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