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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然年第三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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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特约稿
·出版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回顾与规范提升 / 徐建华 陈高腾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阅读与校对阅读比较研究 / 周 奇
·从问题入手的引进版图书选题开发模式初探 / 刘玉军
·我国消费类期刊编辑岗位设计浅析 / 朱随娣
·网络环境下学报审稿方式多元化问题及对策 / 骆 瑾 王 昕 方立国
·基于504种CSSCI来源期刊的编辑体例标准化状况调查报告 / 尹海良
出版学·出版工作
·获奖图书的学术评价研究 / 孙 宇
·我国高校学报专业化路径的现实选择与体制性障碍评析 / 欧翠珍
出版史•出版文化
·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 刘光裕
·媒介形态变化对出版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 / 杜 敏
·开启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宝库 / 夏兴通
港澳台出版•国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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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数字出版
·大学生数字教材购买行为分析架构 / 万荣水 陈筱婷
·论开放存取出版对科学信息交流和利用的影响 / 黄如花  冯 晴
品书录
·《开卷》杂志的前世今身 / 徐 雁
博士论坛
·我国出版宏观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 黄先蓉
·标准出版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 王 清
发行学·发行工作
·民营尚和,9年下活中国期刊发行棋局 / 黄 端
·书业物流进入供应链管理阶段的路径选择 / 尹章池 田道全

 

我国出版宏观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黄先蓉
摘 要: 分析我国出版宏观管理的现状,指出出版宏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出版宏观管理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 出版业 宏观管理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 03-0009-06
  [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actualities of macro-management of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analys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 n of the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material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Publishing industry Macro-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出版宏观管理是指一个国家政党、政府、行业组织对出版业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的统一、系统和全面的管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的一套出版宏观管理体制,对出版产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保证作用。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的出版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难以适应出版产业的高速发展对出版管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加快出版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加强对出版业的宏观管理,是规范出版市场秩序,繁荣出版经济,促进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我国出版宏观管理的现状
  从管理手段和管理机构的角度来看,我国出版业的宏观管理主要包括政府对出版业的行政管理、出版业的法律管理、国家对出版业的经济调控以及出版行业协会对出版业的管理四个方面。
  1.1 出版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在我国出版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出版行政管理体制是指中央、地方出版行政部门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1987年1月经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主管全国新闻出版工作。2002 年2月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出版业的行政管理体系,“ 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中,“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是指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新闻出版总署,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主管全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这一规定的含义比较复杂,在职能上存在着出版行政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的交叉关系。
  例如,在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上,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或者组织审定,其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以招标或者其他公开、公正的方式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印刷、发行业务;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又如,“扫黄打非”工作需要会同公安、工商、文化部门一起参与完成。另外,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允许各地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对当地的新闻出版工作实施管理。 1.2 出版法律管理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出版法制工作主要体现在出版立法和出版执法两个方面。
  立法是党和国家管理出版事业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立法进程逐步加快。其中,有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如《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有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如《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等“一法七条例”;此外,还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如《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等。这些条例、规章作为出版法律的基本框架,已形成较为科学的出版法律体系。
  执法是出版法律管理的另一个核心,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非法出版活动猖獗的情况下,执法成为出版法制工作的重点。出版执法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开展“扫黄打非”,对于这样一个持久战役,不仅每年有全国性的工作总结,而且很多省市自治区的出版行政管理人员也都根据本地特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2001 年新闻出版总署成立了出版物市场监管局,承担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除严格依照行政法规规范出版活动和出版物市场外,还充分运用《刑法》《海关法》等法律武器,对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1 ]。
  1.3 出版经济调控
  为了支持和促进出版事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了解决出版系统所属的出版社、印刷企业、新华书店等的生产发展、技术改造等问题,我国还出台一些相关的经济政策对上述单位进行扶持。
  一是财税优惠政策,包括税金减免和差别税率两个方面。税金减免即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具体范围包括减免下列出版物的增值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各级人民政府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各级人大、政协、妇联、工会、共青团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新华社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军事部门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大中小学的学生课本和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刊物;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差别税率,是指我国对精神产品实行的差别税率,例如文化服务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低于一般税目5%的税率,对销售图书、报纸、期刊征收13%的增值税,低于17%的基本税率。
  二是加大对出版事业的投入,建立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1991年,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为了解决出版系统所属国营企业的生产发展、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图书发行网点建设和专业学术著作出版等困难,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建立了“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994年,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建立的“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是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发的《关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的规定》中的决定建立的。
  三是建立规范的筹资机制,形成多渠道的投入机制,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在加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投入力度的同时,拓宽文化事业资金投入渠道,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筹资机制和多渠道投入体制。从1997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等广告媒介单位以及户外广告经营单位,按经营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文化事业建设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分别由中央和省级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事业建设。政府提倡事业型文化单位走国家投资和自我发展并重、向经营管理型转变的道路,鼓励适当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以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
  1.4 出版行业协会管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出版事业以改革为主线,首先在图书发行领域确定了 “一主三多一少”改革目标;随后,出版单位的经营机制改革逐渐展开,出版单位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这一时期,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后图书市场复苏,图书供不应求,出版事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因素作用的加强,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的出版发行单位受到市场的压力,需要人才培训、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因此,国家需要建立出版行业协会,并将一些职能从政府部门让渡出来,由行业协会承担,使其为出版单位服务[2]。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第一个出版行业协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1979年12月成立,其后陆续成立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音像协会、中国版权研究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等一系列“国字号”出版行业协会,各省市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我国的出版行业协会发展壮大起来。1999年,新闻出版署本着“减少口子,压缩数量,增强主干,理顺关系,规范活动,服务大局”与“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有利于加强对社团的管理”的原则,对主管的44 家新闻出版行业协会进行了清理整顿。通过整顿,加强了一批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协会,撤销了一批社会作用不大、活动不多、工作不规范的协会,同时也合并和转移了一部分协会,起到了培育协会发展、加强对协会监督管理的作用。为了适应出版业从过去相对单纯的图书出版,拓展为“大出版”的产业格局的需要,加强各专业协会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加强对整个出版事业的宏观调控,保证其协调发展,发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领头作用,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音像协会分别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进一步增强了主干协会的力量,扩大了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协会的影响力[3]。
  2 我国出版宏观管理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改革使新闻出版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营造了新的机制,政府逐渐从办出版向管出版转变。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我国的出版业目前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从我国出版宏观管理的现状看,无论是行政管理、法律管理、经济调控还是出版行业协会管理都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体制问题成为出版管理中各类问题的根源
  虽然出版界的改制已有时日,但与其他国家的出版业相比我国的出版仍然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产业,出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直接反映出行政管理的种种缺失。如出版业的管理体系庞杂,政府机构设置还不尽合理,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多头管理,有些方面权力又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等。管理体制的不明确导致的结果是管理的效果差强人意,行政监管看似严格却缺乏力度。从管理的现状看,管理效率不高,即统一、高效、权威的行政管理系统尚未形成,领导体制和行政关系也没有理顺。实践证明,只有深化出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出版宏观管理,才能更好地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更好地应对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各种挑战,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2.2 出版法制管理的力度和能力有待加强
  近些年来,我国出版管理法制化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出版业仍然习惯运用行政手段,强调行政权力,忽视法律的力量。总体来看,目前法制管理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立法和执法两方面。
  立法方面存在立法结构混乱、法律层次不完善、立法程序不严谨、立法质量不高的现象。第一,立法结构混乱。由于出版立法的主体众多,层次复杂,部门规章间存在互相抵触和重复立法的现象,影响了我国出版行政管理立法系统的统一性和规范性。第二,法律层次不够完善。目前《出版管理条例》是现阶段调整出版市场的最高行政法规,而较低层次的部门规章占主导,行政法规比例过低。同时,地方性法规的发展也不充分,致使我国出版法规层次不够科学、合理。第三,立法程序不严谨。由于现有的立法程序缺少对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保障,对立法项目缺乏研究与合理论证,使得出版法律管理在工作中的效果大打折扣。第四,立法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出版立法跟不上出版产业发展的步伐,有的地方性法规照搬中央的条文,对当地出版工作缺乏实际调整和管理的意义。
  执法方面存在执法主体不规范、执法权责不清的现象,甚至执法时还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第一,执法主体不规范。理论上出版行政机关是出版执法的主体,但在市县一级由于很多没有单独设立出版行政机关,需要其他部门配合,造成实际监管的效果不理想。对于那些文化、新闻、出版等合一的执法机构而言,执法地位尴尬,执法过程难度很大。第二,执法权责不清。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职能存在交叉,比如,在实行出版物市场管理与印刷管理时,出版行政部门与工商、公安部门的职责权限不明确;在查处盗版违法行为时,版权与出版市场管理的职能有交叉。另外,上下级出版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等方面的职责分工也不清晰,一些本应由地方管理的,其权职却集中到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第三,执法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比如,为了掌握职权满足部门或个人利益,有的出版行政部门越权行使其他部门的职权;有的滥用职权,利用手中的职权牟取非法收入;有的消极执法,该审批的不审批,该查处的不查处,等等[4]。
  2.3  经济政策在出版管理中的调控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些经济政策支持、调控出版产业的发展,但是,现有的经济政策离真正能动地推动、调整出版产业还有一段差距。首先,从历史发展看,诸多因素制约了出版产业选择以经济政策为主要手段调节出版市场。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我国长期以来对出版产业的管理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经济政策只是行政管理的辅助手段;二是我国国内的出版市场最近几年才真正进入全面竞争的态势,出版界刚从政策庇护的壁垒中呼吸到竞争残酷的气息,与国外出版产业相比,我国的出版生产力水平处于较低状态,经济手段在市场中的作用尚在探索中。其次,从经济发展的态势看,考察出版产业的发展不能脱离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尚处在严重失衡的二元经济结构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二元结构中,反映在出版产业上宏观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不能更加有机地结合,微观是出版企业改制的产权不明晰,限制了出版企业的发展速度。再者,从管理的观念上看,从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出版政策的数量上看,政府部门尚未将经济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根据1999年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出版的《图书出版管理手册》中列出的数据进行统计,其中95项出版行政管理的政策中有关经济政策只有8项,仅占8%。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只推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停止了,而目前的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在解决出版发展资金的问题上其效果也不甚明显。另外,从形式上看,政府的经济政策手段比较单一。现有的出版经济政策中对出版产业影响较大的是税收优惠政策。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具体的经济手段还很多,例如,补助金政策、金融政策、所有权政策、市场培育政策、公债政策等,这些政策如何运用在我国的出版产业中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最后,从政策执行效果上看,虽然相关的经济政策对出版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但是,从实践上看现有制度还有待完善。以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为例,一方面,资金的来源有限,金额较小,有限的资助力度限制了资金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资金的管理上缺乏系统可行的管理办法,不能体现出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另外,没有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出版类型采取灵活的政策引导也是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2.4 出版行业协会尚不能成为参与出版市场管理的独立主体
  出版行业协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但从实际发展状况看,出版行业协会仍习惯性地处在对政府的依附中,很难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来自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自身三个方面。在政府方面,我国出版行业协会在过去大多是体制内的一部分,行业协会的独立地位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维护。有的地方虽然一再声明行业协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介服务机构,可是协会的会长、秘书长等高层职位都由政府部门的领导兼任,有些地方的行业协会甚至成为领导干部退休后的过渡机构。最重要的是,在改革的初期政府部门对可以由行业协会来担负的责任或者说是掌握的权利没有真正放权。在企业方面,由于我国政府既是出版市场的管理者又是企业的所有者,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色错位、职能交叠,造成政企不分的局面。对企业而言,在人事管理权由政府掌控的背景下,“行政思维”成为出版企业的主要思维模式,行业协会不过是政府的“传声器”,不可能成为值得企业依赖的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力量。另外,多年计划体制下的出版企业对行业协会的认识不足,这些出版企业结束了卖方市场的幸福时光,对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缺乏系统的规划,不清楚行业协会在未来出版产业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性,对如何支持发展出版行业协会缺乏热情。对出版行业协会而言,由于常年处于政府行政体系中,对政府的依赖造就了一种习惯的惰性和一系列的问题。第一,行业协会缺乏独立意识。多年来行业协会依赖政府,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等待政府的支持性政策,依靠政府给权利给任务,需要政府提供人、财、物。第二,行业协会缺乏服务意识。企业加入行业协会是为了获得各种服务,如市场信息服务、向政府争取更多优惠政策、打击违法行为、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业自律等,但从行业协会目前的人员结构看,既鲜有提供这些服务的意识,也没有提供服务的能力。第三,缺乏生存意识。从行政区划上看,目前我国基本上每个省、直辖市都成立有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企业加入版协基本是应政府行政要求,在计划体制下版协缺少生存压力和谋求发展的动力。这些行业协会一旦完全与政府脱钩自谋发展,其生存能力令人担忧[5]。
  3 加强我国出版宏观管理的具体对策
  出版工作是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领域,承担着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加强我国出版宏观管理,必须以推进精神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坚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出版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主体地位为最终目的,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理顺政府与出版市场、与经营性出版企业和公益性出版事业以及出版行业协会的关系,明确党委、政府、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各自的任务和职责,保证出版业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3.1 明确出版宏观管理的主体
  我国出版宏观管理的主体是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通过制定方针、政策、目标、计划,并授权行政管理机关来贯彻执行,以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出版行业,代表国家行使出版行政管理权力的特定的主管部门,主要是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版权管理部门)、广电部门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它们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目标、计划,对出版市场及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和经营性出版产业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因此,作为出版宏观管理的主体,党委、政府、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应明确各自的任务和职责,处理好党领导下的各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出版市场、与经营性出版企业和公益性出版事业以及出版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
  3.2 转变政府职能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习惯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政府在履行其职能方面经常出现“政府缺位”“政府错位”甚至“政府失位”的现象,这与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有关。政府职能的范围是以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划分,即“公域”和“私域”的划分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国政府改变以往那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传统工作模式,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无限政府权力向有限政府权力转变。
  首先,政府管理职能必须变直接微观管理为间接的宏观调控,建立新型的政府和出版企业关系,在清晰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实现出版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转换角色,重新定位。其次,加强市场监管,使政府从市场的直接干预者转变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以及规则执行的监督者,强化和完善分类管理机制,根据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不同类型出版物以及出版、印制、发行等不同环节的特点,确定相应的有效监管方式,把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惩治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同时,坚决做到政府部门与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彻底脱钩,逐步实现中介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第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弱化权力意识,通过制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等,加强对出版发展的方向、总量、结构和质量的宏观调控。
  3.3 明确出版宏观管理的客体
  加强出版宏观管理还应该明确管理的对象,即管什么。对于政府来说,加强出版宏观管理可以从市场准入着手。出版市场方面有两个准入,一个是市场主体准入,一个是市场客体——产品的准入。市场主体准入主要是对市场主体从进入市场开始(或称市场准入),到在市场上从事各种经营行为,直至退出市场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对出版市场,主体的准入应严格管理。市场主体准入包括法人准入、人员准入两个方面。法人准入主要是规定从事出版的社会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对一些重要的门类如辞书、地图、教科书等还规定应具备相应的资格,实行资格准入;人员准入包括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职业准入是规定出版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取得出版专业资格;岗位准入是指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等重要岗位,要符合相应的资质要求,持证上岗。法人的准入一般通过行政许可的设定及行政许可证的发放来进行,是出版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政府对市场管理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对经济实施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对市场客体——产品即出版物也实行市场准入,符合质量要求的出版物才能进入市场,即出版物应在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印制质量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不合格的将运用市场退出机制淘汰出局。政府在宏观管理上还可制定一些产业政策,用产业政策来指导、促进出版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3.4 积极推进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创新
  管理是人类为了使系统的功效不断提高而从事的一系列活动,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则是达到目的的措施和途径。在出版领域,应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审批制度,推行政务公开,推进电子信息化建设以及决策的民主化,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3.4.1 改革和简化行政审批制度
  行政审批是政府实施管理的一种手段,出版领域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关系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保留一定的行政审批权是必要的,但应改革和简化行政审批制度。如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保留必需的审批权并规范审批的内容,废止不符合法定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科学界定行政审批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开审批;建立相应的行政审批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审批制度。 3.4.2 在出版领域实行政务公开,加快政府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有助于出版行政部门及其人员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通过政务公开来推动行政管理方式的改进,同时加快政府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推行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政务。这样不仅能提高政府管理的科技含量,而且能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加快“月光下的政府”向“阳光下的政府”的转变。
  3.4.3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改革和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3.5 加强行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行业管理功能
  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要把那些本来不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那些不属于政府的职能分离出去,交由相关的社会组织来承担。例如,2004年 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3条列举了四种情况可以不设立行政许可,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通过行业组织加强出版宏观管理不失为一个良策。政府部门应适当放权,鼓励行业自律和自我管理,主动将过去承担的大量具体的政策执行职能、社会监督职能、行业管理职能转移给行业组织,同时在法律上赋予行业组织以应有的地位,增强其权威性。随着行业协会管理职能的相应增强,行业协会的自身管理和监督机制也应随之加强。如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确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越来越多的该类组织参与著作权纠纷的解决,不仅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也促进了出版行业的法制化进程。行业协会作用的充分发挥,将改变原有的市场管理权力结构,促进政府与产业界沟通,提高管理行为的社会认可程度,促进社会稳定和出版市场繁荣。
注 释
[1]黄先蓉.近五年我国出版法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06(6):17-24
[2]周霞,徐强平.中外出版行业协会发展比较研究[J].大学出版,2005(2):23
-26
[3]王彤.新闻出版行业协会在新时期的发展和期待[J].中国出版,2003(1):2
4-26
[4]杨苗.中国出版行政管理法制化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7-39
[5]胡鹏.出版业行业协会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20-21
(收稿日期:200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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