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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8年第四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与人民心连心 / 珞 珈
专论·特约稿
·作者资源的开发与维护 / 周百义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图书质量的博弈分析 / 胡象明 胡雅芬
编辑学·编辑工作
·2007年编辑学研究综述 / 王建平
·冒号和比号的体式及其应用问题 / 林穗芳
·顿 号 误 用 例 析 / 华启清
·中文科技论文中顿号的使用问题 / 田美娥 贺元旦
·试论书籍装帧设计形式的“简”“纯”“新” / 王志固
出版学·出版工作
·我国俗语典出版与市场的调研分析 / 周伟良
·关于我国出版上市企业发展的思考 /
·浅析中国出版业的不完全市场化 / 张晓薇
·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 / 王雅红
·出版社知识管理与知识共享分析 / 李 蓉
多媒体·数字出版
·数字时代的跨媒介转移出版战略 / 王晓光
·基于ASP的期刊稿件采编系统结构整合与功能优化 / 张 科 王景发
博士论坛
·出版产业链价值分析 / 徐丽芳
发行学·发行工作
·学术类图书发行浅谈 / 姜洪伟 贾延祥
·农家书屋的公共性及其市场化机制探索 / 于秀丽

 

2007年编辑学研究综述

王建平
摘 要: 从编辑学基本原理研究、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编辑主体研究、学报编辑学研究、网络编辑学研究等几个方面,对2007年发表的编辑学研究论文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对2007年的编辑学研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为今后编辑学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2007年 编辑学 编辑出版教育 编辑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04-0020-08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papers on redactology research in 2007 and makes a summary and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f research on basic principles of redactology,education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editorial subject, journal redactology,network redactology,etc. It is intende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dactology research in 2007 and shed light on the predi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on redactology.
[Key words] 2007 Redactology Education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Editor Review
2007年发表的编辑学研究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涉及编辑学基本原理、编辑出版教育、编辑素质、编辑思想、编辑工作实践,学报编辑、网络编辑以及编辑史、编辑家、期刊改革和期刊评价等,既有编辑学研究中老话题新视角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发现,又有编辑实践发展中新课题新现象的深层思考。在此,笔者仅就愚目所及,对2007年发表的编辑学论文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2007年的编辑学研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为今后编辑学研究提供借鉴。
1 编辑学基本原理研究
“近几年来,在编辑学研究领域,围绕编辑学理论框架和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比较引人注意。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编辑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编辑主客体的界定等问题上”[1]。2007年承继以前的争论,内容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
关于编辑活动规律,徐柏容认为,编辑活动有三条基本规律:第一,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第二,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第三,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整个编辑过程,也是诸矛盾的统一过程[2]。王振铎认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有内外之分。内部规律就是讯息传播规律、媒介建模规律和文化缔构规律,它是编辑活动所独有的。一切编辑活动,都是编辑主体遵循这三条原理而进行的社会文化创构;各种各样的编辑活动,都是对这三条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挥。而外部规律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化的进步而进步,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3]。邵益文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存在于编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编辑和视听者的关系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它规定了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即编辑以已有的精神成果为基础,通过优选、优化,生产出新的精神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视听者的需要,顺应社会文明发展[4]。孙宸认为,编辑行为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变现行为,文化变现规律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个体生产的精神产品在传播前属于私人精神产品,是潜在文化,传播后成为社会精神产品,成为现实文化。潜在文化转化为现实文化就是文化变现活动[5]。
关于编辑学的性质,王振铎认为,编辑学创立于20世纪中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厚东方文化底蕴和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编辑学贯穿于古今中外一切传播媒体,是一门原创性、综合性极强的基础学科[6]。关于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基本特征,王志刚认为,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历史悠久,底蕴丰富,最基本的特征是“著述合一”,编辑活动作为书籍成书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编纂、校雠和注释,它们的产生和特点是具古典形态的,与现代编辑过程不可同日而语[7]。关于编辑职能的演变,贺圣遂认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编辑职能主要表现为收集、整理、规范、提炼既往社会各种样态的思想、知识、信息等文明成果,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知识范本和智力支持。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上的编辑职能虽然基本稳定,但性质、功能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大致经历了以收集与诠释、整合与开拓、创意与造新为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8]。
关于编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构建,张海潮认为,构建编辑学研究的科学体系,需要在几个层次上进行拓展和创新:一是继续深化研究,探求揭示编辑工作本质与一般活动规律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为构建编辑学科学体系打好理论基础;二是加强应用编辑学理论的研究,探索和建立一系列对现实工作有指导作用的理论;三是拓展对部门编辑学的分类研究,如不同内容出版物的编辑规律、特点与方法的研究;四是开展对编辑学与相邻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为建立开放型的编辑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和支持[9]。孙宸认为,编辑学研究可遵循“先具体,后一般”的发展模式,循序渐进,水到渠成。通过研究各专业编辑学,揭示编辑学一般发展规律,用较系统的各专业编辑学体系促成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10]。李景和认为,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应以辩证唯物论为哲学基础,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把编辑行为作为由复杂构成要素形成的结构系统进行剖析。具体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编辑行为的构成要素,社会环境、编辑主体、编辑行为、编辑对象、传播媒体和编辑效果等,分别列专题进行研究,搞清这些基本构成要素的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第二部分,对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和阐述编辑行为的运行机制,从而揭示编辑行为规律[11]。
2 编辑出版教育研究
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虽然已经具备了较大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发展历程较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问题。怎样总结成绩,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实现编辑出版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近几年都有人探讨,2007年的研究文章更多,研究内容更广泛。
2.1 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认为,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具体表现是到2005年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30多所高校设立与编辑出版有关的研究生培养方向,7个博士研究生层次的办学点,每年培养各层次出版专业人才5000人以上;出版了一大批教材、专著,设立了编辑出版学研究机构,推动了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深入。但学科定位不明确、专业归口不统一、课程设置不统一、主干课程不统一,不仅影响本科生的培养,还导致研究生专业设置混乱和博士办学点审批困难[12]。李宏葵认为,经过产学研各界,特别是有关高校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多专业、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编辑专业教育格局”,形成了“与科学研究同步发展,与出版产业相互支持、紧密配合”[13]的局面。但存在的问题是:目前编辑出版学在教育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于三级学科;多数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安排上,都偏重于理论学习,对于学生实际编辑校对能力、选题策划能力、出版物营销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够;很多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骨干老师年龄普遍偏高、年轻老师缺乏实践经验[14]。李建伟和张锦华认为,我国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但编辑出版学学科地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编辑出版专业只有7个博士生授权点,与硕士生的培养规模不相称[15]。黄先蓉认为,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如规模、速度发展过大过快,很多办学点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条件并不成熟,加上缺乏全国统一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协调机制,使全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办学层次与实践需要存在脱节现象,本科教育较多较滥,双学位、研究生层次教育稍嫌不足,等等[16]。杨鹏认为,现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模糊,培养方向不明。学科建设的主体是人,但编辑出版专业师资力量极其薄弱,尤其缺乏具备编辑出版从业经验的专业教师和研究能力较强的教师。大多数编辑出版专业办学条件不成熟,专业教材常年缺位。而且,还缺乏明确的教育区分认识,大多数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院系没有特色,办学层次流于形式化。从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教育成效受到批评,毕业生受到冷落[17]。范忆认为,高校在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存在问题,学生4年时间主要用来学习编辑出版学这样一门应用科学的理论,安排的实践环节很少。教师多半也是从理论到理论,几乎没有参与出版实务的经验。更致命的是,由于主要时间用于编辑出版理论学习,该专业学生的文科基础知识课程非常少[18]。
2.2 编辑出版教育的改革之策
田胜立认为,解决目前编辑出版专业学科定位、专业特点、培养目标不清晰的办法是在本科学段将编辑出版学专业明确为出版学专业,依托在建的出版学学科,定位于培养“出版人”。在硕士研究生学段,另设编辑学专业,以编辑学学科为支撑,着重培养知识复合型人才。在博士培养学段,着重培养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以推进学科发展[19]。黄先蓉认为,在国家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调整的背景下,应客观地评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制定科学的适应出版事业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注意学科建设的层次性,确立出版学在专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促进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20]。蔡鸿程认为,除了传统的双学位培养模式外,可从具体情况出发作多种选择,比如面向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开设编辑出版学主干课程选修课;逐步加大对在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招生规模等[21]。赵泓认为,要改变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业界需求严重脱节的局面,必须改变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加强对市场类、营销类课程和人文学科课程的设置,增加新媒体理论与应用的课程;必须推行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在办学中形成自己的特色[22]。李法宝认为,编辑出版创意性人才培养已经成为竞争优势的决定性来源。高校要调整学科结构,端正办学态度,明确办学思路,加强编辑出版专业意识,注重培养编辑出版创意性人才的实践能力;要提高办学的质量标准,输出合格的编辑出版创意性人才;倡导出版产业与高校资源共享,共建合作平台[23]。周利荣认为,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应有侧重地确定明确的培养目标,形成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和特色各异、错位竞争的态势。只有细分培养目标,走特色化办学之路,才能解决目前人才培养与业界需求方面的错位与尴尬,才能适应出版全球化、数字化环境下的人才需求[24]。
关于教学,卢明德认为,编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上好编辑学,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就要立足教材,不唯教材,处理好教材与非教材的关系;强调理论,不忘实践,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注重讲授,不弃练习,处理好讲授与练习的关系;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关系[25]。宋应离认为,要强化学生的写作技能,以课题带动学习,并将课堂教学与出版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应把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当作教学中的重要一环来抓,从选题、占有资料、修改打磨等几个环节用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6]。南长森认为,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要以教会学生文本解析与文本创建为龙头,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品质和传媒运作能力为重点,以强化学生现代书业模态运作能力为一翼,在校期间培养学生图书选题策划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书业前景预测能力[27]。
关于教材建设,“本科编辑出版学专业编辑类教材编撰研究”课题组认为,我国现有编辑类教材总体上存在以下不足:过于突出理论性,没有能够紧密联系实践;主要理论还是以编著者的学术观点、学术理论为主,缺少对不同观点理论的介绍和评价;内容滞后,不能与出版产业实际发展状况相呼应。具体的改革措施是,根据本科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教材编撰应遵循内容定位和读者定位、内容结构、作者选择三条思路[28]。张天定认为,现行教材与本专业核心课程不相配套,迫切需要依据核心课程的内涵重新编写主干课程教材,与之相配套的教材建设必须符合规范性、前沿性、实用性、复合性的要求[29]。施高翔认为,要做好高校的教材编辑工作,应洞察学科发展,把握教材的先进性;准确判断市场,保证教材的占有率;整合作者资源,形成教材的开放性;“量体裁衣”,调动作者的积极性[30]。
3 编辑主体研究
“编辑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它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是以独特的文化视角、文化选择、文化传播、文化积累、文化构建和文化引导为基本功能的创造性文化活动。所以,编辑的素质关系到期刊的发展方向和质量”[31]。关于编辑学的研究不论从哪个方面切入,都会涉及编辑自身。2007年的编辑学研究也是如此,大量的研究成果都与编辑主体有关。
郝振省认为,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转制主要是解决出版单位的生产关系问题,从制度层面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根本性和基础性条件,它与编辑、出版生产力的提升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编辑主体功能的发挥有赖于文化素质的养成和文化含量的提升,要在尊重出版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塑造编辑的文化自觉[32]。尹海清认为,随着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学术期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而对编辑的职业素养也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为适应这种形势,做一名合格、称职的编辑,必须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业务基础素养、现代科技素养、专业能力素养和身心健康素养[33]。厉亚、苏良亿认为,编辑的专业素养从其本质的内容结构上看,包括专业知识、专业道德和专业能力[34]。刘川民认为,新时期的图书编辑除了具备传统素质外,还应该具备创新素质,包括与时俱进、选题策划前瞻、编辑业务现代化等能力[35]。马黎认为,在编辑职业中倡导具有工作激情显得弥足珍贵。编辑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对编辑工作的认同和热爱以及拥有良好的心态。编辑要把工作激情转化为工作动力、要有更高层次的追求[36]。李维认为,自我效能感是编辑激发工作动机,实现编辑目标的原动力。自我效能感是编辑增强职业承诺,追求身心健康的内驱力。编辑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自我效能感[37]。任春香认为,编辑的创新思维可使视角常有新意、选题具有突破性、思维具有现实代表性,使刊物常有魅力。编辑要使自己的思维总是保持新意,就必须进行创新思维[38]。宋晓华认为,编辑的“功夫”直接影响到刊物的质量,做编辑是要练“慢功”的,要做到心静、眼锐、手勤、脑活[39]。
赵建国、李慧君认为,学术文摘期刊编辑应充分认识自己评价学术、引导学术的重任,应与学术界有活力的学者保持联系,努力使学术文摘期刊真正反映当前的学术前沿和学术进展情况,把那些真正具有学术水平的高质量论文转载、摘编出来[40]。李东宁认为,要做好策划编辑,一要具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二要具有编辑出版业务知识素养和外语知识,三要具备创新素质[41]。申华认为,初审是编辑出版三审环节中最基础的环节,初审编辑是初审工作的承担者,除了具备基本的政治、思想、专业知识等素质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价值鉴赏力、学术洞察力和哲学思辨能力[42]。万忠认为,要减少编辑的审稿盲区,编辑一要培养高度的责任感;二要开阔视野,构建开放合理的知识结构;三要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妥善处理好疑点;四要审稿前先列审稿提纲,审稿后及时总结经验;五要严格遵守三审三校制,对于重点书应增加审校次数[43]。李崎钢认为,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结合编辑工作实务,编辑在加工活动中应尽到对出版物选题合法性审核的义务,在审稿环节中对出版物内容合法性把关的义务,在编辑加工中提高作品质量、确保出版物质量合格的义务[44]。
4 部门编辑学研究
编辑学是研究编辑活动原理和方法的科学,编辑活动作为编辑学独有的研究对象,包括存在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等各个行业的编辑活动。因此,对编辑活动作分类研究,如书籍编辑学研究,期刊编辑学研究,报纸编辑学研究,广播、影视、网络编辑学研究等,也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综观2007年的部门编辑学研究,比较突出的是期刊编辑学研究和网络编辑学研究。在期刊编辑学研究里面,学术期刊编辑学研究(以社科学报编辑学为例)和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更胜一筹。
4.1 学报编辑学研究
学报编辑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比较活跃,不仅作者队伍庞大,研究成果丰硕,而且研究浪潮一浪比一浪高。2007年的学报编辑学研究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成绩不菲。
姬建敏认为,品牌栏目是期刊的卖点、亮点、迷人处,它体现了期刊追求个性、彰显特色的宗旨,是期刊的创新所在。品牌栏目的生成需要有创新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胆量,品牌栏目的发展和建设更离不开编辑的创新选题、创新策划、创新组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辑学研究》栏目就是一例[45]。吴海霞认为,特色栏目的准确定位对于地方高校社科学报真正形成自己的个性特色,提升整个学报的学术品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全面把握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坚持学者办刊,准确定位特色栏目的特色;在充分利用学报自身级别层次和人力资源层次的基础上,准确定位特色栏目的层次;并在准确定位特色和层次的基础上,全面整合学报各方面资源,准确定位特色栏目的目标[46]。尹玉吉认为,在编辑学理论关于大学学报的研究中,一个所谓重要的命题是“特色生命论”。这个命题没有把学报特色与真正的历史使命和功能这个根本关系摆正,难以成立。首先,学报讲求的是质量,“特色”次之。其次,“学校性质”“地域文化”“学科优势”都不能成为大学学报的特色。第三,学报的本质是学术期刊,它的安身立命要求必须按照学术期刊的办刊规律来办刊。最后,学报不看重“特色”,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策划,也并不意味着放弃地域文化优势的发挥,学报编辑部的中心任务就是紧紧把握住学报的本质,在充分发挥学报功能,履行学报编辑的历史使命上下工夫[47]。卢正升认为,高校学报是一个特定的学术期刊群体,要想使自己成为佼佼者就要形成自身的品牌特质和编辑能力。品牌特质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的前瞻性和科研成果的开拓性、科技知识的实用性和论文学术水平的稳定性、选题的创造性和文献资料的权威性、栏目设置的独特性和装帧设计的艺术性上[48]。鲁斌认为,高校学报要发展,应该培养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改组编委会,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利用网络优势,实现编辑部办公网络化、信息化;区别对待不同的作者和审者;主管单位应该给予高校学术期刊各种支持[49]。刘艳认为,为了保证学报质量,应该重视编辑初审稿件的工作[50]。
畅引婷认为,高校社科学报出版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篇目数量巨大,不仅是当代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而且在出版史、学术史和学报史的发展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充分挖掘以实物形态、文字形态和观念形态存在于学报的各种史料,对我们了解传媒技术手段的变革,探寻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认识学报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和特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51]。张治国认为,随着我国高等学校自主办学体制改革和出版业改革进程的加快,学报办刊体制必定会发生重大变化,学报会在这种变化中实现其本应实现的双效益,并逐渐凸现其商品属性。高校学报走向商品之途是出版规律的必然选择[52]。
4.2 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越来越热。科技期刊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创新知识积累、传播和引导应用的重任。对科技期刊编辑人员素质及其编辑活动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也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2007年的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内容多偏重于科技期刊编辑的专业素养和编辑工作实务。
孟嘉认为,作为一名科技编辑,需要多种素养,比如政治敏锐性、出版专业技能、市场营销知识等,但科学专业素养更重要,只要科学技术在进步,科学素养就要不断培养和提高[53]。王春娥认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科技编辑应掌握一定的标准与规范,应了解GB/T 19001―2000标准“过程方法”,应树立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理念。它们是科技编辑专业素质的具体表现[54]。郭有声认为,科技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包括与专家交朋友的能力、科学知识的根基、市场意识以及社会倾向性和敏感性等[55]。李明德、相宁认为,将“把关人”理论引入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科技期刊编辑应以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编辑应具备数字化理念,以适应信息时代新的工作方式;编辑应具备作者和读者意识、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以推动期刊走向市场,更快发展[56]。姚玮华认为,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的对象和手段发生了变化,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科技期刊编辑唯有转变观念,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工作中去并继续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才能促使科技期刊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继续前进[57]。
李小芳、王晓玲认为,学术质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论文的审稿过程也是一个学术质疑的过程,贯穿于对题名、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文章结构、研究目标的质疑之中。科技期刊编辑应具备学术质疑的修养和品质,培养自己的学术质疑能力,了解学术质疑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办好科技学术期刊[58]。张秀清认为,科技期刊是传播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科技期刊的策划与加工者,编辑需要在思想观念、科技意识、知识结构和工作手段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更新,并通过正规教育与继续教育相结合的途径,不断提升编辑队伍层次,以实现编辑主体和编辑手段的现代化[59]。张红、刘彤认为,科技期刊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刊发文章的学术水平,而编辑的素质则是科技期刊质量的保证。编辑应从准确选题、认真初审、严格审稿、仔细加工、重视反馈、提高素质几方面入手,严把论文的学术质量关,以反映出科学研究的前沿水平,保证科技期刊的出版质量[60]。
4.3 网络编辑学研究
中国编辑学会前会长刘杲曾经说过,网络时代需要网络编辑学。把对网络编辑活动的研究提上编辑学研究日程已经迫在眉睫[61]。2007年,随着网络活动千姿百态的变化,有关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网络编辑教育、网络编辑的特点、素质、心理等研究越来越深入。
王京山认为,从生态位原理出发,网络出版和传统出版生态位各有特色,它们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可以在内容、形式、经营方面实现互补与统一[62]。陈少华认为,网络编辑是我国网络媒体迅速发展而产生的新兴职业,网络编辑的专业化教育,目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或是配套服务上都很难满足网络出版传媒发展的需要。对网络编辑进行专业化教育非常必要、迫切[63]。周荣庭、朱文婧认为,新技术环境下网络编辑工作的特点是内容编辑和样式编辑职能分化、网络编辑工作的模块化和协作化、草根网络编辑带来新的内容生产方式、“内容聚合”带来新的网络信息消费方式[64]。牛炳文认为,网络新闻编辑角色和传统媒体的新闻编辑相比较,除了编辑、修改、组合并发布稿件之外,又增加了传统新闻编辑所不具有的角色特性:传者与受者的角色交互性、职业编辑理念的边缘化和多元角色的整合性[65]。王建平认为,网络编辑是应我国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不可或缺的新兴职业,网络编辑与传统编辑相比,对数字技术层面的重视、编辑理念及编辑主体范围的转变与扩大、媒介传播时效观念的增强,都使得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传统编辑相比有所不同。运用SCL—90心理卫生自评量表,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与研究,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和水平提供帮助[66]。张组乔认为,在网络时代的精神生产和交往中,编辑从守门人向婚介人发展转变成为一个趋势。编创媒介“使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人人事事介入其中,互做传媒,化为一体,化成文明的力量”,就是网络时代的一种编辑理念[67]。
5 编辑史、编辑家研究
2007年有关编辑史、编辑家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有些作者的观点非常有见地。
王振铎认为,编辑出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中日两国早就共同形成的优秀的历史传统。中日两国出版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于中国出版文化生发较早,历史上形成的顺序是编辑著作、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日本的出版文化形成的历史文化顺序是市场交换、刻印出版、编辑著作。中日两国编辑出版教育的交流应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完善结构,协调发展[68]。赵伟认为,从中国编辑的始祖——孔子以后,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整理图书典籍,在中国编辑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堪称历史丰碑。这可从《汉书·艺文志》中得到验证。刘向、刘歆父子所编辑校正的“六艺”、诸子百家、诗赋等,篇目明晰,思想宗旨详明而大观。各自极有针对性的评论,实为公允妥善之学说,为后世研究者树立了楷模[69]。吴永贵认为,近代教科书出版竞争十分激烈。旧时坊间的教科书竞争,从动机上讲,是因为利之所在,从最终效果上看,却促进了教科书质量的改善、编写的创新、价格的下降、印装的进步和服务的提高,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例[70]。李建伟认为,1945年以前的《良友》画报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在海内外华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良友》图文并茂,其注重社会效益,全方位的编辑服务意识,先进的经营与管理理念和独特的刊物形式、内容的编排设计均对当时乃至今天的期刊编辑出版有很好的启迪作用[71]。李雅认为,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我国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在东北和华北,日军采取了直接参与出版活动和利用傀儡政权推行出版文化政策的方式,控制了区域内的出版业;在华中和华南,尤其是上海租界的“孤岛”和香港,则成为沦陷区出版业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印刷出版任务,出版的抗日书刊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民众的士气,抗战时期我国敌占区出版业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一直没有间断[72]。
关于编辑家的研究,林穗芳认为,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布萨是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先驱者和相关的新学科的创始人,是国际公认的在1949年把计算机应用于自己的工作——编制《托马斯著作索引》——的第一位人文科学学者[73]。刘兰肖认为,魏源编辑或研究撰写的《圣武记》《元史新编》《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一系列史学著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晚清以来的社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代表着嘉道时期史学的新成就,其经世致用与爱国御侮的编撰宗旨,在外国史著述体裁方面的探索与尝试,以纪事本末体撰述当代史的成功范例及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扬弃与创新,在历史编撰学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开启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之枢机[74]。庞政梁认为,夏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但是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电影艺术家,而且是“杰出的记者,在中国进步报刊史上的地位,可以与邹韬奋、范长江、胡愈之等人并列”。他在编辑《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建国日报》以及《消息》半月刊等报刊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12年卓有成效的报刊活动中,体现了鲜明的编辑风格[75]。沈道初认为,匡亚明校长在大学工作的几十年间,把办好学报当作促进大学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手段,不管是在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还是南京大学,他都对学报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76]。黄艳林认为,王亚南的一生成功创办了多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王亚南办刊必然受到他的治学经历、治学观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办刊思想:治学为办刊之本;办刊当以引领时代趋势为己任;办刊要“百家争鸣”;办刊是培养学术新人的重要方式之一。探讨并学习王亚南的办刊思想,对今天的学术期刊以至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仍具有启发意义[77]。
通过上述远非全面的综述可以看出,2007年的编辑学研究非常活跃,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但也有个别的重复和缺乏原创性。未来总是令人神往的,我们期待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在2008年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注 释
[1][4]邵益文.近几年编辑学研究中的主要论争[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2):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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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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