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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9年第1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 / 珞 珈
编辑学·编辑工作
·从文化分工看编辑职能的增强与演变 / 郝 捷
·试论编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 / 蒋亚林
·论编辑的归誉意识 / 郑小枚
·试论网络编辑活动的认知特点 / 蔡 洋
·落实科学发展观呼唤图书质检复合型人才 / 肖向阳
出版学·出版工作
·发展模式之争:近年来公益性出版研究综述 / 王立平
·书号:作为出版宏观调控的手段 / 何 皓
·中国著作权保护现状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和机遇 / 范家巧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版和使用者调查研究 / 夏立新
·浅谈出版产业运作模式与供应链管理思想的矛盾 / 刘 红 刘 军 吴 鹏
·病毒营销在图书出版发行中的应用 / 刘 锐
·协同营销:图书营销创新策略 / 刘剑飞
出版史•出版文化
·我了解的商务印书馆若干史事 / 方厚枢
·图书载体材料与阅读方式的变迁 / 易 真
·倾听民间书声 / 张国功
港澳台出版•国外出版
·奥兹城的智慧:大学出版社 学术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上) / [美]约瑟夫·埃斯波西托 丰 静 何 珊 译
·荷兰翻译图书市场一瞥 / 田传茂
多媒体·数字出版
·提高网络学术期刊认同度 / 邓仲华 王 琴
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专稿
·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 / 聂震宁
·从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发展 谈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 / 张增顺
·出版业评价体系创新的五重关照 / 王建辉
·德国电子出版业 当前总体趋势及未来的发展 / [德]乌苏拉·劳腾伯格 安 欣 译
·网络期刊的发展及其评价研究 / 谢新洲 万 猛 柯贤能
·论数字时代出版人才能力之培养 / 罗紫初

 

从文化分工看编辑职能的增强与演变

——兼谈当今编辑的价值创新地位

郝 捷
摘 要: 社会文化的分工演变,促成了编辑工作成为一种职业,并推动书籍由最初的统治阶层享用、文人圈子传播向大众普及。在这一过程中,编辑的职能得以不断增强,并逐渐确立了编辑的价值地位和创新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 文化分工 编辑职能 价值创新


 

(《出版发行研究》编辑部,北京,100073)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9)01-0034-03
    [Abstra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editing has become a profession.It  promoted the book to be enjoyed and spreaded from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circle of literates to the mass.In this process,editor’s functions have been constantly enhanced,and it makes editing the value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cultural innovation.
    [Key words] Culture division of labor Define edit function Value innovation
    孔子是出版界历来推崇的鼻祖之一,我们过去每每谈起编辑的职业特征时,多会引用老夫子的“述而不作”,讲起编辑的职业操守时也多为“为他人作嫁衣”。在此,笔者试图从“述而不作”和“为人作嫁”两点谈起,重新诠释编辑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述而不作”,论语中是这样讲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何为“述而不作”呢?宋代大儒朱熹是这样解释的: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1]。这就是说,他只传授、讲述旧闻而不创新。何为“信而好古”呢?钱穆先生说就是信服而喜好古旧的[2]。孔子何以有这样的想法呢?春秋时期,周王朝日渐式微,各路诸侯的割据意识、霸权意识日盛,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思想多元化”。孔子当时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按道理讲,他应该积极进取而不是抱残守缺,然而他何故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呢?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孔子生于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这我们就明白了,孔子的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的影响力对当时的掌权者来说还很不够。
    说到“为人作嫁”,这原本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叹。《全唐诗》中收录的《贫女》一诗写道:“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把它演绎升华成了编辑的一种无私奉献、甘于助人的品格精神。过去在讲这种精神的时候,突出的是编辑的一种辅助性劳动价值,而今天全球都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编辑作为这一产业链中的一环,笔者认为其意义已超出甚至颠覆了“述而不作”和“为人作嫁”的传统认知。

   
    广义上讲,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劳动分工以后的事。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社会分工始于原始社会后期,而编辑这一行当却出现较晚。但我国众多学者一谈到出版史,必追溯至商代甲骨文甚至更早,如肖东发、仝冠军在《图书起源五说》一文中归纳出五种有关图书起源的根据——“河图洛书说”“夏代产生说”“伏羲产生说”“殷商产生说”和“春秋末年产生说”。“河图洛书说”的根据是《易经》中的记载:“河出图,洛出书”,说是伏羲统治天下时,有龙马背着河图从黄河出现,有神龟背着洛书从洛水出现[3]。以下更是多举汉代之“佣书”(即雇人抄书)、宋代之坊刻……这是广义上对出版和编辑职业的考证和阐释。
    从严格意义上看,编辑这一职业应该是文化分工的结果。所谓文化分工,笔者的理解是,当社会由简单和单一劳动方式发展到多种劳动方式以后,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大大改善,同时管理的项目和任务增多,统治者在统治社会中,劳动者在生产生活中,对思想、文化的诉求提高,于是就开始形成文化行业,进而形成文化产业。“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精神产品需求的上升,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专门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劳动与物质产品生产劳动分离,成为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4]。文化分工的结果其实是经济分工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出版这一文化行为成为一种经济生产行为之后,编辑这一职业才有了独立存在于社会的价值。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或任何一个环节的经济行为,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认定任何一个经济活动的环节都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不仅为一个行业或领域创造增值,而且在创造增值的过程中还不断创新并影响整个行业或领域的发展。就拿编辑这一生产环节来讲,从理论上看,编辑工作依附于作者的创作,其生产活动的对象是作者的稿件,这是生产的基础,失去了作者的稿件就失去了编辑存在的意义。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发展靠的是以人为本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提高,并不是单靠各类作者实现的,从这一点来考察,作者依附的是社会。没有作者或者稿件可以脱离社会而产生。编辑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表面上看是作者创作工作的延续,其实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推动,其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编辑职业的社会性,这一点在当今的创意文化语境下更加突出,编辑作为社会文化的组织者和创造者的作用已远非“述而不作”和“为人作嫁”可比。


    我们还是以社会分工理论为起点。我们知道,生产力越发达,它推动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动力就越强劲,对分化社会尤其是分化经济社会的作用就越突出。有人做过统计,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时代到19世纪的几百年间,每产生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周期大约是几十年,而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周期被大大地缩短,几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就有新的重大的科技成果诞生;19世纪以前的科技成果大多由个人完成,而20世纪以后则突出显示了科研团队的作用。这一发展大势促成了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产业链也不断地分化出创造价值或使价值升值的节点,编辑职业在出版产业链上就体现了这一独立的社会性,也就是说,编辑职业本身也可以组成一个系统的价值链。例如东汉的许慎一人即可完成《说文解字》,而而今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哪一部不是由众多编辑参与编写出来的,更何况当今众多皇皇巨著甚至畅销书都有一个编辑团队在全程跟踪,有的还从选题创意、写作框架、章节内容甚至语言风格上,为写作者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案,营销推广运作就更不必说了。从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来认定编辑工作在当今和未来文化建设中应当具有的创新性地位。


    社会发展要求编辑工作独立出来,并担负起更加社会化的责任。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因为出版的商业性不强,编辑工作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甚至是作者—编者—出版者一体的闭锁系统。比如《文心雕龙》是怎么出来的?那是刘勰自己对文学进行研究的感悟和个人的一些思考的总结,有感而发,于是自己记录下来,呈示给同道者交流,基本上是在“圈内”传播。再如有学者研究清代的刻书,其出版者多是自写自编自刻,且这种出书行为多是对家学的传承,“在传统中国图书文化历史中,学术思想的创新、文化的进步从来没有完全依托商业化来保障”,“坊刻系统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几千年图书生产的主流,倒是以宗族为依托的私人刻书系统是中国传统图书文化的中流砥柱。超越历史时空的立言不朽思想是中国传统知识阶层最直接的学术生产、文化创新的原动力”[5],可见其商业目的不强。这与当时封建社会相对来说是个较为封闭的社会体系不无关系。
进入商业社会以后,社会的文化创造系统被打开,成为一个开放性系统,于是,编辑成为文化生产的组织者,负责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当今,数字化时代为出版业升级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也对出版业的经营和发展模式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因此,编辑工作特征和发展路径也应该有所调整,把编辑是“文化选择者—文化把关人—文化创造者”的逻辑,重构为“文化选择者—文化创新者—文化把关者—文化推广者”。怎么理解呢?文化选择者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选题方向,就像工程师设计建造一栋大厦一样,选用什么材料,不是建材生产者说了算。文化创新者就是编辑根据自己的选择方向和社会发展趋势,对生产者提出要求,类似于定制产品。这一点对编辑的要求很高,编辑只有真正吃透了时代精神和较准确判断出了发展趋向,才能够策划出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题。如一位时政类杂志的国际版编辑在2002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密切关注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变化和萨达姆的公开活动及言论,关注国际社会对美伊“言战”的态度,经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他准确判断出美国肯定要打击伊拉克,并大致分析出了打击的时间。于是,他大量收集有关美国和伊拉克的军事、经济、外交等资料,形成了一组选题方案,然后找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围绕选题方案框架撰写文章。结果,战争一打响,这组文章就在杂志上发表了,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文化把关者实质上就是检验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是否符合前两项的要求,这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把关人相比,其内涵扩大了,因为这是编辑对自己的选题方案在作者那里是否得以准确全面落实的把关,是以一个生产组织者的身份出现的。文化推广者就是说,编辑也要做商人,做文化商人。不要以为做文化商人会有损文化人的尊严。我们知道,当清王朝灭亡后,大批以儒学谋求功名仕路的文人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开始探寻出路,不少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化抱负,共同组成文化小团体,形成“同人出版”的社会风气(如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顾颉刚、章川岛、江绍原和李小峰等创办同人杂志《雨丝》),而在当时仍抱残守缺的迂腐清末遗子对于这种“同人出版”嗤之以鼻,因为“同人出版”除了追求“同人”们共同的文化理想外(这才是“同人出版”的根本),其出版物也是要卖钱的(这是保障“同人”们文化理想得以持续传播的手段),于是就沾染了“铜臭味”。但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同人出版”充满了创造新文化的精神和追求,可谓承继和创新文化的楷模。再看“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可谓是我国现代商业出版的开山鼻祖,其创新性的商业出版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所以,从大的社会发展机制来看,商业行为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制。
    当然,围绕新时期确立编辑地位、发挥编辑作用的工作还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如创新编辑手段,创新营销方式,创新服务理念等,在这些过程中,都能体现出编辑职业的价值创新作用。
注 释
[1][宋]朱熹.集注[M]//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27
[2]钱穆.论语新解·述而第七[DB]
[3]肖东发,仝冠军.图书起源五说[J].出版发行研究,2003(4):75-77
[4]冯子标,焦斌龙.分工、比较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2-113
[5]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1

(收稿日期:2008-11-12)
 (ID: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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