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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9年第二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企业的文化责任 / 珞 珈
专论·特约稿
·30年前时代的见证 / 许力以
·改革是三十年发行业的主旋律 / 介子平
·数字时代的阅读 / [美] 练小川
·儿童文学出版的市场表现及价值诉求 / 韩 进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选择的普世价值 / 崔 丽
·期刊印前设计技术与版式的变化 / 罗再武
·科技论文的审美价值研究 / 李 辉
·名牌栏目——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研究 / 吴忠才
出版学·出版工作
·基于STP的大学出版物市场创新性研究 / 崔 明  宋 婵
·出版业务外包与核心能力培养 / 顾金亮 史建农
·数字时代出版与新媒体竞合探究 / 张美娟 李密珍
·国内独立杂志浅探 / 郑智斌 陈 懿
·对“以读者为中心”出版理念的辩证思考 / 刘 艺
·解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出版文化元素 / 姚建琴
博士论坛
·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出版市场分析 / 吴 赟

 

30年前时代的见证

——回顾改革开放初年出版领域的前进步履

许力以


(中宣部出版局,北京,100031)
    30年前这是重新点燃烽火的年代,自“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们意气风发,被长期压抑的心中怒火爆发出新的火花,这新的火花照亮祖国的大地,在大地上人们高歌猛进。
    在出版的领域里,大家更是喜笑颜开,迎接新的思维,新的风貌。“文革”10年的困扰,人们没有书看,思想困厄于小的天地里。经过30年,遍地火树银花。
前景光明灿烂,必须解脱自我
    “文革”结束以后,出版界必须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才能起步向前。出版界的老同志都知道1971年中央有个43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包含有周恩来总理许多重要的指示。1971年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召开了一次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总理多次严厉批判极左思潮,说社会上没有书看,新的书出不来,旧的又不用,怎么办?“文化大革命”一概把书封存,以一封为省事,开放就难了。周总理说:现在什么读物都缺少。新书要出,旧书也要选一些好的出版。旧小说不能统统当作“四旧”,《红楼梦》能算毒草吗?又说,现在要广开言路,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著作是主要的,但也要学历史、地理,学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这不行,越来越狭窄。
    会议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讨论了出书计划,要多出书出好书。会议形成文件,这就是中央发出的1971年43号文件。但是文件在定稿时,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之手,文件对“文革”前17年出版工作全盘否定,作出“两个估计”,即新中国建立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这“两个估计”把“文革”前的出版工作认定为反革命的工作。这样,出版界的组织、人和事,其活动都是反革命的。
    这“两个估计”,必须推倒。如不推倒,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在揭批的过程中,还有个别同志认为那次会议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文件中又引用周总理的许多指示,认为应该肯定这个文件。
    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2月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这是“文革”结束以后,首次举行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解除思想上的束缚。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同志主持会议。王匡是1977年5月被中央任命为国家出版局局长,“文革”前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文革”期间,他被诬害关在牢笼10年,刚刚解脱,就匆匆赶来上任。此前,国家出版局也有几位主要领导,如石西民同志1975年被任命为局长,但在“文革”后期,犯有错误;还有徐光霄同志,他在1972年就被调回恢复出版工作,他做了许多好事,但最后也未能站住。所以中央派来王匡主持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王匡在报告中指出:43号文件的“两个估计”,是打击革命干部、打击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是镇压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紧箍咒。他说:必须彻底批判“两个估计”,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在会上,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才能向前。
1978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为这次会议与今后工作写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报告肯定了新中国建立17年出版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
    回顾国家出版局机关,在“文革”结束前,机关内部只有100多人。但在这个小小的机关里,也很不平静。“文革”开始,出版方面的主管机关中宣部和文化部都已被摧毁,出版社已关门大吉,干部都到了干校劳动改造,出版领域冷冷清清,无书可出,书店除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无书可卖。敬爱的周总理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他下令调回原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同志,恢复出版工作。徐在解放前就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是很好的老同志。徐孤掌难鸣,就从干校调回一批老同志,重新开锣,恢复出版业务。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有些风吹草动,如什么“反回潮”“批邓”,在国家出版局的机关就掀起巨浪,在个别人的策动下,院内贴满大字报,一定要抓出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黑线代表人物。这时陈翰伯同志就被无辜套上绞索。而陈却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他在抗日战争前入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堪称共产党在新闻出版界的优秀代表。由于他多次被打击和诬陷,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早早就离开了人世。
社会的呼唤,缺书如缺水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们欢呼雀跃。干部也已陆续从干校回来,学校也逐步走向正轨。但是人们没有书看,缺书如缺水,社会反映强烈。“文革”10年,人们不敢言语,现在“四人帮”已经倒台,还没有书看,那该是什么社会?1978年春天,王匡来了以后提出要印一批书,供应社会,解决书荒。此前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但都是一本一本地来,结果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当时国家出版局定下的书目,共有35种:一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10种,如《子夜》《家》《郭沫若剧作选》《曹禺剧作选》《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二是中国古典文学9种,如《东周列国志》《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三是外国古典文学16种,如《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九三年》《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鲁宾逊飘流记》《一千零一夜》《牛虻》。
    这35种书,大部分都是古典名著,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都是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他们的书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几乎无人不知。中国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凡初具文化者都会背诵和喜欢阅读。“五四”时代的大作家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和上面所列的当代革命小说和古典文学,都是几十年来累印不衰的力作。
    这35种书每种印40万到50万册,一共印1500万册。现在听起来印数好像是天文数字,但在当时还是难以解决“干旱”的问题。
    重印这些书,各方面都非常积极,印刷方面立即行动,作出安排,发行方面觉得越早越好。但是好事多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纸张问题难以解决。印1500万册书籍,需要的纸张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一般纸张库存不多,但有大批存纸准备供《毛泽东全集》印制时使用。而这些纸张是不能随便动用的。此时王匡去请示上级领导,最后得到主管吴德同志的支持,同意动用这些储备,因为当时还未能出版《毛泽东全集》或其他新的《毛泽东选集》。这样纸张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大家都喜笑颜开,尽快开印,要赶在1978年“五一”节这一天发行。要求同时在全国几个重要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西安等市销售。在“五一”这一天,新华书店人山人海,比春节排队购物还热闹。书店的同志全部上阵,热情应对。不少读者半夜就来排队,有的书店门窗的玻璃被挤破了。购书的盛况,难以言表。
    35种名著,集中投放,广为发行,效果非常好。读者反映,天空出现彩霞了,有书看了。此前印过《红岩》和《青春之歌》;以后35种名著有一部分又重印;到了1978年秋天,又选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图书100种,再版发行。但社会长期缺书,书荒现象还是未能解决。
    当时缺少读物最严重的还是少年儿童。为解决少儿缺书的问题,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一次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此时王匡已经离开国家出版局,到香港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去了。庐山会议由国家出版局代理局长陈翰伯主持,我作为副局长协助他工作。会议联合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全国科协等单位共同召开,并邀请社会知名作家出席。
    会议首先揭批“四人帮”,解除思想上所受的束缚。思想不解放,优秀的读物也难以出现。为迅速改变少儿缺少读物的状况,会议作出规划,要求在1979年“六一”儿童节前后出书1000种,在新华书店供应;3年内出版29套读物,包括少儿百科全书、小学生文库、少年自然科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和教师丛书等。与会作家心情振奋,在会上发言表态、作画、作诗,表示回去将努力创作,以作品贡献社会和少儿。
    事后检查,上述出书任务都已按时完成。1979年“六一”儿童节,新华书店热闹非凡,新出的少儿读物展现在柜台和装饰着橱窗,家长和少儿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购书。“文革”10年,搞乱了社会。庐山会议是国家出版局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业务会议。会议结束后,国家出版局联合上述单位写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1978年12月8日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接到报告只隔13天,就在12月21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国家、社会、人民都关切着少儿的成长。
放开手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解除思想上的束缚,是最重要的一环。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使出版走向繁荣。出版堪称社会文明的枢纽,经济的发达、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提高,都反映到出版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小平同志的领导,又批了“两个凡是”,解放了思想,社会改革开放,而出版如何改革,才能适应全国的形势?
    1979年国家出版局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接触各地出版社的领导、编辑,访问了一些作家,征求读者和图书馆方面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1979年l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长沙会议确定了出版方针,放开手脚,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促使出版事业走向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时有一种思想,觉得由于社会上急需图书,出书较乱,需要整顿,需要提高质量。这些意见也是对的,但当时最重要的还是解放思想。不少地方出版社提出要突破过去的“三化”(通俗化、群众化、地方化), 出书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湖南的同志认为,现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比解放初期大大提高了,过去在“三化” 方针下,出版的那些通俗读物,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四川的同志也认为过去局限于“三化”,出书强调字大、图多,内容配合运动,结果本版书出得不多,有保留价值的更少, 认为四川这么大,一亿人口,全国哪个出版社都包不了。
    会上发言很踊跃,许多省的同志也有同样看法。国家出版局党组研究了大家的意见,觉得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不能再局限于过去“三化”方针。当时陈翰伯代表局党组,作了全面的讲话。他说,我们推倒了“四人帮” 的两个反革命“估计”,三中全会以后,出版工作出现了转折,不仅突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有些17年不敢触动的问题也有所突破。关于地方出版社,他说:地方出版社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 限制。又说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两个积极性, 目前要特别注意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同时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
    长沙会议开得很成功,在会上虽有争论,但明确了地方出版社的方针。30年过去了,追索长沙会议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地方出版社在出版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来看一看出版书籍的数字,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2万种,地方出版社出书还不到1万种,而且大部分为通俗读物。“文革”后,从1979年长沙会议起,经过10年,1989年全国出书共7.5万种,其中地方出版社就占5万种。从那时到现在,经过30年,地方出版社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有水平的图书。近年的统计,地方出版社出版图书都占一半以上。这不能不说是长沙会议的贡献。
开辟新的途径,扩大和增强实力
    长沙会议以后,出版社的体制有了新的变革,出版社的数量大大增加,出版的实力进一步加强。地方出版社原来大多只有一家人民出版社,后来都分出建立许多地方专业出版社。从一家出版社变成四五家或六七家出版社。
    新社的建立首先从少儿社开始。1978年10月庐山少儿出版工作会议后,国务院批转会议的文件中明确规定,有条件的省、市应该设立少儿出版社,没有条件的可先设立少儿编辑室,以增加少儿读物的出版。鉴于少儿读物奇缺,当时全国有2亿少年儿童,而只有上海少儿和北京中国少儿两家出版社。所以,庐山会议以后,少儿出版社在各地纷纷建立,如天津新蕾、山东明天、河南海燕、四川、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等少儿社陆续开设。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要求,省、市陆续建立文艺、教育、科技、美术等出版社,这些专业社大多从当地人民社分出,有的人民社在这一方面的编辑室已有充足力量,很快就建立了机构;有的先搭起架子,再充实力量。还有,在一些经济单列的大城市,如青岛、大连、沈阳、武汉等,也都在1980年代设立了出版社。
    省、市建立了多家出版社以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出版物大为增加。新的作家、艺术家也开始有新的园地,充分发表自己的作品,对于科学技术方面,也得到更扩大的传播。从社会读者大众来说,开始有较为丰富的读物,可以选择阅读。
    在增设出版机构方面,尤为突出的是,许多大学建立出版机构。“文革”前,只有一家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代开始,一些有名望有规模的大学,均被批准建立出版社,如北大、清华、农业大学、北京师大、外语学院、华东师大、复旦、南开、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师大等,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陆续建立的大学出版社有70多家。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代中期达到100家。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大专院校有丰富的资源,教授和研究人员是重要的著述队伍,而且背后有图书馆和资料室,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发挥这方面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建树。据了解,大专院校出版社,现在出书占了全国出书两成。其出版物不但有教材和辅助教材,而且有多方面的学术著作以及系列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这是不可替代的力量。
盛世创业 植树成林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年代,百废待举。人们洗刷了身上的污垢,心胸顿时开阔。对旧日失去的,想迅速弥补;对新事好事,想赶快兴办。此时国家出版局努力策划和推动重点出版项目。马列主义方面,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6年出齐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1990年出齐60卷;中国伟大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著作,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从1983年到1994年共出版了三卷。
规模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在1978年就成立了专门出版机构,开始组织编撰。此大百科1980年首先出版了《天文学》卷,经15年辛劳,组织全国有名专家参与编撰,全书共74卷,已于1983年全部完成。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探索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当代中国丛书》,由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专家撰写,从1983年起,历时15年,共出版了150卷。
    在1980年代以前,“文革”还未结束,在周总理的关怀和督促下,国家出版局制订了中外辞书(160部)的出版规划,并于1975年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和落实了这个规划。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即时得到在病中的周总理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批准。
    规划中分量较重的,如《汉语大词典》,共12卷,由上海牵头,华东几省合作,经过19年的艰辛,于1994年全部完成。这部大型词书由陈翰伯亲自抓,为组织和推动这部书的出版,他付出大量心血,但书还未出齐,他不幸于1988年去世了。他生前预见可能看不到劳动成果,他引了陆放翁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与《汉语大词典》同时进行编撰的是《汉语大字典》,两部称为姐妹篇。大字典共8卷,由湖北和四川两省合作,也是从1975年开始,经15年的努力,于1990年出齐。我在国家出版局时,分工抓这部字典,我回到中宣部工作后还继续参与。由于我是这部大字典的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加快大字典的出版,我于1979年11月2日向胡耀邦同志写了信,他于1979年11月13日作了批示:“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助进行,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耀邦同志的批示下达以后,大大推动了两省的编撰工作,鼓舞了全体编撰人员。在编撰中存在的如体制问题,也得到顺利解决。
    在辞书的出版规划中,除《辞海》以外,还有《辞源》的修订工作。《辞源》的修订早在1950年代末就开始,这次为加快步伐,组织中南几省共同进行工作,并由商务印书馆抓总。修订后的《辞源》,分批出版,1983年已出齐4册。在修订过程中,陈原和吴泽炎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吴泽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大半生,在最后的岁月里,埋头于《辞源》的修订,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非常可敬。
    规划中的其他辞书,包括各种外语大小辞典,都已在1980年代分别出版。以后专业的和综合的出版社还继续不断出版新的辞书,过去自我讥讽的“大国家小辞典”,已成过去,再没有人说起。
    在文学艺术方面,特别是美术图书,有重大的编撰出版项目。1980年代初,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发起,联合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书画社共5家共同编撰《中国美术全集》60卷,此书已于1989年出齐。专家们认为60卷美术全集,难以包括中国古代以来的美术代表作品,倡议出版更大规模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此事得到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的支持,由他抓总领导。1985年7月,中宣部出版局会同国家出版局、文化部文物局召开会议,邀请部分省、市文化厅、局、博物馆和有关出版社的领导来商量此事。大家都表赞成,会上讨论了编撰的方针和要求,并确定在编撰60卷的过程中,同时进行此项工作。1986年3月,中宣部发文批转上述三局会议《关于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报告》,要求各省、市宣传部帮助和督促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密切配合,做好这套大型图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此全集最后定为300卷,由全国34家有关出版社参加,分类分卷编撰。全集规模宏大,内容包含原始社会以来的重要作品,堪称史无前例。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为此项工作,前后曾下达过三次文件。全集动员了全国美术方面的专家共同合作,并得到中央和地方财政上的支持。可喜的是经过22年的努力,现在已出250卷,还有50卷,争取在2009年国庆节60周年时,完成此项重大工程。我在中宣部任职时,就被指定主管这一项目,我退下后要我继续负责完成。我深感责任重大,现在情况与当年大不相同,千思万想如何解决困难,来完成这项光荣使命。
    1980年代开始,出版领域在各个方面都积极展开工作。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图书,重新制订规划。从1980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开始汇总过去已译和新译的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古典名著,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过多年的努力,到现在已经出版400种。中国古籍的整理,从1970年代末开始,遵照陈云同志的指示,重新建立规划小组,以中华书局为基地,组织队伍,开展工作,并拨出专项经费,按计划进行。
    特别应该说到,《鲁迅全集》新注释的出版。大家知道“文革”开始,“四人帮”就利用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的注释,大做文章,特别是针对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注释,横加指责,兴师问罪。鲁迅的著作和思想鼓舞着中国人民,“四人帮”想利用鲁迅这面伟大旗帜,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鲁迅诞辰百年之前,1975年周海婴就《鲁迅全集》的出版问题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作了批示。国家出版局为落实毛主席的批示,进行《鲁迅全集》出版的准备工作,1976年4月在济南和北京召开了座谈会,但后来工作延缓下来。王匡来到国家出版局以后,就考虑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经过酝酿,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9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新版《鲁迅全集》注释本的出版,由谁来负责审定,社会很为关注。后来商议请胡乔木同志抓总审定,并提议由林默涵同志主持编辑工作。林在“文革”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实际上他是主管文艺方面的工作,他非常熟悉情况,而且有很高的理论修养,是很合适的人选。但是“文革”开始以后,他被诬害揪斗,身陷囹圄,此时还在江西劳动改造。   
    由林默涵来负责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事。这样对林必须进行解脱,才能回来工作。这真是好主意,既使林上任工作,又令他走出牢笼。后来中央审定了林默涵的问题,林很快从江西回到北京,进入工作状态。
    新版注释本《鲁迅全集》在乔木和林默涵以及许多专家的努力之下,已于1981年问世。新版在1958年版的基础上,增收了所有佚文,并对注释作了全面的校订。
    我们不能忘记前人对《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所做的贡献,鲁迅先生逝世不久,在极其艰辛的岁月里,由出版界先辈胡愈之同志策划,1938年最先出版了20卷的《鲁迅全集》;以后过了20年,由参加过长征、鲁迅生前的密友冯雪峰同志主持,1958年出版了10卷注释本《鲁迅全集》;又过了23年,由乔木与林默涵同志主持,1981年出版了16卷注释本《鲁迅全集》。
版权立法,稿酬制度的复生
    严冬已经过去,春风吹遍原野,草木出现生机。出版方面思考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版权立法。确认版权,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革”结束以后,外国学者和出版界代表团,陆续到中国参观访问。他们许多人到书店、图书馆浏览。反馈的信息,既使人烦恼,又催人醒悟。国外的朋友看到我们陈列和出售的图书,有不少是他们出版的,事前未经作者和出版者商量,就擅自翻译出版和销售,他们向我们提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著作权。但是我们未参加什么版权公约,算不算侵犯?西方在历史上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到现在一直推行版权制度,我们是否也要遵从?
    是的,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还要搞清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科学水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私人企业和引进外资。我们经济比较落后,我们走这条道路,还有很长的旅程。拒绝版权,不承认版权,也就是杜绝知识产权。对内对外不保护、不奖励发明创造,自己就会把自己发展的道路堵死。
    我国和美国建交以后,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率团访问美国,中美签定了《中美高能物理协议》,协议中提到保护版权的问题。同年3月,中美双方开始商谈贸易协定,美方再次提出版权保护问题,要求在我方版权法公布之前,双方按世界版权公约的规定保护对方的版权。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努力向前。1979年4月21日,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呈送报告,要求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同年4月26日,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同意报告,请你们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于是,国家出版局立即组织班子,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着手起草版权法。在此期间,曾陆续邀请国外的版权专家来华讲学,使我们增长知识和吸取经验。
    起草版权法,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不断摸索,多方征求意见,可以说几经千百次修改易稿。版权立法,最初我参与主持工作,1982年我被调回中宣部,因我主持中宣部出版局,所以我还继续关注其事。特别是关于参加世界版权公约,各方意见不一,其中涉及版税是否有能力承担的问题。后经调查研究和仔细测算,出版社可以承担,不必由国家拨款,考虑到国际关系和我们必须不断吸取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我们参加世界版权公约不容置疑。基于事情的迫切性,中宣部于1985年4月2日向中央书记处呈上《关于我国参加世界版权公约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由我参与主持起草,1985年6月2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同意了此报告。
    为了推动版权立法尽快实施,我于1983年建议在版权法正式出台之前,先以暂行条例的形式发布,由文化部通知试行,我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以后文化部成立了国家版权局隶属机构,同志们作了大量工作,版权法又经多次讨论、争论和修改,终于1990年9月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颁布施行。又经过磋商,由我国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申请,1992年7月和10月,分别被批准参加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这样,经过10多年的努力,完成了我国版权立法的程序。
    早在版权法起草之前,“文革”结束一年之后,1977年王匡上任不久,就提出要尽快恢复稿酬制度。
    恢复社会秩序,使人们生活走上正轨,稿酬制度是出版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文革”10年,稿酬制度已经停止。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要恢复稿酬制度,却不是一件小事。
    为了恢复稿酬,国家出版局向作家和相关的人士征求意见时,相当多的好心人,不赞成立即恢复稿酬。可见极左思潮的影响。在过去的年代里,张春桥曾大吹特吹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姚文元也大写文章,否定稿酬,认为实行稿酬不合理,不利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过去多少次运动,知识分子不少受害,或者受牵连,宁左勿右的思想,不是一时能消除的。
    国家出版局提出即时恢复稿酬制度,毫不犹豫,下了决心。经国务院同意后,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0月12日发出《关于试行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办法的通知》。当时制定的稿酬,付给作者译者的标准是很低的。但其意义并不在于稿酬多少,而在于政策,在于“四人帮”倒台不久,就很快恢复了“文革”前正确的政策。
    当时恢复稿酬制度后没有多少时间,社会反映极佳。虽然在事前有的作家说要慢一点,但是事情铺开以后,老作家纷纷表示赞成,认为应该如此。一些很有名望的老作家通过报刊表态,说这是繁荣创作的好事,是出版事业兴盛的先声。国家出版局以后又派人外出调查,了解到作家学者和出版社的意见,对稿酬标准又作了调整。1980年5月24日国家出版局又新制定了《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新规定比原来规定的付费标准略有提高。新规定特别重要的是恢复了印数稿酬。随着社会形势和经济发展的情况,稿酬制度不断作了调整。
    稿酬是一项重大的政策,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实施稿酬制度?这个问题争论了多少年,摇摆不定。“文革”前17年,稿酬随社会运动的变化而变化,总是反反复复。承认版权,保护作家学者的著述权利,繁荣创作,发展学术,提高科学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政策。保护版权,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实行稿酬制度,就是版权立法的重要措施之一。
    30年只是一瞬间,但是社会变化如此巨大。出版领域,从书荒走向繁荣。为改进和发展出版事业,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出版工作,特别是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一直指导着近30年来的出版工作,对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影响。文件由中央领导同志主持起草,在起草过程中,召开过多次会议座谈研究,又经与有关部门反复磋商和修改,最后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工作千头万绪。如对外交流和合作方面,大家走出去,迎进来,打开窗户,吸取清新空气,学习经验,取得非凡的成果。在许许多多方面,还有待叙述。在那个年代,我有机会参与出版方面的重要决策,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亲历出版改革的过程。这也是非常幸福的事,给自己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事经30年,要书写的内容非常之多,心头起伏,不易停笔。期待未来的20年、30年后的美好时光,更加繁荣的情景,出现在人们面前!

(收稿日期:200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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